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旸
苏东剧变后，有老同志衷心感叹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今天的社会现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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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中国农业的集体化开始加速。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到人民公社，农业集体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分歧越来越大。
分歧点主要在于，其他领导同志——比如当时的农村工业部部长邓子恢——认为，农业集体化是对的，但不应操之过急，要根据实际情况稳妥推进。毛主席则认为，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会占领。因此，要尽快实现农村集体化。
对邓子恢，毛主席提出严厉批判，说他“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后来，干脆下令撤销了农村工业部，邓子恢也靠边站了。
对这段历史，现在的一般认识是：邓子恢是对的，毛主席“冒进”了。当年如果不那么急于实现农业集体化，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好得多。
社会规律很复杂。人们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往往不能一步到位。某些认识，当时大家都觉得正确，但时过境迁，却显露出越来越多的错误。在社会科学领域，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关于1950年代是否应该快速推进农业集体化，很可能就是这种“翻来覆去”的问题之一。当时，大家接受了毛主席的观点。后来，转而认为毛主席“冒进”了。再过一些年，又感觉，还是主席说得对。
为什么说主席是对的呢？这要从主席担心的事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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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面对其他领导同志的异议，毛主席耐心地解释了自己的考虑，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如果不尽快实行集体化，如果继续农民的个体生产，农村内部很快就会产生贫富分化。
问题在于，即使这种贫富分化是因为一部分农民的勤劳和努力，并无不正当之处，同样会产生不好的后果，那就是农村内部的阶级分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内部的阶级分化会越来越严重，阶级矛盾随之越来越尖锐。最终结果必然是，虽然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新中国会越来越像旧中国，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了。用主席的话来说就是：烈士们的鲜血白流了。
这些道理，现在很多人肯定难以接受，觉得实在太“左”。但现实却告诉我们，主席的担心很有必要。实际上，主席当年担心的事，今天正在发生。
贺雪峰所著《东西中国》，指出中国农村内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异。差异表现在多方面。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东部农村的阶级分化已经很明显。中西部农村的经济发展不如东部农村，但也正因此，中西部农村的阶级分化反而不明显。
看，毛主席当年担心的事——经济发展了，但农村内部随之出现阶级分化、阶级矛盾，果然成真。
要知道，新中国刚建立时，各方面的条件可远远不如现在。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容错空间”很小；外部环境险恶，帝国主义包围中国，台湾的蒋介石想方设法要“反攻大陆”。那时候，如果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后果不堪设想。新中国就此被颠覆，并非危言耸听。
可见，主席的担心，一点儿也不多余。我们对于当年农业集体化的评价，很有必要解放思想，深入分析。现在流行的结论，未必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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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中国》一书，生动描述了中国农村中西部和东部在阶级分化上的差异。
先说中西部。
中西部农村的经济发展，比东部差很多。村庄里虽然也有富人，但不多。而且，这些富人发家致富以后，往往就不在村里住了，而是去县城或更高级别的城市买房居住。这样一来，留在村庄里的农民，经济水平的差距，不是很大。
因为大家的经济水平差不多，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还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同一家族的人，即使内部有穷有富，但彼此之间的认同感还是很强。在中西部农村，血缘关系仍然是最重要的。这就抑制住了村庄内部的阶级分化。
而且，因为大家经济水平差不多，即使有差距，也是“努努力能够得着”的那种。村庄主流的消费水平、生活方式，对相对较穷的人来说，不但不是压力，反而是动力，刺激他们更努力，赶上主流的生活水平。
中西部农村的青壮年，往往外出打工，子女由老人抚养。这种家庭结构虽然有弊端——比如幼年子女远离父母。但也有好处，那就是家庭结构比较稳定，消费压力不大。
总之，由于少数富人“离乡进城”了，留在村中的人，形成了一个经济水平差不多的“主流人群”。这个主流人群的存在，从根本上稳定了村庄的结构，让人们之间的交往比较自如、轻松，没有贫富悬殊带来的心理压力。
可见，虽然中西部农村经济发展不太好，但村庄内部的“和谐度”很高，没有阶级分化，或者说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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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说东部农村的情况。
相比中西部，东部农村最大的特点就是工业化水平高。很多东部的农村，实际上已经城市化了，工厂企业就在身边。这样一来，不但村里的富人多，而且，这些富人往往留在村里居住。
要知道，这些富人的富裕程度，往往远超其他村民，比如资产过亿等等。其他村民，无论多么努力，也无法赶上他们的财富水平。人家是亿万富翁，你是打工仔。追什么追啊。
这种情况首先造成了，农村原有的血缘联系淡化。财富水平接近的人，彼此认同感更强。即使是同一家族的人，如果贫富差距很大，彼此之间的来往也会很少甚至全无。亲不亲，阶级分了。
而且，这些富人留在村庄居住，他们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比如住房、汽车、奢侈品等等，必然为众人所瞩目和向往，成为村庄的“主流水平”。可是，由于其他人无论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们。于是，村庄的“主流水平”给其他人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也是让穷富之间来往很少甚至全无的重要原因。
打麻将，都打不到一起去。人家玩儿得太大，你玩儿不起。
事实上，不仅是村庄中的富人，甚至“富二代”们，都渐渐抱团，形成了他们的关系网络。村中的阶级不但分化，而且固化，渐成对立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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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说，市场经济嘛，有穷有富，很正常。难道要回到平均主义大锅饭么？
毛主席当然明白这些“小道理”，但是，毛主席还深知一个“大道理”，那就是：有经济优势的人，会千方百计地把他的经济优势，转化为社会关系、政治权力方面的优势，以占有更多的资源。
这是主席担心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
那么，这种情况在东部农村出现了么？当然出现了，而且越来越明显。
有一位东部农村的村支书讲到：在他们那里，亿万富翁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如果这个亿万富翁同时是村支书，那可就厉害了。因为他可以直接敲开镇委书记、县委书记的大门——人家是上下级关系。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由于富人往往是企业家、商人等能干的人，政府在治理乡村时，自然而然更愿意和这些能干的人打交道，愿意让这些富人担任村干部。那样工作起来要轻松得多——谁有耐心去和糊里糊涂、话都说不清的老农打交道？
另一方面，治理乡村，不可能直接和千家万户打交道。其中需要有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往往就是村中的“能人”、富人。
就这样，政治权力和经济优势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
事实上，因为这种结合，在东部农村，“三资”（资金、资源、资产）很大程度上已经专属于特定的阶层——我们暂时不称他们为阶级。
有社会经验、了解中国革命史的人都能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以及这么继续发展下去，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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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要以为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其实，很多方面还处于初期，而且，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各级政府对此一直很重视，经常出台针对性的措施。问题远远没到积重难返的地步。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一种思想误区，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各种问题就会缓解乃至消失。实际上，经济发展当然好，但经济发展同样有利有弊，在解决了贫困等老问题的同时，必然造成新的问题，比如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
东部农村的经济发展大大强于中西部，但却因此形成了相对紧张的社会关系，以及下层民众很大的心理压力。经济发展落后的中西部，这方面的问题反而要小得多。这可能是很多人没想到的。这也充分体现出了社会规律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苏东剧变以后，有老革命衷心感叹说：毛主席比我们多看了五十年。今天的社会现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全面深入地理解认识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发展史，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
贺雪峰 等著：《东西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