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藏心底 处事人低调 苦难自承担
——追忆我的爸爸妈妈
（刘洪进 ）
头脑里留下妈妈的印象，是我8岁那年。这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发动起来，到处都在成立红卫兵组织，我觉得很好玩，便申请加入红卫兵，没想到批准了，成为当年都镇湾区最小的一个红卫兵。
正当高兴之际，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外婆家来了一个漂亮的女人，外公曾祥太见我愣愣地看着，说：“快叫妈，这是你妈。”我很不情愿地叫了一声“妈”，声音小得刚刚能听到。
妈把我一把揽入怀里，眼泪汪汪的，说：“都不认得妈了，长高了，长高了，我接你到古坪去读书……”
第二天清早，我跟着妈妈，向一个陌生的地方走去。临行前，外婆眼泪直流，我也一步一回头，走到一里多远的狗达桥，我还在往后张望，这时，早已看不见外婆了。不想离开外公外婆家。
我出生后，断奶时便寄养到清江岸边的外婆家，在这里，我学会了第一支歌：“公社吔，是个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妈妈青年照片
在这里，学会了自己做竹筒枪；在这里，学会了游泳；在这里，学会了做小木车。外婆这个地方，叫马连长滩，外公曾祥太是生产队长。那时，太爷爷和太婆婆都还在世，白天，太爷爷隔三差五到清江河里钓鱼，我是小跟班，负责往家里提鱼……
我在这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命悬一线，死里逃生，父爱藏于无形
这日，我一路跟着妈妈沿清江河往下游方向走，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个叫都镇湾的地方，还在这里住了一夜。晚上，一个身材矮瘦的男人来到我们住的地方，说：“这里不能呆了，你们明天就到古坪去。”妈说：“这是你爸爸，快喊。”我望着爸爸，没有喊。爸爸并没有生气，他轻声说：“跟着妈到古坪，好好读书，要听妈的话。”我点点头。
第二天，我与妈翻山越岭，走了约60里山路，来到了妈妈工作的地方——古坪公社。
原来，妈妈在古坪供销社上班，她叫曾素琴。供销社，就是卖百货日杂生产生活品的。在这里，我见到了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我们4兄妹第一次团圆了，有了玩伴，我高兴了，离开外婆家的失落感也渐渐淡忘了。
在古坪大约过了半个月，有一天晚上，爸爸突然来古坪了。第二天上午，我从外面玩了一会儿回家，正见妈妈在掏爸爸的衣兜，爸爸说：“我就是摇钱树，也被你把钱摇光了，你也留几片叶子，让摇钱树还多摇几年。”
见我进了屋，妈妈停止了掏衣兜。爸爸从衣袋里掏出一支黑色钢笔，递给我，说：“你与红英明天到峰岩婆婆家去。”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有点头的份。
后来，我才知道，爸爸那时已是都镇湾区副书记，每月工资达到了72元，这个工资收入在当年是非常高的了。爸爸是在古坪公社书记的位置上提升上去的，妈妈却留在了古坪。
第三天清早，我们兄妹起床，已不见了爸爸的身影。吃过早饭，我与大妹妹刘红英在一个陌生人的带领下，来到了约80里开外的爷爷婆婆（爷爷叫刘名权，婆婆叫高登秀）家——都镇湾峰岩大队的万人坑，当时叫翠峰5队。
爸爸青年照片
我们开始在大水田上学，我读二年级，妹妹读一年级。这年放暑假，不知是哪根筋作怪，我突然想到都镇湾集镇上去玩，或许是想去吃点好东西，因为峰岩的生活确实是太差了。
来到了都镇湾集镇，爸爸不是开会（后来才知道是在被批斗），就是在下乡，根本没时间陪我玩。我便一个人跑到清江游泳，在这里，我结识了街上的几个小朋友。有一天，爸爸回家给我带回一副军棋，并教我怎么下，很快，我就学会了。
第二天，爸爸又下乡去了。我便找清江河边游泳玩熟悉的几个小朋友下军棋，或相约在清江去游泳。有一天，一个小朋友找我借军棋，我便把军棋借给了他。其间，我又到古坪看了妈妈，还有弟弟和小妹。又玩了三四天，才随妈妈一起来到了都镇湾。
回到都镇湾，我便去找街上的小朋友，想讨回军棋，那知，这个小朋友不承认了，军棋借走了不还我，我很生气，便骂了一句：“你是个强盗！”
