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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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武帝进攻闽越路线对后来福建与中原的交通有重大影响，并直接影响到后来北方移民进入福建的基本方向与走势。其入闽路线有三：一路从豫章鄱阳县（今江西波阳县）武林出发，跨过崇安县分水关，进入福建；一路从豫章城边的梅岭出发，越光泽县杉关进人福建；一路从会稽若邪（今浙江绍兴东南）、白沙（今浙江乐清）出发，越浦城柘岭进入福建。
关键词：汉武帝；入闽；路线
中原王朝对闽越之地的经略，有史可查的记载始于秦始皇时代，“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而历史上秦朝在还没有进军闽越之地时，闽越即望风而降，而且秦朝只是名义上在闽越设立一郡而已，并没有置于国家权力的实际管理之下。因而史籍中没有见到秦朝时期闽越之地因为战争原因而涉及到与外界交通的记载。目前所见的记载闽越最早与外界的交通状况是汉武帝平定闽越国的路线。
汉武帝灭闽越国，四路出兵，其中除一路由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秦置县，在今浙江余姚东南），浮海从东方往，直击东越都城东冶外，其他三路都是从赣或浙越过与闽交界处的山隘攻击闽北越军。学界对这三路汉军的出发地和进军路线存在不同观点，因这三路进军路线对后来福建与中原的交通有重大影响，并关系到后来北方移民进人福建的路线，故分别详述与辨析之。
一、西汉进军福建之形势
笔者认为，要理清这三路汉军进攻闽越的线路，必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西汉政府对两越的态度。汉初，由于刚刚经历长期战乱，国力空虚，中央政府对两越基本采取一面安抚、一面防范的措施。秦灭亡后，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默认了其地位，“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不诛”，并于“十一年，遣陆贾立佗为南越王”，正式确立其王位，目的是期望南越能够“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文帝时，“乃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并派陆贾对赵佗说：“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王自治之。”以此笼络南越。而在高后时期，因为害怕南越势力强大，“自临用事，近细士，信谗臣，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以此防范南越势力的扩大。
对东越，汉政府同样采取边安抚边防范的措施。首先，“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但是“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以防无诸势力独大。后建元六年，闽越王郢发兵抗汉，其弟余善乃与相、宗族谋而“杀王”，但武帝“乃使郎中将立（无诸孙）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余善愤而“威行于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矫其众持正。”武帝闻之，“因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同样是分其势而防范之。
汉初，豫章郡的设立是西汉政府从政治和军事上对两越采取防范的实际措施：
