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召开的宁都会议,是中国工农红军时期一次重要的会议,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和中国革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次会议上,是谁投了反对伟人的关键一票?致使伟人失去了军权?后来又如何了?要搞清这些问题,请看下文一一道来。

1932年10月3日至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顾作霖、邓发、任弼时、项英等出席了会议,史称“宁都会议”。

当时,在苏区的中央局,又分为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和在前方的苏区中央局,均接受来自在上海的最高中央机关即临时中央的指挥,在上海的临时中央,由博古、张闻天为主要领导人,他们代表的是“王明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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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解决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日益激化的分歧,讨论和确定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反“围剿”的应敌方针,召开了这次会议。因此,宁都会议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所谓“积极进攻战略”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因此,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

对前线的作战方针,当时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博古、张闻天等和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与在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意见,存在着严重分歧。所以,在宁都会议上,便出现前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后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阵营分明的对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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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英、任弼时的主持下,后方中央局的一些人因为会前得到上海临时中央的支持,并依仗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所以气势很盛,在会上占据了上风,他们逼迫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

所谓“中央长信”,即上海的临时中央于1932年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这无疑是一条“左”的军事路线,在会上,虽然遭到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的反对,但由于后方苏区中央区依仗上海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取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会议的最后表决结果,后方苏区中央局的意见获得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而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的正确意见被否决。

当时,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来的刘帅,因精通正规的军事理论,而被掌权的教条派们器重,他们将刘伯承提拔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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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930年,刘伯承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军事学院学习过三年,具有丰富的军事理论素养,被称为“军中的孙武”。正因他是正规军事院校的科班出身,在战略方针上,很自然地支持打阵地战,所以在宁都会议上,他撰写了文章,批评红军中存在游击习气,批评毛泽东、彭德怀的“游击战术”,说他们不会打正规战,不能打阵地战、大兵团作战。这样,他就很自然地投了掌权的洋教条派们的关键一票,致使毛泽东黯然离开红军领导岗位。

正是刘帅的这关键一票,那些留苏派的革命人士彻底占据了上风后,他们取消了毛主席的红军指挥权,10月26号更是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这些错误行为也直接为后来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提供了一个诱因。

以刘伯承当时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和地位,他在大会上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如果他支持伟人这边的话,那很可能会是另一种局面,可是当时刘帅却错误地支持了留苏派这边,而否定了毛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

这次宁都会议之后,毛主席之后一直备受冷落,主要时间都是放在了看书、写字、调研等事情上面,一直到了遵义会议之后,才开始有了根本改变。

而那一次的错误选择也让刘帅一生都感到懊悔。放在当时来看,这其实这是个误会,完全可以理解。当时刘伯承刚从苏联回来不久,并不了解国内以及红军的实际情况,而博古等教条主义者不懂军事,他们依靠科班出身的刘伯承是水到渠成的事,刘伯承是在不自觉中卷入了“土洋之争”中。

事后,刘帅很快就认识到了洋教条派们的主张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不符合红军的实际情况,认识到在军事指挥层面,完全脱离实践的纸上谈兵式的教条主义是很可怕的,而伟人的战略战术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当时红军的实际情况的,是完全正确的,于是就转而全力支持伟人。

因为宁都会议的事情,后来刘伯承还专门向毛主席道歉。不过当主席在得到他的来意时,便笑着说道:“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无需再提了,你是我军的人才,要好好发挥你的军事才能啊。”这使得刘帅更加佩服伟人的胸襟。

在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上,刘伯承力挺伟人复出执掌军权。会后,还协助毛泽东等组织指挥了四渡赤水、二进遵义等战役,使部队跳出了敌军包围圈,直插云南北部,并亲率干部团抢占皎平渡,保障全军渡过天险金沙江。而伟人胸襟阔大,遵义会议重新掌权后,不仅没有怪罪刘伯承元帅,反而很看重他的军事才能,继续让他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并多次公开称赞刘伯承的军事才能,夸他“用兵新孙吴”、“伯承下了一场及时雨!”等等。在长征途中,他还称赞刘伯承是“过江一条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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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刘帅还被伟人任命为129师师长,成为八路军最主要的军事领导人之一。

伟人曾评价刘伯承元帅“生不愿称王,死不愿封万户侯,刘伯承是共产党人楷模”。刘帅对伟人也是敬重和佩服的,多次公开表示“我这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就是主席和党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