从一个普通的爱国学生成长为60年代毛主席最信任的干部之一，吴德这一路走来，兴于爱国救国，奋起行伍之间，从革命一线到政治、教育、文化等诸多重要岗位走来，他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政治“多面手”。
吴德的一生一步一脚印，若说横空出世，他委实不算，他只是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竭力保持清醒、忠正与人情。
青年吴德：弃学革命，立志救国
1913年，河北省丰润县大新庄镇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如同所有20世纪初的农村家庭一般，他自小就对饥饿有着近乎痛苦的记忆。
吃不饱饭，脑子就转不动，一家人送这个聪明的小娃娃进学堂，可一上课，他肚子嚷得几乎比夫子一声声“发乎情，止乎礼”还大声。
因为家庭实在困难，以至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用他爹娘的话说，尽管“脑子比当铺的算盘还灵光”，还得回家来挨饿，进学是断断续续的，如同进食一样。
但粮食的短缺并没有过多影响吴德启蒙，他无疑是敏锐的。没到十岁，他就从留过洋的先生口中获知，他们大丰润自古以来都是粮食重镇，“那怎么会吃不饱呢？”小吴德喃喃自语。先生只是悲悯地看着这个瘦的发黄发黑的孩子，“等你长大了……罢，孩子也好。”
但吴德还是这样热切地长大了，小时候，爹娘总盼着这孩子长大，大了，家中就多一个劳力，吴德可以去镇上的财主家帮工——他们家是有书的。但等到吴德真的长成了一个青年人，他们又都错愕了。
这个孩子太有出息了。吴德在大新庄镇上有一年没一年地念完小学和初中后，于1930年考人了北平志诚中学，一时间，他几乎成为了整个镇子的焦点，每个经过吴德家的人见到父母亲戚，总是笑容可掬，到了这份上，总要恭维一句：“令郎以后定是国民党的大员。”
那时，一个镇子，一个镇上的农家人，能出一个“国民党”，那是多么光宗耀祖的事情。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远在北平的吴德此时已经深深地被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吸引，并立志成为了一个终身的马克思主义者。
后来，吴德又转到弘达中学就读。学校换来换去，不变的是，在念书期间，他一次次地参加北平学生示威团到南京的请愿活动，联合南京、山东、上海、安徽等地的进步学生团体一起包围了国民政府，后又被国民党反动军警遣送回北平。
也有在北平在亲戚的熟识，见了他这副“做派”，都忍不住心惊胆战，只是千叮咛万嘱咐：“切莫让二老知晓了你这些‘事业’，你毕竟是‘光脚的’，比不得少爷、小姐们……”吴德只注意到那人说起“事业”二字，有恐惧、有逃避、还有隐隐的厌烦，唯独没有支持和鼓励。他只说：“既然一无所有，那也无所失去。”
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呐喊道：“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枷锁，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一番宣言，几乎点燃了中国青年狂飙突击的激情。饶是自小老成的吴德，也忍不住在深夜反复咀嚼。
1932年，吴德加入反帝大同盟。同年，吴德考人入了中国人民大学，但此时正是民族危亡之际，因革命工作的需要，他放弃了学业，选择成为了一名职业革命者。
唯一令他舒心的是，这一次没有人再来“劝解”他——“你以后都只是一个高中文化。”他甚至想好了如何反唇相讥，但是没有人来质问他了。至少，所有人都看清了局势，此时正是斗争救亡的时节。
1933年3月，他加人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吴德被派遣至距离老家不远的唐山市开展工人运动，丰润县和唐山相隔得实在不算远，吴德儿时常常能听到唐山媳妇招呼着“回娘家”的嗓门。
操着一口丰润话，吴德深入工厂、煤矿，他本不是呼朋唤友的张扬性子，这一套“广交朋友”的方法，他使得磕磕巴巴，有时顶着一张涨红的脸皮，强撑着和煤矿工人们说些粗话浑话，倒也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在他的努力下，建立了赤色工会、唐山市工会联合会。在此基础上，开展发展党员工作，并成立了党支部。
1932年至1937年期间，吴德不算是“一鸣惊人”派，他工作扎实，走得坚实，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驻唐山市工会的一名小小的特派员，因为出色的工作能力，被提拔为唐山市工联党团书记，再到华北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一路至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职工部部长，华北铁路工委书记等职。
1935年底，吴德任北平市委副书记，兼任职工部部长、华北铁路工委书记。1937年4月，他前往延安，参加了苏区党的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