就这一句骂，引来了大祸，这个小朋友很快纠集了20多个小朋友，他们拿着棍棒，打上门来了。我们住在都镇湾区公所一栋土房一楼，房子在靠里一间。小伙伴们的叫骂声不断传进屋里来：“打倒刘定焕，揪出狗崽子！”“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我吓得不敢出门，爸爸妈妈问了事情前后经过，妈妈觉得这祸是我闯下的，要把我推出去交给这群拿棍舞棒的小伙伴去斗争。爸爸连忙劝止，说：“现在到处都在武斗，这些孩子都找不到轻重，这个时候出去，不是被他们打死，也会被他们打残。”
正在难解难分之际，住在爸爸隔壁的陈伯伯出面了。陈伯伯叫陈伯平，他是区革委会的一个官，也是红卫兵的一个小头目，但他私下对我爸爸很关照。这时，陈伯平戴着红袖章，走出门外，对着这群小伙伴吼道：“都滚回去，这里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走资派是我们斗的，不是你们的事。”
小伙伴们一哄而散，为这件事，我一直记住这住身材魁梧，虎背宽肩的伯伯， 是他帮助我们度过了这一次难关。也感激我爸爸的劝阻，没有把我交给这群拿棍棒的小朋友。第二天，我就回峰岩去了，我当时发誓，再也不到都镇湾去了。
那时，读书没有什么作业，回家后也是无所事事，我与妹妹便站在操场坎边看大人们做农活。峰岩，满山是青石，听大人讲，原来住房周边都是森林。1958年我出生的那年，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山上大树都砍了炼铁，最后，铁没炼成，树都砍没了，现出了青石的奇形怪状。
在峰岩，我们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刘维珍，维珍与“伪政”有些同音，我与大妹妹没事时，就站在坡上扯起嗓子喊：“打倒伪政，伪政在过去欺负贫下中农！”
哥哥也不生气，在一起劳动的社员们听到我们叫喊，都笑成一片。
1982年全家福
在峰岩，哥哥教我们学会了拉二胡，我很快学会了拉《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不识谱，全凭记忆拉歌。在峰岩，也算过得无忧无虑。
然而，好景不长，下半年，我突然病了，吃不下饭，浑身无力，脸色苍白，爷爷婆婆都吓坏了，这里又没有医院，也没有像样的中医，便要哥哥把我们兄妹送回了古坪。
在古坪，妈妈给我找了一个中医，开药吃，没有效果，我的病越来越严重，肚子上还长出一个硬结，不多天，我就起不了床了。
妈妈慌了，每见到我，就直落泪，我虽然还能看清妈妈落泪，但已经不能说话，这天，她请人带信，叫爸爸快来。当晚，爸爸就来了，收拾了一些换洗衣服，第二天，找邻居借来一个木背架，用绑腿（一个裹腿的长布条）把我绑在背架上，身体瘦矮的爸爸，背着我走在爬山下岭的小路上，直到走出了刘坪，才找到一辆货车，带着我们继续往前走。
刚到都镇湾集镇，我们的货车就被人拦住了。有数十个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团团包围着货车，这时，一个大块头高喊：“刘定焕，你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想跑，快下车…….”
我妈在车上哀求：“我儿子病危了，能不能让他爸把儿子送到长阳县医院再回来接受批斗？”大块头说：“不行，就是天王老子死了也不行！”
爸爸脸色很难看，脸仿佛一下都变黑了，他看了我一眼，一滴泪掉了下来，但还是慢慢地下了车，红卫兵前呼后拥，把爸爸带走了。
来到长阳县人民医院，医院会诊后，对我妈说：“这个孩子我们救不活，你快把他送到宜昌大医院去吧。”
我妈通过县城的熟人给都镇湾造反派打电话，把医院的诊断结果告诉了造反派，让他们放爸爸来长阳。不知是造反派良心发现，准了爸爸的假，还是爸爸想办法逃出来，反正就在当天，爸爸又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很快被送到了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断为：胸膜炎。
经过抢救，我终于活了过来，医生说：“这个病，按现在医疗水平，只有1%的人能够救活。”我算是个幸运儿，就是那个1%的人。
我的一岁半照片
我脱离危险后，妈妈就回古坪上班去了，病房的我由爸爸照看，大约10天后，我已可以下地走路了，想吃东西，想要爸爸带我到宜昌街上去玩。
