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文献”，是一个颇值得关注又颇富有争议性的话题。
众所周知，自胡适（1891-1962）发表《红楼梦考证》（1921）以来，“红学”逐渐成为文史学界关注的显学。区别于索隐派的“猜谜”，胡适力求以较为严密的方式，对《红楼梦》作者、续书、版本、本事等问题加以详尽考辨，成为“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的学术史名著。
周汝昌（1918-2012）的《红楼梦新证》（1953），则以更为厚重的篇帙，尝试竭泽而渔式地挖掘相关文献，以解决《红楼梦》文献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并通过《什么是红学》（1982）等一系列论文，逐渐建立起相当独特的“红学四柱”（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
然而，相较于一般性的小说文献研究，“新红学”可以说完成了优长与缺失的“俱分进化”。
对文献系统的挖掘、梳理、考辨，与对特殊信息的推理、猜测与假说，往往夹杂在一起，故红学界对周汝昌的学术观点，往往毁誉参半，难求共识；而文史学科对于红学研究中产生的某些特殊现象，也往往敬而远之，罕能依据学术史、文献学的根本逻辑，对相关成果的得失，作出比较细致的研判。
以欧阳健《还原脂砚斋》为代表的一系列论著持“脂伪说”，虽未得到学界认可，但亦未得到全面清理，更令相关学术议题显得扑朔迷离起来。
事实上，如果扬弃偏见的话，以下基本逻辑应该得到正视：
《红楼梦》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都应占据相当卓然的地位，旨在对这部小说展开细致考辨的“红学”当然有必要存在，并不断提升研究质量，去粗取精。而《红楼梦》相关文献的复杂多样，以及现有学术史争议的良莠不齐，都提示我们注意红学文献研究的代表意义。
基于比较客观理性的评价标准，对红学文献问题予以更加深入的考察，有助于增进对《红楼梦》本身和小说文献学（乃至于古典文献学）的理解。
近年来，黄一农先生的《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繁体字本；中华书局，2015，简体字本）、《红楼梦外：曹雪芹<画册>与<废艺斋集稿>新证》（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繁体字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简体字本）等著述，旨在基于“正确的知识与谨严的推理”，借助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文献，对诸多红学史公案展开“e考据”研究。
从研究方法的层面看，“e考据”提供了比较明确的操作指导，为研究者的“弯道超车”提供了可能性，研究者可以迅速进入一个学术疑难议题，并在更便利的数字环境下寻找到新的突破口。
从考辨结论的层面看，上述研究确有甚多推进，尤其是在建构曹雪芹交游网络中取得了大量进展，使研究者能够更加贴近曹雪芹所处的历史世界。
因此，黄先生的几部著作问世后，重启了不少红学问题的讨论，诸多单篇论文多以其观点为基础（当然，有支持与不支持之别）展开细化研究。这也为《红楼梦》研究者提振了信心：文献材料并未“竭泽而渔”，在此基础上的颠覆性研究还有很大开展空间。
北京大学高树伟的《红楼梦靖藏本辨伪》（中华书局，2024），正是在这一大的学术史脉络下的新探索。该书以38万字的篇幅，系统讨论了红学史上的一桩独特公案——所谓“靖藏本”的有无、真伪。
1964年3月，毛国瑶（1930-2006）将150条“靖批”寄给俞平伯（1900-1990）等著名红学家，声称其来自于靖应鹍（1916-1986）家旧藏的脂评本《红楼梦》，从此开启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红学世界”（《红楼梦靖藏本辨伪》，自序，页1）。