豫章郡，高帝置······县十八：南昌，莽曰宜善。庐陵，莽曰桓亭。彭泽，《禹贡》彭蠡泽在西。鄱阳，武阳乡右十余里有黄金采。鄱水西入湖汉。莽曰乡亭。历陵，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为傅浅原。莽曰蒲亭。馀汗，馀水在北，至鄡阳入湖汉。莽曰治干。柴桑，莽曰九江亭。艾，修水东北至彭泽入湖汉，行六百六十里。莽曰治翰。赣，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新淦，都尉治。莽曰偶亭。南城，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汉。建成，蜀水东至南昌入湖汉。莽曰多聚。宜春，南水东至新淦入湖汉。莽曰修晓。海昏，莽曰宜生。雩都，湖汉水东至彭泽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鄡阳，莽曰预章。南野，彭水东入湖汉。安平。侯国。莽曰安宁。
其中在鄱阳湖东南一带狭小区域里就设立了南昌、余干、鄱阳、鄡阳四个县，其目的是为了保证长江一鄱阳湖一赣水交通线的畅通，以确保军队和补给能够顺利运达，从而达成对闽越的有力防范和强劲的进攻。最能说明汉政府防御并准备进攻闽越的例子是南城的设立。南城位于豫章郡治南四百里，水运便利，可直达江湖，“盱水西北至南昌人湖汉”，东与福建接壤，东南六十五里有落硝石，“《舆程记》：自峭石至五福镇六十里，又二十里为飞猿，又十里为福建光泽县之杉关。”杉关，“在邵武府光泽县西北九十里，西至江西建昌府百二十里。有杉关岭，置关其上，为江闽往来之通道。······盖闽中西偏之要害矣”，虽为福建之重险，但是“杉关之道，径直显露，其取之也较易。一或失守，闽不可保矣。”越杉关而过，即有富屯溪顺流而入闽江。故而，南城的设立是西汉政府的重要战略部署。
二是闽越的辖地及国势。朱维干先生认为，从史籍考察，闽越的辖地，除福建外，还包括有江西、浙江、广东的部分地区。赣东与福建接壤直至鄱阳湖畔的余干县都是闽越之地；而浙东旧温、台、处三府属，东瓯迁徙至江淮后，被闽越占领；粤的揭阳也沦为闽越辖地。这样就使得西汉政府分而治之的策略化为幻想。而闽越的国势越来越强，和西汉政府的冲突一触即发。
三是对汉政府辖区与闽越边界的认识。我们讨论的辖区，是指中央政府权力笼罩下，山中央政府设置的郡县。中国历史上的政区与边界扩充，大体是以中原为核心向周边辐射，总的趋势是由北向南。我们可以从政区设立的时代、密度和位置，来考察秦汉政府向闽越地区的扩充和对闽越地区边界的认定。从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可以看到，秦朝时期，在与闽中郡交界的庐江郡（今江西省大部），由北至南在鄱阳湖东南设立了番阳（今波阳）县、余干（汉升为县，今余干），在中部偏西设立庐陵（今泰和）县，在南部偏西设立南野（汉升为县，今南康）四个不同级别政区，全部在赣水一鄱阳湖一线，远离闽中郡边界。这种政区的设置首先是军事上的需要，以保证从长江一鄱阳湖一赣水的畅通和沿途的补给，其次清楚地表明秦朝的政区范围，由此线往东南就是边界之外；再次，它还反映了当时闽越的势力范围所达到的区域。西汉初期，设置豫章郡，辖十八县，除宜春（今宜春）和艾（今修水西）县外，其余十六县全部在秦庐江郡境内，增设了十二县。豫章郡南部，在赣水边增设赣县，并从赣县沿贡水向东百五十里增设雩都（今于都），汉在豫章郡南部政区边界向东扩充了一百五十里。而南城的设置表明汉的政区边界向东南扩充了四百里。这就意味着，到西汉初期，闽越的势力范围己经比秦朝时大大压缩了。但是，闽越的势力范围仍然越过武夷山，蔓延到鄱阳湖附近地区，以致刘安在给汉武帝上书时还说余干是边城：“越人欲为变，必先田馀干界中，积食粮，乃人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人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
四是汉朝军队对越人作战的交通方式。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秦汉政府在江西设置郡县时，都沿河流而建，并且重点集中在赣水一鄱阳湖一长江一线，西汉初期鄱阳湖周边就设立了六个具，其中从余干出发溯余水（今信江）而上，至今铅山向南，就是赣闽之界的分水关。向东南扩充的县也建立在河流边，并可沿河直达赣水人鄱阳湖至长江，“南城，盱水西北至南昌人湖汉。雩都，湖汉水东至彭泽人江，行千九百八十里”。汉军在南方的运输方式主要以水路为主，《史记·南越列传》载：“元鼎四年······今吕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集解应劭曰：“时欲击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楼，故号曰‘楼船’也。”由此可知，汉初攻击南越，军队的进发主要依靠水路。而汉初豫章郡跟闽越直接相对的余干、南城、雩都三县都可由长江溯水路直达，汉军可通过水路直达前线。