在宜昌的大街上，只见临街道两边的房子，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全被石头砸得七零八碎的，每个高楼房顶，都堆满了麻袋，如战壕的掩体，我问：“爸爸。这房子上堆这么多麻袋做什么啊？”爸爸说：“是武斗用的，里面都是石头。”
有一天，医院突然通知我们，叫我们到外面去躲一躲，说有一个红卫兵组织要冲击第一人民医院。病房里有一个巴东的“当权派”躲在这里住院治伤，后来得知爸爸也是“当权派”，便成为好朋友。这天夜里，同房的巴东人把我们带到二马路一个船员家躲了一夜。
转眼过了近2个月，我因吃了可立松、鱼肝油等药物，已长成个小胖子，天天想吃洋芋（土豆）。这一天，我又拉着爸爸，要他带我到街上去买洋芋，那时，宜昌的洋芋都卖到了1元一斤，在当年，已相当贵了，但为了满足我，爸爸没有惜钱，总是给我买。
就在买洋芋后回医院的途中，我爸被两个人拦住了。这两个人是都镇湾区的造反派，他们是专门来找爸爸回去接受批斗的。爸爸说，孩子病了，在住院，这两人不信，跟着我们来到医院，要求医院迅速办出院手续，说：“这是我们当地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躲在外面已快两个月了，现在终于找到了。”
这时我才知道，爸爸是逃跑出来的，那个年代，逃跑是有风险的，为了我治病，他豁出去了，如果说他不让妈妈把我推给拿棍棒的小伙伴让我感动过，那么，这次，是我心里的第二次感动。
医院的医生说：“办出院手续有些复杂，你们明天再来吧。”等两个造反派走后，医院快速给我们办了出院手续，一个医生说：“你们现在就可以走了。”
当天下午，我们就离开宜昌，取道朱市街来到长阳县城，爸爸把我托在幺爷爷曾祥超家，便走了，我也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也没有告诉我他要到那里去。
在幺爷爷家住了约一周时间，我妈妈就来了，她找县城的一个中医开了好几副“磨药”（打成粉的药），带我回到了古坪，妈要我与大妹妹都喝“磨药”。要大妹妹喝药，也许是为了预防吧。
“磨药’很苦，很难下咽，再苦再难喝，我还是坚持喝。妹妹却不爱喝，每次喝药都要我离开。后来才发现，她把”磨药“用勺子倒进了地板的洞眼里。我知道后，并没有告诉我妈，有时实在不想喝了，我也学着妹妹把”磨药“倒进洞眼里。
再经磨难，长大成人，父与我仿佛只有点头之交
那个年代，生活很差，每个月只能吃一次肉，如果来了客人，才会弄点带肉的荤菜，因此，我们兄妹天天盼来客。如果妈妈忙，我们就在古坪公社食堂里吃饭。
读3年级这年，有一次，我饿昏倒在路上，一个好心的农民把我背到古坪公社所在地。当时，公社食堂正在开晚饭，炊事员给我打了一两苞谷饭，一碗懒豆腐（类似豆浆），我三下五除二便吃下去了，饮事员见我饿，又添了第二碗，第三碗，我一连吃了8碗（8两），才放下筷子。
有一年，妈妈也被集中到都镇湾区办“学习班”，家里只留下我们兄妹4人。这一天，一个幺姑爷爷从巴山前来看我们，我非常高兴。
挂在灶上方楼板钉子上有一块腊心肺，见来了客，我便把这个腊猪心肺取下来，清洗好后，我便找到幺姑爷爷，要他晚上来家吃晚饭。
幸福一家人
放学时，我与大妹妹刘红英被学校留住排练文艺节目，我便安排弟弟刘红卫、小妹妹刘红兵（后改名刘玉凤）先回家把饭蒸好，我回来后再炒菜，说今天要做猪心肺吃。
弟弟和小妹妹还在读一年级，他们听说有肉吃，都非常高兴，回到家就开始忙起来。当我与大妹妹回到家，我傻了眼，灶膛里塞了满满的一灶白炭（木材烧制的炭）。那时，白炭很贵，为了节约，每天放学回家，我们都要往家里捡柴，妈妈按捡柴多少，给每人奖3分至1角钱。这么一灶白炭，要花很多钱啦。
我慌忙把烧红的白炭从灶堂退出来，用水淋熄，重新加入柴火，好不容易将饭菜弄熟，去叫幺姑爷爷来吃饭时，幺姑爷爷说：“已经吃了，你们还真是很啊（厉害），妈妈不在，还会弄饭。“客人没有来吃，我们4兄妹美美地吃了一顿。
这一年，学校动员学生都到山上采油筋条叶，说是石油开采用的。按采交油筋条叶的多少，捡查劳动态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有任务。
我与大妹妹都是三年级以上的，我们不想落后，这天，我与大妹妹刘红英来到山林中采油筋条叶，发现一棵三人多高的油筋条树，因树太高，采不着，我便和妹妹分工，我负责把树头搬下来，妹妹在后面采。