七七事变后，吴德先后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冀热察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兼冀东分委书记。
1938年，他领导了冀东武装起义和唐山、开滦矿工起义，为建立冀东抗日联军，他从动员一线、组织一线走来，期间，他为坚持和发展冀东抗日游击斗争倾注了全部精力。
他没能成为了所谓的“国民党大员”，而是回到了家乡，成为了一名游击战士，真正地用血、以心保卫着那片土地。
跋山涉水去延安：稳扎稳打的七大代表
1940年，吴德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并赴延安，此时，他在一干新干部中，已经算是“老前辈”了，虽然年仅27岁，革命经验却十分丰富。
中央要召开七大的消息，他是在天津得知的。在天津的党组织有电台,能够常常和中央和中央分局进行联系。
很多年后，吴德都记得那一刻，他和阎达开和谷云亭一起收到了这个消息，三人先是面面相觑，仿佛需要一段时间来缓冲整个喜讯，但确认了以后，也没有人张狂大笑，他们只是竭力忍着心中的喜悦，背过身去，继续工作。
为了参加七大，他们从天津出发,先行至平西，即冀热察,在那里整顿了一段时期后继续前进,于1940年四五月间,到达晋察冀中央分局，并向分局的领导彭真、姚依林等人进行了工作汇报。
到了晋察冀之后,吴德才发现，晋察冀分局把冀中区、冀东区、冀晋区、冀热察区的代表们都集中了起来。他们有来自部队的，来自地方的。他们认识了很多新的同志。
代表们简单认识了过后，为了便于领导和行动，组织上决定成立一个领导小组,来自地方的，有李葆华、鲁贲和吴德,其他都是来自部队的。
过了许多年，吴德仍能将人名一个个数出来：“还有冀中的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带队的是一个老红军叫陈伯钧，当时我们需要过同浦路,我们专门找了一个向导。”
通过同浦路后,来到一个叫白水村的地方，到处都是黄土高原深深浅浅的沟岔,有的深达几十丈。正当我们沿着公路走的时候,遭到了敌人的伏击。那时我跟冀中区党委副书记鲁贲在大队后边走,我们两个都牵着马,一个人带两个警卫员。
一行人一边走,一边聊，只听见前边“轰——”地一声响,鲁贲喊道:“前边可能出事了!”说着便骑上马就往前冲去。吴德还在后边,看见前边的人往后撤。
狡猾的敌人把一个尖兵排放过去,专打吴德那一段。“我们带着两个连,这两个连是贺龙的八路军第一二O师的”，吴德点出，连队的任务是护送一批物资和材料到晋察冀，正好和自己一组人马顺路。
这时，吴德和冀中的代表侯玉田在一起,侯玉田在冀中一带打过游击战，对当地的地形地势十分之了解，一见对面的来势，便明白硬刚只会如了敌人的意。他老道地说“马路上走恐怕不行,要下坡到田埂、田坎去。快，跟我走。”
一溜儿人摸黑边打边撤,来到了山沟，足足十几丈深。吴德一行人围着沟慢慢找路,在此过程中还碰到了陈伯钧、李葆华和孙志远。很快，他们就意识到了轻狂的复杂性——因为向导跑了,他们迷路了。
天蒙蒙亮的时候，吴德、陈伯钧、李葆华一行人才走出去,来到了一个村，这次遭遇令吴德他们损失惨烈,不仅把他们要送给中共七大的礼品打丢了,还牺牲掉了一些同志，从晨雾中走出来，吴德已经无暇去留意身处何地，脚踏何方了。
后来，在一些热心的老百姓的引导下，他们来到了贺龙和关向应的第一二O师师部的所在地晋绥军区司令部。在那里稍作休整了，了解了他们的情况后，重新给他们配备马、被服和一些装备,以防万一，专门派遣部队护送吴德一行人,才最终到达延安。
到延安后,他们向中央组织部报到,就开始就住在组织部窑洞。吴德还记得，那时组织部长是陈云,副部长是李富春。之后,他们迫不及待地向中央作了关于唐山开滦煤矿同盟罢工以及冀东暴动前后的情况的汇报。
当时听他们汇报的有毛主席、王稼祥、任弼时等人。由于中央推迟了七大开会的时间,所以吴德在延安一住，就是五年多。
1945年8月，吴德调冀热辽分局任组织部长。后调任晋察冀边区政府交通局局长兼平绥铁路局局长、党委书记。1947年年底，吴德任冀东区党委书记，冀东军区政委兼唐山市委书记、市总工会主席。
吴德一行人到延安后,其他人都在中央党校学习,党校有一部、二部、三部、四部、五部。来党校学习的有各根据地来的干部和白区来的干部。但是吴德没去成。他到了延安没多久，就因城市工作出色，被分配到新成立的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专门做敌占区的城市工作,包括了东北、上海。
他调到那儿当秘书长，同时调去的还有粟再温、晋绥的张家富、东北的李范五、上海的卢伯明。委员会成立了东北组、上海组、平津唐(敌后的北平、天津、唐山)敌后城市组,开办了学习班,经训练之后,再派到敌后去做地下工作。
后来,中央成立情报部，部长是康生,副部长是叶剑英和李克农。下边设四个室,第一室就是办公室,第二室是训练,第三室是军情,第四室是政情。
吴德当时是第四室政情室的副主任，即进城以后的中央调查部,后来改成安全部。那时,他们的组织生活主要在社会部。
一边开展工作，吴德还时常念叨：“我没去党校学习,真是……这可是……”言语间满是遗憾，无外乎吴德被起用还如此沮丧，当时中央党校彭真任副校长，黄火青秘书长,实际负责人是彭真，而校长，正是毛主席。
党的七大是1945年4月召开的,地点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虽然会议已经过去许久,但是老年吴德常常颤抖着回忆道：“作为当年亲自参加七大的代表,这是我一生中，都十分值得骄傲的事。”