一部没有留下实物、甚至除“发现者”外无人见过的抄本，为何有诸多红学家信以为真，并将150条批语目为决定性的文献依据；而这样的认知模式、论证方法、具体观点，又如何影响着近60年的红学发展？本书即拟通过解决“靖本真伪”这一文献公案，来重新清理红学史的特殊发展形态，并对红学文献研究提出新的方法。
作者在文献层面对靖本的辨伪，已见于刊发的单篇论文（参见高树伟：《毛国瑶辑“靖藏本<石头记>”批语辨伪》，《文史》，2022年第4期；《<石头记>“靖藏本”辨伪杂记》，《新红学百年与北京大学》，中国文史出版社，2022年）。
从文献考辨的角度来说，核心论据在单行文字中已有揭示。但是，只有通过专著这一厚重形式，才能系统呈现出作者的红学文献观念，也才能据此来思考“靖本辨伪”这一学术史事件的诸多本质问题，而“靖本事件”才不仅仅是一个文献争议个案。
简单说，尽管本书完成了极高水平的史料挖掘工作，但“靖本辨伪”这一观点本身，和得出观点的方法，在熟悉文献学的研究者眼中，很多内容实属不言而喻。在此基础上开启重新系统讨论检核红学文献的“潘多拉魔盒”，才是本书的真正意义所在。
在这一过程中，具体观点如何并不是最重要的，重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尝试寻找系统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是当下研治红学的要务。读者如果忽略了这一思路，就无法全面理解本书的学术价值。
《红楼梦靖藏本辨伪》由正文六章及两个附录组成。
第一章“《红楼梦》靖藏本述略”、第二章“《红楼梦》靖藏本辨伪”可看作是本书成立的基础。通过将今存毛国瑶手抄的150条批语与1958年版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对勘，可发现出现了典型的“连结性讹误”（errores coniunctivi）现象（自序，页6），毛国瑶辑抄批语的来源并非所谓的“靖藏本”，而是俞平伯的辑评本。
而通过对毛国瑶家世、生平、著述等信息，及所处学术背景的考察，可发现红学界以往对毛国瑶的学问根柢颇有轻忽，毛氏具备伪造靖批的能力与条件。
书后的两个附录《毛国瑶辑靖藏本<红楼梦>批语校勘记》《<红楼梦>靖藏本辨伪论文目录（1976-2022）》是上述论证的扎实文献基础。可以说，如果说之前红学界尚有颇多学者仍然以“蓄疑”看待这一问题，那么在此番“科学的辨伪”（页129）之后，凡具备基本文献论证常识的学者，都不应该再引用、信从靖批了。
但本书的旨趣不限于此。六十年来（1964-2024），既然不少红学名著都曾经将靖批当做重要的论据，那么有必要进一步反思，靖批究竟参与制造了哪些错误观点，又从而对红学史上哪些认知方向产生了误导。
本书第三至第六章即围绕着这些议题开展探讨。作者深信，既往研究者对伪靖批的误信误用，导致了对红学核心问题的认知偏离。其中包括但不限于脂畸一人二人（本书第三章）、早期脂抄本版本性质与源流（本书第四章）、《枣窗闲笔》等相关文献著录与脂砚斋身份（本书第五、第六章）等核心议题。
本书旨在论证，在剥离了伪靖批之后，许多核心认知需要更新——脂砚斋与畸笏叟是同一个人的不同笔名，其真实身份是曹雪芹之叔辈，最有可能是曹頫（1697-？）。甲戌本是脂砚斋的工作稿本，且其独出异文在情理层面最优，今存甲戌本虽是过录本，但忠实抄录了甲戌底本。
熟悉红学史的研究者，当然不会对上述观点感到特别新奇。这些核心材料、观点，在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等著作中已有相应讨论。
但在百余年的“新红学”研究历程中，几乎所有的可能性都已得到研究者的猜测、假设、推演、考辨，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得出结论，并以一以贯之的态度看待所有的论证，从而建构一个基本自洽的逻辑系统。
红学史上的吊诡现象是，几乎每位研究者都有独特卓见，但也有偏颇之处。如《红楼梦新证》对甲戌本、《枣窗闲笔》及伪靖批的认知，很多在当时均为前人所未发，至今仍然值得深长思之；但书中也不乏“脂砚即湘云”之类明显难以被当代学者所认可的假说、误说。身处当下重观红学史，找到能够足成一家之言的论著，并不特别困难；但困难的是，在纷繁复杂的学术史迷雾中，判断哪些观点才是可以依据的。