谁知，搬倒的树枝，正碰着了一个马蜂窝，成群的马蜂向我与妹妹飞来。我听当地大人讲，见到马蜂，不能动，一动，马蜂就会蛰你。我高喊：“妹妹，不要动，否则，它们就会蛰我们的”。
马蜂个头都很大，每只都有寸余长，很快，成群的马蜂飞到了我和妹妹的头顶，并开始攻击我，我老老实实地不动，希望不动，能让马蜂不发现。
可现实不是这样，马蜂还是在不断蛰我。现在很危险，后面是被捅的马蜂窝，前面是一大蓬荆刺。我痛得实在受不了，也顾不得听大人的话了，也顾不得前面的刺扎人了，鼓足勇气，冲了出来，妹妹也跟着我冲了出来。这才摆脱了马蜂的追击。
我们兄妹带着满脸刺破的血口子和难受的痛疼，回到家中。妈妈见我们这个样子，也吓坏了，回到家，我已感到头发昏，头部钻心地痛，真想用刀把这颗痛疼难忍的头砍下来。
妈妈听说奶水可以治疗马蜂蛰伤，刚好，供销社坎下有个农妇生了小孩，便找这个农妇要了半碗奶水，擦在马蜂蛰过的伤口上。
经清点，我被马蜂蛰了7箭，头右部有4箭，头左部1箭，脸上一箭，肩上一箭。早听老百姓讲，马蜂蛰7箭就要死人，我当时想，这次莫不是要被马蜂蛰死哦。
或许是人奶和清凉油起了作用，过了一周时间，我的头痛便消失了，脸上被刺划破的伤口也开始结疤，我妈说：“你的命真大啊，这已是你第三次闯鬼门关。难怪算命先生说你今后是个搞大事的人。”
我小时候长得有几分漂亮，眉目清秀，细皮白肉。当有人夸我时，妈妈总是很高兴，说：“都说我这个儿子长得跟宝塔糖（一种治蛔虫的药糖，形如宝塔而得名）上的画一个样，他将来是个搞大事的人。”
我在乐园读小学获得的奖状
妈妈这个话说多了，我自己也觉得我将来长大了会干大事。刚好，读5年级时，我被选为红小兵连长，成为学校学生中最大的“官”，不久，还入了团。心想，这可能就是搞大事的预兆吧！
可是，我读小学时，我的作文水平始终提不上来，在读4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爸爸回来了，我写了一篇忆苦思甜的作文，要爸爸给我改，爸爸改好后，我认真誊写了一遍，发现文章很长，文中有好些文言，字我都不认识。这篇作文交上去后，被语文老师当着范文在学生中读。
教语文的老师叫刘竹英，是我的幺姑婆婆，她在读这篇作文时，望了我好几次，我心慌的不得了，生怕她在课堂上说出这篇作文不是我写的，还好，作文念完了，并没有说出这篇作文的疑问，我才放心了。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学过文言文。有了这次经历，我的语文成绩直线上升，作文也越写越好了。
1970年9月，妈妈被调到乐园公社响潭元供销社。我们兄妹4人也来到了响潭元中小学读书，我读初一下学期。这时才知道，爸爸已调到乐园公社任书记。
因平时与爸爸接触少，他很忙，偶尔见一次面，也说不上几句话，在我的心中，爸爸只能算个认识的人，谈不上有很深的感情，即便他在都镇湾红小兵追打我时救过我，在我病危时背我走过山路，在宜昌第一医院精心护理过我。
1972年，邓小平复出后，学校开始抓教育质量，开始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因此，我的初中读了二年半。1973年7月，经贫下中农推荐和考试相结合，我来到了榔坪十中读高中。
从乐园到榔坪十中，要走60多里山路。身体瘦弱的我，背着沉重的行李，十分难行。在我初中毕业前，乐园公社修通了公路，开始有拖拉机在路上跑，我们经常爬拖拉机，一次又一次被赶下车，我们一次又一次往车上爬，完成不顾危险（据说乐园公社第一批开拖拉机的司机都翻车死了），因为这段路太难走了。
我们每两周放假一次，回家拿吃的，换洗衣服。有一次放假回家，爸爸拿来一支步枪，要教我们兄妹打枪。因在榔坪十中搞过军事训练，虽没有玩过真枪，但也听说过一些“三点成一线，指向瞄准点”的打枪要领。
爸爸妈妈退休前合影
我很兴奋，在乐园公社不远的坛子树边，爸爸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在前方竖了一张靶，我第一个卧倒瞄准，按要领放了一枪，没想到，打中了，还是个8环。接下来是大妹妹刘红英打，她胆小，不敢打，我抢着说：“我打。”我又把大妹妹的一发子弹打了。
令我吃惊的是，弟弟刘红卫，小妹刘玉凤，竟然也敢打枪，虽然都打脱了靶，但他们还是把子弹射出去了。这是在我的记忆中，爸爸第一次陪我们兄妹4人一起玩，还是玩真枪。
在榔坪十中读了一年书后，爸爸调到榔坪区任区委书记（后又任大公社书记），妈妈随后也调到榔坪供销社卖货，从此，我再也不用背很重的东西走60里山路了。