二、西汉进军福建之路线
上述方面清楚之后，汉军进攻闽越的路线就比较容易确定了。
（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
《史记东越列传》注“武林”曰：“集解徐广曰：在豫章界。索隐案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阳界，地名白沙，有小水人湖，名曰白沙。沙东南八十里有武阳亭，亭东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当闽越之京道。”武林在江西鄱阳县（今波阳县），接近余干县，“武陵山，县东北三十里。陵，亦作林。 <汉书·东越传> ：余善使吞汉将军出武林、白沙以御汉，即此武陵也。”由此前行，即是秦始皇“结余干之水”攻击闽越的路线，沿江西境内的余江水（今信江），溯流而上至铅山，“自铅山而人八闽”，跨过崇安县分水关，“汉武帝征闽越，由分水关人入。”进入东越地（今福建省），顺崇溪到达建阳一带，再沿闽江顺流而下，直达东越腹地。
分水关位于分水岭上，历来为赣闽交通要道。分水岭，“（铅山）县南七十里，南接福建崇安县界。山岭峻阻，水流南北两分，南流达闽江，以人于海，北流达鄱湖，以注于江。"分水岭两侧河流成为闽越联结鄱湖水域的天然通道，是闽越江海间的咽喉，北攻江湖，南击闽越，实“为江闽之襟要”。故而秦汉政府都要在余干一带驻军，以防御闽越对江湖赣水交通线的攻击。严助曾对此提出过警告：“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贪据百越之利，或于逆顺，不奉明诏，则会稽、豫章必有长患。”分水关路后来成为福建进京官路的必经之道。
（二）中尉王温舒出梅岭
《史记·东越列传》注“梅岭”曰：“集解徐广曰：在会稽界。索隐：徐说非也。案今豫章三十里有梅岭，在洪崖山，当古驿道。此文云豫章梅岭，知非会稽也。正义：《括地志》云梅岭在虔化县东北百二十八里，虔州汉亦属豫章郡，二所未详。”朱维干先生认为，应从《括地志》之说，梅岭在虔化县（今江西宁都县）东北八十里，王温舒所率汉军即从虔化县出发入闽中。谢重光先生也认同此说。林汀水则持不同意见：“王温舒一军出自梅岭，梅岭乃在虔化东北百二十多里，即在现在的广昌县西。广昌临近建宁，建宁本属将乐、临川县地，蓝溪出其县北百丈岭，南流人滩江，‘旧传越王无诸尝筑台于此’，越王所筑的六城之一乌坂城，也在邵武府东三十里，邵武西南四十里的黄土寨，有路可通江西的广昌、南丰二县，可见当时的王温舒一军，应是由今建宁人闽，再经邵武，而与杨仆之军合攻驻在崇安、浦城的闽越主力部队。”
汉武帝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但是“（东越王余善）兵至揭扬，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不至。是时楼船将军杨仆使使上书，愿便引兵击东越。上曰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校屯豫章梅领待命”。此处没有明言汉军屯兵豫章梅岭的具体时间，只说“是时”，但在《史记·南越列传》中记载：“元鼎六年冬，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陕······南越已平矣。遂为九郡。”。因而，“是时”应在元鼎六年冬后不久。东越反汉的时间是在元鼎六年秋：“元鼎六年秋，余善闻楼船请诛之，汉兵临境，且往，乃遂反，发兵距汉道。”汉军发兵东越当在此之后。这样从汉军屯兵豫章梅岭到发兵东越之间几达一年之久。当其时，宁都和广昌一带属于汉政府辖区和闽越边界之间的隔离带，还没有进行开发，极其荒凉。汉军在这样的蛮荒之地如何进行几达一年之久的休养呢？军备补给又从何而来呢？再者，从宁都进人闽越地，必须经过今石城，翻越站岭隘，到达今宁化，再向闽北进军，才能攻击驻扎在闽北的闽越军队。以当时宁都到闽西间大片地区草莱未辟的情况来推测，大批汉军沿此线路进攻，应该是不可能的。从广昌进攻闽越也是不切实际的依据地理形势，当时进人闽北最简洁的道路也是最宽阔的道路是翻越杉关，顺富屯溪而下，直击邵武守军。汉军应不可能穿越极其荒凉的广大地区，从广昌人建宁，再北向到邵武，绕一大圈攻击闽越军队。