建国再发热，砥砺又前行：“吴德有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吴德任燃料工业部副部长，他也很可乐，自己有着多年下工厂、下煤矿的工作经验，可不就适合干这个。
当即又去进修了一番，可还有人打趣：“您这城市工作经验还需要进修，得是您去当老师。”他却一本正经道：“不一样不一样，现在是新中国了，国家民族在进步，我也要进步。”
1950年至1952年，吴德任中共平原省委书记。同时，由于他常年活动于冀东，群众基础好1952年7月至1955年5月，吴德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1952年12月至1954年8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1952年8月至1955年1月任天津市副市长、代市长、市长。
1955年2月至1966年5月，吴德调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其间曾兼任吉林省军区政治委员、省军区政委。1956年，吴德当选为党的八大代表，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吉林省工作期间，他口碑极好，坚持集体领导，善于团结省委一班人，搞工业、农业生产都是一把好手、
在困难时期，他经常到各地调查研究，及时调整和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亲自做出表率，参与劳动，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每当他饿着肚子工作，发出一阵腹鸣时，工作人员都会劝解两句，可吴德却想起了而是饿肚子读书的事情，竟笑了起来，笑气充斥着整个胸腔，倒也不怎么饿了，然后悠悠感慨道：“还是长大好。”
1957年3月，吴德任天津大学校长。在其在任期间，天津大学新校址落成行政楼1幢、教学楼4幢、实习工厂和实验室15个，学生宿舍楼21幢、并建成教职工宿舍5个新村、大礼堂兼食堂及各种生活服务设施等,西沽全体师生迁人七里台新校址。
1960年1月起，吴德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副主任。1960年10月至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1966年5月至12月，吴德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1966年6月至1967年4月，吴德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正是在此期间，他陪伴毛主席作战，成为了主席身边最信任的干部之一。
过去,毛泽东就有一个记名字、解名字、甚至改名字的好习惯,使人们初次见到领袖的紧张感、拘束感,一下子消除了一大块。
通过解名字赞扬干部，使干部的激励感、荣誉感提升了好几倍。如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议上评价北京市负责干部吴德:“吴德有德。”这让吴德感到心中一阵熨帖，他原名并不叫吴德，甚至不姓吴，后来因革命形势严峻，工作任务难度大，他时常改名，最后定了整个吴德，却是无心。
1972年5月，吴德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其间，他在1967年至1971年十年间担任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1年3月至1972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1972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1977年12月至1978年10月兼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校长。
1970年6月至1975年1月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1973年8月至1980年2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5年1月、1978年3月，吴德相继当选为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5年11月29日，吴德于北京逝世，享年82岁。
纵观吴德的一生，绝对算不上幸运平顺，在特殊时期，他也竭力和反动势力作斗争，但总是受伤多，遭毁多。
一句“吴德有德”，将他拉至了主席身边，但他却从不骄躁，他总称自己为“没文化的粗人”、“矿工工人的朋友”，将毛主席视为一位教员，在那陪伴作战的日子里，他又好像只是反反复复地回到那一年，去听那一场没能赶上的党课。
参考文献：
姜毅然 霞飞《党史博采(纪实)》[J].2007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