爸爸妈妈很少管我们，除了吃饭穿衣，很少听到他们给我们讲大道理，也没有给我们讲过故事，更不跟我们讲他们大人之间的恩恩怨怨。
妈妈上班就站柜台，爸爸当干部，很少在家，即使回家，不是开会，就是批阅文件，听取干部们的工作汇报，或写各种工作报告，或接待老百姓的来访，他也没有时间与我们兄妹讲话。
在外人眼里，我是个听话的孩子，我属于闷着调皮的那种。在刚读高中时，我的班主任王正源老师很喜欢我，他知道我在乐园响谭园中小学是学生会主席，招生时，他负责乐园片区的招生，因此，有心要培养我当学生会干部。
可是，还没脱孩子气的我，有一次犯了一个错误：学校早上要跳广播体操，我在最后一排，在最后的“跳跃运动”时，我不知是哪根筋发欢，乱舞狂跳起来。哪知，被语文老师郑修梓在台阶上看到，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读毛主席语录《反对自由主义》，直到读得差不多背诵，才让我回教室。
高一当学生会干部的事泡汤了，直到读高二时，才被选为班上的团支部宣传委员。这年下半年，学校组建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参加全县中学生文艺汇演。有一天，我中午睡午觉睡过了头，排练节目迟到了。给我们排节目的是个实习女老师。
当时，正在教唱一首新歌，别人已学了近1个小时，我到场后，老师教了两遍，便点我唱，她作梦都没想到的是，这首歌我却完整地唱完了。那时，我对音乐有天生敏感，革命样板戏——京戏的新歌我都能跟着唱，实习老师教的这首歌，听了两遍我自然会唱了。
我（左）高中毕业时与同学合影
从此，实习女老师对我另眼相看。每次上台演出，我都很紧张，脸绷得很紧，实习女老师说：“你不要紧张，上台后，你张着嘴笑就行。”果然，每次一上台，我就张着嘴笑，在全县中学生文艺汇演，榔坪十中取得了好成绩，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功劳。
因为演出，我没有参加高中毕业考试，在要毕业时，我又患上了一种特别的病，就是浑身的每一个关节都疼，抱括手指关节和脚指关节，直到疼得手不能拿东西，脚不能走路。
同学们把我送回榔坪区公所的家。我们住家附近靠山的一栋房子里，住着一个老中医，叫秦世烱，他给我开了一副中药，没想到，关节疼一副药就喝好了，老中医秦世炯说：“你这是痛风，如果治迟了，人会瘫的。”痛风病好后，我又要秦世炯为我开了一副药，加强一下药效，防止复发。此后，痛风病一直没有复发过。
高中毕业后，面临着知青下乡。在爸爸调任榔坪区委书记上任前，他专门来到合作医疗创始人覃祥官家中，商议决定，把当年榔坪十中毕业的三个干部子弟送到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4小队（竹园荒）安置。一个是我表哥曾爱群，一个是我老师康保民的儿子胡斌（随母姓）。
正当我们做下乡准备时，1975年8月9日，天降大雨，洪水猛涨。这天，我起得很早，见洪水上了街，我便与高中同学裴刚来到河边帮助老百姓赶猪。这时，不断有房屋倒塌的撕裂声响起，慌乱间，我一脚踩到一根倒地的木梁上，两根铁钉穿过球鞋，直入脚底。
正在这时，我妈妈在远处喊：“洪进——，我们供销社这边都进水了，要帮助去抢货物，你快喊红英她们起来，躲到安全的地方去。”
我拖着受伤的脚，一步步往我们住的地方走。我们住在榔坪区公所食堂坎下，是一栋土木结构的瓦房。到达住房，洪水已淹过墙脚，我推开门，趟着两尺多深的水，我连喊带扯，把刘红英、刘红卫、刘玉凤都叫了起来，之后，又把表哥曾爱群叫醒，跑出房外。
弟弟妹妹爬起来，发现鞋子都已被水冲走，都打着赤脚，急急忙忙趟水往屋外面跑。妹妹弟弟跑出来后，我准备进屋再抢一些东西出来，被老百姓阻止了，说：“这是土屋，墙脚一泡软，就会倒塌，千万不去冒险。”
好心的邻居还拿来鞋子，给我的弟弟妹妹们穿上。
果然，不到10分钟，我们的这栋房子便倒了，之后，一个大浪袭来，屋架也被大水卷走。
我们一家在榔坪区政府的一间办公室暂居，因与爸爸的联系中断，我妈妈特别担心，当夜，一家人都久久不能入睡，好不容易熬到天亮。
幺婆婆刘竹英在幼儿园带我的女儿
直到第二天中午，我才见爸爸从乡下回来了，他浑身是泥，脸上也是泥，他见到我，边走边问：“你们都没事吧？”我说：“还好，就是我的脚被铁钉子扎破了。”爸爸说：“你快去找炯医生弄药，怕得破伤风。”