闽越势力早已越过武夷山脉，延至余干，在其和汉政府的关系尚未破裂之前，就已经在鄱阳湖边囤积军粮，修筑据点了，“越人欲为变，必先田馀干界中，积食粮，乃人伐材治船”，而且还曾从鄱阳湖而下，“入燔寻阳（今湖北黄梅西南）楼船”，深入到长江以北。其目的并非想要向南发展，“今闽越王狠戾不仁，杀其骨肉，离其亲戚，所为甚多不义，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阴计奇策，入燔寻阳楼船，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句践之迹”，而是企图重新占领会稽之地，进而进军中原，以期恢复古越王霸中原之业。因而汉政府在鄱阳湖东南一带狭小区域里密集设立了南昌、余干、鄱阳、鄡阳四个县，并设置三个驻兵点，以防御闽越军队，“元鼎六年秋，余善闻楼船请诛之，汉兵临境，且往，乃遂反，发兵距汉道。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校尉是汉代高级军职，各有所统之兵，皆隶于中央。白沙、武林、梅岭三个驻军点，由三校尉统辖，由此可见三处驻军点非临时设立，而是防御闽越的常备据点，所以才会有上文所述“士卒劳倦······令诸校屯豫章梅领待命”之举。也正因如此，当闽越反汉之时，才会首先在此区域发难，“人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也只有白沙、武林、梅岭三地在相隔不远的同一区域内，闽越军队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攻克三地。如果梅岭处于宁都广昌之界，短时期内，闽越军队是无法在鄱阳湖区域攻克白沙、武林后，再驱军越过大片未开发地区到达宁都广昌界，攻克汉军，又回头驻守武林，“使徇北将军守武林”。况且闽越的战略目标并不在南方，根本就没有攻击宁都广昌的必要。
所以，梅岭应在豫章城周围。从前文分析可知，鄱阳湖周边是汉军在豫章郡的根据地，军队休养和军备补给都应该在此区域内，所以元鼎六年冬汉武帝才会在“士卒劳倦”的情况下，“令诸校屯豫章梅岭待命”。又，从豫章梅岭开赴前线，溯盱水直达南城，极为便利。王温舒所部出军闽越，应是从豫章城边三十里的梅岭出发，水路溯盱水直达南城，东南行六十五里至落硝石，再六十里至五福镇，又二十里为飞猿，又十里为福建光泽县之杉关，而后人闽越地，“自江右而人闽中者，下杉关，出樵川，势如建瓴矣”。
（三）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
此路汉军出军路线，林汀水先生对其论证得颇为透彻：“若邪在今绍兴东南四十五里，《读史方舆纪要》卷92会稽县条云，‘汉遣戈船、下濑两将征越，盖亦由海道南征也’，朱维干《福建史稿》也称，白沙在今浙江乐清县东五里，是个水陆要害之地，‘此两将同出若邪、白沙，盖由绍兴而乐清，以攻闽越之东北也’。要是此路军队人闽，‘亦由海道南征’，这在《史记》东越传内，为何只提韩说一军‘浮海从东方往’？是由陆路人占闽东北吗？应当不是。因为那时的闽东北还很荒凉，古人入闽，‘率道浙西，由崇安历铅、信，取衢’，或由浦城‘取金、处’，由今福州经闽东北，再取道温、台一线，是至明代才被开通的。故以此而观，越侯两将人闽，当由若邪、白沙分别沿着遭娥江（应为曹娥江）和瓯江而上，至丽水会师，然后由今龙泉进击浦城地面为是。此由《汉书》朱买臣传所载“故东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一事也可为证。泉山临近龙泉，山顶有泉二脉，一人浙江龙泉县，即瓯江的上源，过去的闽越多次入侵东瓯，都是走此路线，越侯两将发兵围困闽越，盖也由此进击之。”兹补充几点说明：