而判断的标准，往往不在于特定个案研究中能否自圆其说（因为大量文献都具有解释的多义性，单篇论证看上去颇具合理价值），而在于对红学文献整体性的认知能否自洽。本书对这些问题做出了新的探索。
在具体观点层面，笔者有时持有不同意见（部分见于笔者既往研究，部分还将另文讨论），但这一大的前提却思路相同。
不论是书中还是网络上，在面对辨伪靖批这一问题的时候，总有“这些能伪造出来吗？”（页124）之类的质疑，也有“靖批虽伪，靖本却真”之类的想象推测。
这显然是一种遮蔽了本书核心理路的讨论方式。“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即使是极度离奇的说法，也有其成立的概率。但文献学研究应依托于现存史料。基于严密的论证程序，将相关证据逐一罗列并加以辨析，以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
不客气地说，在既有研究史上，实际上出现了本末倒置的现象。在没有确证靖批可靠的情况下，红学家们就引用了其中内容，并引导着后来学者的核心立论。
而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能够证实靖批的真实性、可靠性之前（包括文物的和文献的），就应该悬置该文献，不宜轻易使用。
从这个角度说，即使没有相关辨伪成果问世，靖批也不是可信赖的文献，径直引用靖批也代表了研究者的集体懒惰心理（尽管这是可以理解的）。
《红楼梦靖藏本辨伪》的方法意义，至少还集中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红学文献考据的限度问题。
学界对靖批的质疑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距离毛国瑶披露靖批不过十余年时间；本书作者搜集文献、田野调查之时，不少当事人仍在世，揭示了诸多详细情况，这种优越性可能是其他争议性文献并不具备的。
但即使是这样，靖藏本的故事依然还有若干断环不易完全厘清——毛国瑶为何伪造文献，又为何假托靖家收藏，而俞平伯等资深红学界为何对此材料集体放松警惕，至今仍然令人心生疑惑。但这些问题并不影响主体结论。
现有资料毫无争议地指向如下情况：
今存靖批没有任何存世文物作为佐证，本身即是“孤证”；且其内容已有若干处可证明是毛国瑶根据当代文献所制作的，可断定为“伪”。两者结合，就没有任何理由使用靖批。“辨伪”只需要突破关键环节即可成立，并不需要对所有细节明察秋毫。
二是红学文献甄别的逻辑问题。所有的研究者都会因新文献的发现而兴奋，但新文献只是一份物质性的存在，在必须首先运用文献学方法加以严密甄别，才能知道其真正性质如何，应该在何种程度上使用该文献。在红学文献研究中，常常出现一种“先上车后补票”的现象。
研究者先根据新出文献立论，再根据该论点重新梳理新文献的具体性质。在这种缠绕过程中，逻辑极易出现循环论证之处，而对某些观念的情感偏好，也会影响着学者对文献的疑与信。学界对某些关键文献性质的认知有别，故亦缺乏一种可以共同讨论的学术基础。这一点，当然不仅限于靖批自身。
2021年，在“新红学”百年之际，笔者曾与本书作者多次通话、通信，深度讨论了红学史上诸多根本性的议题。在部分观点上，有时能够达成一致，但在根本问题上究竟应该如何清理，并没有得到笃定的共识。
如前文所提及的脂畸一人二人论、《枣窗闲笔》的史料价值等问题，都还拟再加商榷讨论。但有一点似乎仍然需要坚持，那就是回到最初的文献史料与论证逻辑——“请循其本”。
在《红楼梦靖藏本辨伪》扎实论证的基础上，已提示我们近六十年来的红学研究，有诸多不够严密、有待清理的观点。
从六十年上追至一百年，以“靖本事件”为鉴戒、标杆，对今存所有的红学文献做一系统重估，此项工作的意义与可行性也就呼之欲出了。
限于篇幅，笔者将别文展开论述，就这一问题向作者继续求教，也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真正触及《红楼梦》研究的本质。相信这才是本书最为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