边说边走，爸爸说着话，脚步却在快步往区会议室方向去了。这里，全区所有干部职工共200多人，正在等他结束群龙无首的局面，部署抗洪救灾事宜。
机缘巧合，参加工作，父亲把我当贵客
当年的9月，我与曾爱群、胡斌三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到了海拔1000多米的大山之中——乐园公社杜家村，开始了当农民的生涯。我们开始被安排在生产队保管室一间偏房内，后来，政府拨款600元，建了一栋三间土墙瓦屋。
白天，我们与农民一起出工，晚上，睡在房子里听风，竹园荒海拔高，很冷，风也很大。下乡的两年多时间，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没有来看过我们，我们也没有回过家，春节也在竹园荒度过。这要是放在现在，都不能想象。第二年，我们知青小组就被宜昌地区评为先进知青小组。
转眼两年过去了，1977年下半年，宜昌地区文化工作队在乐园杜家村组建了业余文艺宣传队，准备参加全县农村文艺汇演，我被吸收为队员，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到大队部排练，直到深夜12点左右才摸着黑走回家。
节目排练结束，我回了一次榔坪，找爸爸妈妈要点钱到县城参加汇演。刚走到榔坪区办公楼侧门口，只见爸爸与一个高个子中年男人在讲话。我叫了声：“爸爸！”
爸爸答应了一声，便对一旁的男人说：“这是我的大儿子，在乐园下乡”。他回过头望着我说：“这是李伯伯，快叫李伯伯。”
我叫了一声:”李伯伯好！您在这里忙什么呢？”原来，这个男子叫李昭群，是长阳县公安局局长，李昭群笑着说：“我们在榔坪招警察。”
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当兵，我喜欢枪。听说招警察，可以挂枪，马上来了勇气，我说：“招警察啊，把我招进去嘛！”李昭群的小车司机李长雄在旁插话说：“这小伙子长得帅，是个当警察的料子。”李昭群也笑着说：“好啊，如果真想去，下午到区卫生院体检。”李长雄说：“下午我们来叫你。”
我笑着答应了一声，便高高兴兴去找妈妈拿钱去了。吃中饭后，一直等到下午三点多钟，还不见有人来叫我，我马上跑到区卫生院，正遇到了李昭群伯伯，李昭群要李长雄找来一份体检表，参加了体检。体检完，我就赶回乐园了。
文艺汇演从乡村巡演开始，先到长阳县，再到宜昌地区，再到湖北省武汉，我参与演出的节目——山歌剧《一口新柜》，一路凯歌，连续获得了三个一等奖。为了汇演，我进公安局的事也因无人替换而泡汤。
从武汉回来，路过长阳县城，我在县城玩了两天，住幺爷爷家。
一天上午，我正在长阳广场闲逛，突然见到了县公安局的司机李长雄，他见到我，马上走过来，说：“公安局正在找你，你快去找一下朱明股长。”
我马上来到公安局，找到了朱明股长，他说：“我们单位又争取了一个招工指标，你马上回乐园去，我们要派一个干部去乐园考察你，如果政审合格，我们再通知你来上班。”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高兴得都快跳了出来，笑着点点头。第二天，我就回到了乐园。公安局派出了黄家珍（乐园人）到知青点考察，老百姓对我交口称赞，查了我的祖宗三代，都是贫农，政审顺利过关。
我在公安工作
得到上班通知，已是1977年12月底。因有一些行李，生产队长刘维能便派了一个社员送我，临别时，只见几个在旁的农民都在流泪，我也流泪了。他们对我们知青太好了，每年春节前吃年猪饭，他们每家每户都要请我们，我们从来没有偿还过他们的人情，他们还是对我们好，我真舍不得他们。
到榔坪后，向爸爸妈妈告别了一声，要了点钱便来长阳县公安局上班了。这一干就是12年，就在我调入公安局的第二年初，爸爸妈妈也调入长阳县城工作，爸爸任民政局长，后任统计局长，妈妈任长阳县土产门市部主任。
由于我与爸爸工作都忙，即使在一个城里，平时也很少见面。只到我结婚，老婆生了小孩，才在爸爸妈妈家住了一个月，这也是我这一生中第二次与爸爸天天能见面的一个月（第一次是小时候在宜昌住院）。爱人张大萍当时在长阳县妇联工作，孩子满月后，我们就搬到县委会住去了。
自从参加工作后，每次回家，爸爸都像对待珍贵的客人一样，给我端茶递水，也问一些我工作上的事，每次见面，也说不上一百句话。后来，我离开公安局调到长阳广播电台、县委宣传部，之后，又调到《宜昌日报》社（后更名《三峡日报》）。
发现“天书”，泪如泉飞，父亲的形象变伟岸