1.此路汉军进攻路线绝非海路。古之航海，艰难重重。勾践攻吴时曾试图从海上发军，但又担心“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音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夫不能救，不知命之所维，念楼船之苦，涕泣不可以止”，因而不行。后汉时，“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沈溺相系。”《史记》中共有三处提到“浮海”，一处是勾践欲加诛范蠡，“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范蠡“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于是勾践反而“表会稽山以为范蠡奉邑"上卷四十一，实则意味着“浮海”即为绝路。另两处便是《史记·东越列传》中提到的两次从海路出军，“会稽太守欲距不为发兵，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天子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浮海”出军在西汉初期的军事行动中属于非常之举，所以才会“有则记之"。而且东瓯地在今温州，同书注曰：“集解徐广曰：‘今之永宁也。’索隐韦昭曰：‘今永宁。’姚氏云：‘瓯，水名。’永嘉记：‘水出永宁山，行三十余里，去郡城五里人江。昔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与乐清相接。若耶与句章也相隔不远，都近海，要到白沙会军，完全可以随横海将军韩说“浮海从东方往”。所以如果从若耶发兵而至白沙，也应走海路，应该在《史记》中有明确记载。
2.若耶汉军不可能到白沙会兵后同攻闽越。严助发兵救东瓯，从海路而至，可见从会稽郡到东瓯是没有陆路可通的，若耶之军不可能由陆路至白沙与其会兵。再者，如果真如朱氏所言，能够“由绍兴而乐清，以攻闽越之东北”，那么自然也可由句章至乐清，再到闽东北进军东冶，何必冒险“浮海从东方往"呢？可见朱氏所言“盖由绍兴而乐清，以攻闽越之东北也”是说不通的。
另外，关于白沙驻军问题。前文指出汉政府在鄱阳湖边有白沙驻军点，陈国强等据此认为，“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是指兵分两路，分别从绍兴和豫章水陆而下。若如此，则白沙军从豫章而下，应和武林一路合兵一处更为合理。朱维干先生则说白沙在乐清。但却有两点疑问：一是前文既把“白沙、武林、梅岭”三处并列，何以豫章梅岭、武林都单独出兵，而豫章白沙却不出兵，却要从乐清白沙出兵呢？二是乐清白沙何时开始驻军又因何驻军呢？实际上，元鼎六年秋闽越反汉时，乐清白沙是在闽越控制的范围内：“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乃遣庄助（严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太守欲距不为发兵，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闲。”汉军虽“未至”，闽越即“引兵而去”，但在“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闲”后，东瓯之地就被闽越占领。因而直至闽越反汉之时，东瓯之地就不曾有汉军到达，又怎么可能有驻军呢？故对白沙驻军莫衷一是，姑且存疑。
3.汉军从会稽攻闽越有其道路。建元六年，闽越击南越，“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兵未踰岭，闽越王郢发兵距险。”大农韩安国出会稽，兵未踰岭，“屯于境上，震威武，扬声乡，屯曾未会”，可知汉军由陆路进攻闽越殆无疑问。若耶、白沙当然也可沿陆路进攻闽越。
那么元鼎六年秋，若耶、白沙军到底从何处而入闽越地呢？
闽越反汉之时，兵力是相当强盛的。举兵之初，即能“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汉军大举进攻之时“东越素发兵距险，使徇北将军守武林，败楼船军数校尉，杀长吏。”而且这些胜利都是在豫章郡境内取得的，再与“入燔寻阳楼船，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句践之迹”相照，可见闽越在武夷山以北驻有相当的兵力，或是在紧靠武夷山以南地区建有大量据点驻军，并补给军备。事实上，“越王筑六城以拒汉”，“一为乌板城：在今邵武城东30里，背山而南面大溪；二为大潭城：建阳有大潭山，在县治西南隅。越王因山势筑城以拒汉；为汉阳城，在今浦城县北；四为浦城，即今浦城县；五为临江镇：在浦城之南，为津梁要会，亦有越王城遗址；六为崇安县城村古粤城。