直到有一天，听到妈妈去世的消息。那时，我只是一个普通记者，在报社连个车也没借到，我乘着班车赶回长阳。妈妈停放在长阳县人民医院，我赶到县人民医院，见到妈妈躺在一个很窄的行军床上，像睡着了，我不敢相信，她已经离开了我们，我站在遗体面前呆住了。这时，有个人提醒我：“你快下跪啊！”
我扑地一下跪下来，眼泪串线地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甚至觉得妈妈会马上醒过来，她才58岁，她还可以上街卖瓜子，还可以上车帮我卖车票，还可以给我讲她算命的故事。妈妈最后土葬在龙舟坪后山一个山坡上。下葬那天，我哭得一塌糊涂，幺叔刘定玉提醒我：“你是老大，你不能光哭，要帮忙料理事情。”但我还是忍不住。
妈妈的去世时间是1996年12月11日，这时，我已在报社工作了两年。妈妈去世后，我仿佛一夜之间长大。幺叔的提醒，让我知道自己是老大，有时要当家作主想事情。
爸爸（中）妈妈（左）二姑（右）退休生活照
2005年6月15日，我妈妈去世后第9年，爸爸刘定焕也因心脏病突发离开了人世。爸爸妈妈都是因心脏病而去。妈妈倒在卖瓜子的街上，爸爸死在上街买东西的路途。有人说：“你的爸爸妈妈是不愿拖累儿女啊。”
安葬爸爸，完全由统计局领导操心，子女们负责陪亲友和参与一些接待性的工作。在金子山灵堂，共来了三班响匠：有贺家坪的，有都镇湾的，有龙舟坪的；长阳县直各单位和亲友们共送来了100多个花圈。第二天上午下葬，就连老县长刘光容也到场了。
从听到爸爸去世消息，到安葬完毕，不知为什么，我至始至终没有流一滴眼泪。细算起来，爸爸与我天天见面的时间，如果按24小时算一天的话，总共加起来还不到两百天，说的话也不到1000句。
他在世时，一不谈他工作上的事情，也不给我们讲故事或大道理，就连在文化大革命当走资派的故事，他也从不跟我们提及。其实，我们兄妹都想听听，在那个动乱年代，我们想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文革期间，记得有一次，我走在都镇湾老石板街上，见到过一幅漫画，上面画着一个小丑躲在厕所粪板底下，上面正在往下掉屎团。小丑身上写着：“走资派刘定焕。”
两个姑妈和几个叔叔，都讲过一些爸爸文革时躲乱的事，我一直想听听他亲自给我们讲一讲这段历史。但爸爸总是笑，说“没有说场，一言难尽。”
安葬完爸爸，回到爸爸的住房，发现了爸爸写的遗嘱和他自己写好的《追悼词》，我读完他写的悼词，我又一次感动，他为自己写的悼词，与统计局写悼词相差无几。他是怕死后我们子女操心啊！
在爸爸的一份遗嘱上写道：“现存折上还有存款2万元，你们兄妹四人平分，房子作价10万元，你们共有。”
这笔存款，是父母一辈子积累下来的，妈妈退休时的退休金每月只有106.3元；爸爸退休时，退休金每月也只有650.51元。妈妈退休时55岁，退休金连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于是在工商部门申请摆摊卖瓜子。爸爸一辈子廉洁，也没有在富裕的单位任过职，能积攒两万元钱，已是非常吃力了。
我是老大，分配父母财产时，两万元存款，四兄妹平分了，他生前住的房子和一个地下室。我首先提议，我不要我的一份房子，送给弟弟刘红卫。当时，他有两个孩子，家庭困难一些，当我放弃房屋继承权之后，大妹妹刘红英、小妹妹刘玉凤也一样放弃了房子的继承权，都送给了弟弟。
爸爸土葬在金子山
转眼到了2022年8月，这时，距爸爸去世已过去了17年，离妈妈去世已过去了26年，我也退休在家，已经是个64岁的老人了。退休后，我在宜都市红花套镇渔洋溪边安居。
就在2022年8月，长阳都镇湾峰岩村李廷贵与我联系，要我写一个关于刘定焕的简历。我翻箱倒柜也没有找到资料，又跑到长阳金子山爸爸的坟前，把墓碑刻的文字整理成简历，算是交了差。
我记得爸爸去世时，还有很多书和文字资料的。爸爸去世数年后，我弟弟刘红卫便搬了新家。弟弟在数年前也去世了。
经打听，大妹妹说爸爸的遗物，都收在统计局分给爸爸的地下室里。我来到地下室，里面没有灯，我又找来帮手帮助照亮，发现这里已是白蚂蚁的窝，许多书籍都被白蚂蚁啃得面目全非。
在一个关闭的大木箱子里，我发现了爸爸的几本诗稿，还有一些旧书。便带回家，因地下室空气不好，又漆黑一片，我只在大木箱的上层找了一下，便回宜都了。
当我与大妹妹说起爸爸的诗稿一事时，大妹妹刘红英说：“爸爸还写过一本小说，我看过，有15万多字，”我一听，马上来了兴趣，我再次专程来到长阳，在县城买了个头灯，又订做了两个帆布口袋，决定这次一定要把爸爸的书稿遗物和旧书全部带回宜都。
还是在这个大木箱子内，我把木箱中所有东西都拿出来了，凡是旧书和文稿资料都放入帆布包内，收了两大包，提回家后，一边摆在太阳底下晒，一边慢慢翻阅爸爸的书稿。
这一翻不得了，大妹妹所说的小说，原来是一本《回忆录》。这书由丁一口述，刘定焕整理的第一人称写成的《回忆录》，记写了1927年至1997年共70年间丁一的所见所闻。但里面的故事事件都没有真人名和地名，如一部“有字天书”。
除《回忆录》外，还有爸爸历年来的工作报告、有关文件、工作总结、往来书信等装订资料。
在旧书中，有两本《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组织史资料》（简称《组织史》），我对照《组织史》和《长阳县志》，以及爸爸自己填写的《工作简历》结果发现，《回忆录》中的丁一，就是我爸爸刘定焕本人。
爸爸自选诗集孤本
我一边读着《回忆录》，一边到爸爸工作过的地方进行采访，爸爸的形象在我心中渐渐丰满起来，高大起来，熟悉起来，变成了一个有肉有血有爱有恨的伟男子。
在读到他为躲国民党抓兵拉夫，每晚都躲进岩洞睡觉时；在读到文化大革命受到造反派毒打他几次昏死时；在读到“七五八型”榔坪洪灾记实，他带着一群干部不惧生死英勇抗灾和逃难时，我的眼泪都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
他在文革的一段回忆录中写道：“一伙对党和社会主义怀有仇恨的人，借文革之机，将仇恨都发泄在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身上，他们对丁一实行了驾土飞机、弯腰90度，拳打脚踢等几十次所谓的批斗大会，各种残无人道的体罚有24种之多（列举刑罚），一伙暴徒辱骂和强加在丁一身上的罪名有数十种之多，如反革命、大坏蛋、两面派、阴谋家、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地富反坏右的总代理、吸人血的魔鬼……”他两次被打昏死过去，幸有好心人机智营救，让爸爸躲了起来，才免于被折磨致死。
爸爸妈妈，你们安息吧，只怪儿子不孝，你们在生时，没有很好地与你们沟通，也没有好好孝顺过你们，这是我的罪过！在此，我给你们道歉！
回想起小时候妈妈说我长大要搞大事，如果论当官，我是一事无成，从1991年4月任长阳新闻科长，成为副科级别的官，到退休，我还是副科级；
爸爸《回忆录》手稿
如果把写作当作大事，我倒还有几分成绩。我的新闻稿件上过《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上过新华社、中新社，以及国内国外一些大媒体，数年被评为新华社“全国十佳通讯员”，撰写杰出人物事迹200多个，有许多人因此而成为全国、全省劳动模或全国先进工作者。
我不敢说我写的人物文字有多好，但从写人物的数量上来讲，我敢斗胆地说一句，在宜昌地区还没有人与我比数量。然而，我却没能给你们写一段文字。
有这些成绩，也是我小时候爸爸给我改稿而激发出来的写作热情，如果这些算大事，那我就没有辜负妈妈您对我的期待，以我的能力，也算交了一份您满意的答卷。
妈妈，您在听吗？您听到了吗？！
如果不是峰岩村要写村志，也许爸爸这些珍贵的资料，都会被白蚂蚁啃咬干净，爸爸的故事，长阳有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也许永远见不到天日，或许是老天有眼，让我发现了这些资料和文字。
爸爸留下的这些文字，让我知道了爸爸为什么不给我们讲故事的原因，消除了我们的许多疑虑。有些故事，还真是不好讲的，涉及的事，都是一些敏感的事情，涉及的时代，是敏感的时代，涉及的人，都是变革或动乱时代中形成的恩恩怨怨。
看了爸爸的《回忆录》和他所写的工作报告和一些文史资料，我敢负责任地说：“我爸爸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忠实于党的好党员，是一个从来不弄虚人假而敢于说真话的好干部，是一个一辈子廉洁奉公的人，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子孙后代好好学习的人……”
作者：刘洪进 2022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