嘉靖《建宁府志》卷二十《古迹志》云，闽王城，在建阳县崇文里。地名城村，有土堆如城，其中平坦，古老相传为闽王殿”，“越王筑六城”的时间，有学者认为是闽越反汉后，汉军四路攻闽时所筑，此说值得商榷。既然闽越有“以践句践之迹”的雄心，自然会早作准备，在与汉军紧邻的地区建立根据地当在情理之中；闽越反汉是在元鼎六年秋，汉军“咸人东越”在元封元年冬，间隔不到半年，试想，以当时闽越的生产力怎么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立六城呢？从考古调查来看，闽北的这些据点“城址均位于崇山峻岭地带或溪流峡谷之中的兵家必争之地，且除崇安城村古城外，其他诸城规模都很小，具有鲜明的军事堡垒特征。城村闽王城不但规模最大，还有诸多为其他各城所不及的复杂文化内涵，在具备军事防御功能的同时，该城还形成了一个完备的“都城”格局。并使用有‘常乐未央’、‘常乐万岁’、‘万岁’、‘乐未央’文字瓦当，日用印纹陶器上常见有‘官’、‘官黄’、‘官径’、‘乾官’等戳印文字，显然不是一般性的城堡和居址。城内外还发现了至少6处居住遗迹、4处冶铁作坊和一处制陶作坊，具有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特在上述六城中，乌板、汉阳、临江、临浦、大潭五城位置在偏北、西北方向，处干闽越御汉的前线，而崇安汉城位置偏东南腹地，是六城堡的中心。因此，崇安汉城应就是闽越国后期余善割据为王的据点，也是他率领闽越军御汉的军事指挥中心。”应该说，闽越很早就开始作对抗汉政府的准备了。乌板城针对西汉南城之设，防备汉军从杉关来犯；古粤城针对“结余干之水”的鄱阳湖周围汉军集中之地，闽越担心力量不足，又在崇水下游建大潭城接应；在今浦城连筑城，一是防备汉军自会稽郡越柘岭而进攻，二是“欲招会稽之地”伺机出击。
闽越不仅在武夷山以南设置众多据点，甚至还把东越王余善的行宫也建在这一区域，“越王山在（浦城）县治东。城环其上，山势独高，傍瞰大溪，左接金鸡岭，相传汉时东越之堠台也。东隅有越王行宫，遗址尚存。”其恢复“句践之迹”的企图可见一斑。而“践句践之迹”的第一步就是“欲招会稽之地”，所以对于闽浙边界的行军之道设立三城以“距险”，这就是闽浙之界的柘岭，“（浦城）县东北百二十里，接浙江丽水县界。高千余仞，绝顶周回百余步。旧《记》：柘岭峻极，势彻苍穹，狭道陡绝，不通牛马。是也。”而且有路通龙泉，“又富岭，在（浦城）县东三十里，路出龙泉。”因而“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之汉军，诚如林汀水先生所言，“当由若邪、白沙分别沿着遭娥江（应为曹娥江）和瓯江而上，至丽水会师，然后由今龙泉进击浦城地面为是。”
三、结语
综上所述，汉武帝进军闽越，一路从豫章鄱阳县（今江西波阳县）武林出发，沿江西境内的余江水（今信江），溯流而上至铅山，跨过崇安县分水关，进入东越地（今福建省一路从豫章城边的梅岭出发，水路溯盱水直达南城，东南行至福建光泽县之杉关，越杉关而入闽越地；一路从会稽若邪〈今浙江绍兴东南）、白沙（今浙江乐清）分别沿着曹娥江和瓯江而上，至丽水会师，然后由今龙泉进击浦城。
南宋以前，中央政府基本设在长江以北地区，福建的交通需求即入京官路基本以杉关或分水关为主，而后经今波阳或南昌市，再沿潜山而上。其时闽浙路的重要性并不十分明显。直至南宋，中央政府迁都杭州，闽浙路才成为入京官道。
汉武帝进军闽北的路线成为后世历代进入福建的主要通道，国家权力也由此开始向福建扩展，使闽北成为福建最早被开发的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福建的政治经济中心，并因此对历代南迁入闽移民活动的基本方向与走势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南迁人闽的北方汉人基本沿此路线进入福建，促进了诸如百越民族的融合，加速了福建地区的汉化。
作者：靳阳春
来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 第6期
选稿：耿 曈
编辑：刘 言
校对：王玉凤
审订：宋柄燃
责编：耿 曈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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