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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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学是随着地名的大量积累及地名在实用过程中的不断演变，探索其起源含义、语词特征、空间位置变动及时间序列沿革变化而形成的一个专门学问。在中国，地名研究拥有良好的传统和悠久的历史，并且历经发展形成了地名学学科。本文探讨现代地名研究及地名科学的兴起与发展，并针对我国现代地名科学发展上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关键词：地名研究；地名学；学科发展
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均有自己的成长发展史，地名学也不例外。中国地名学成熟较晚，现代地名学尤其如此。尽管对地名、地名渊源和地名沿革的研究已有两三千年的发展过程，但地名学传入中国是民国17年初的事，它的成熟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20世纪60年代前后，有中国学者认为“地名学在中国国内是一个空白点”，应“把地名学作为一个空白的学科，迅速建立起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现代地名学才成长起来，地名学发展史到这时才提到研究日程上来。首先，陈桥驿在80年代前后发表了中国地名学史论文；1985年曾世英、杜祥明在《试论地名学》一文中将开展我国地名学史研究作为地名学七大任务中的第四项任务，提倡进行地名学史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社科院组织全国性地名学讲习班，笔者应邀主讲“中国地名学发展史”，当时笔者将地名学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随后笔者又先后发表了三篇论文，重申了地名学发展的三个阶段的思想。所发表论文因篇幅有限，没有展开论述，近年来笔者才对近代和现代地名学问题进行较深入的探讨与修订，在此过程中笔者仍然坚持地名学史三分的看法。胡阿祥先后发表了两篇地名学史的论文，建议学术界“大力开展并拓宽、加深对中国地名学史的研究”。1997年孙冬虎、李汝雯所著《中国地名学史》一书出版，这是中国地名学史领域的第一部专著。2002年华林甫所著《中国地名学源流》一书出版，这是中国地名学史领域的第二部专著。胡阿祥认为“禹贡学派”“为传统地名学跨进到现代地名学架起了一座桥梁”，孙冬虎、李汝雯一书梳理了“源远流长的传统地名学”与“继往开来的现代地名学”，华林甫一书“论述了起先秦时期、止民国时期中国地名学萌芽、奠基、成熟以至繁荣鼎盛及迈向现代的全过程”。对于中国地名学发展史，三位学者认为中国地名学从传统地名学直接迈进到现代地名学；笔者则认为，从近代到现代还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因此，现代地名学学术史也是目前地名学界需要探讨的学术问题。本文即从现代地名学科的来源与兴起、地名科学的发展及现代地名科学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几个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希望地名学术界参与讨论，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 地名学的来源与兴起
中国古代地名研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传统优良，但中国长期没有形成自己的地名学科。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影响和推动了中国地名学的兴起和发展。首先，在由编辑主任黄士复、江铁主编的《综合英汉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17年正月初版）第2747页中，英文“toponomy”对应中文“地名学”，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地名学学科名词。
其次，葛绥成在完成《中外地名辞典》（1924年）编纂的基础上，发表了《地名之研究》（《地学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一文，就地名的解释、地名的种类（自然的地名、人文的地名）、地名的构造、地名的变化、同地异名及别称、地名和国语以及翻译地名应注意的（事项）七个方面，探讨了地名学的相关内容；在该文中他虽没有提到地名学，但是做了地名学相关的上述七个方面的研究。之后他又修订了《最新中外地名辞典》（1940），进行了中外地名释义等问题的研讨，在凡例中提出了“外国地名的翻译大抵可分为音译、义译、音义译、便宜译四种”的意见。随后他还发表了题为《统一中外地名译文之我见》的论文，提出了四条翻译原则，“对于地名，不论音译或义译，均须以客观的态度，选用一种适当的译法”。这可以看作以编纂辞典为主的阶段。
再次，金祖孟在了解了西方《地名学史》、《地名学》（1872年版）（埃格里，J.J.Egli）和《地名学》（1903年版）（纳格尔，J.W.Nagl）等著名地名学专著并阅读了德文《地理学年刊》上发表于1882—1911年的十篇地名学进展报告之后，第一次将西方地名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在此基础上他写作并发表了《地名转译问题》《地名学通论》《地名学概说》等地名学论文。在这几篇论文中他介绍了地名学通论问题，在《地名学通论》绪论中首先提出了“研究地名的学问，叫做地名学，地名学的基本工作是各别地名的研究”；之后他又解释了“地名之分类，地名是区别不同地方的符号”“地名之结构，专名在前，通名在后”“地名之含义，地名是代表地方的符号，构成这种符号的是人类表达思想、描述事物的文字”“地名之分歧（一地多名）”“地名之结群（地名群）”“地名之注写（地名在地图上的注记）”等地名理论问题。在《地名学概说》一文中，他认为地名学普遍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训诂地名学”，其目的在于解释地名的意义或寻求地名的来源；第二部分是“读写地名学”，其目的在于确定地名的正确写法和读法；第三部分是“通论地名学”，其目的在于归纳地名在地理上、历史上以至种族上、语言上的意义，初步建立了地名学理论体系。这是我国最早的以近代科学眼光来看待地名学的几篇有价值的论文，标志着中国近代地名学的发轫。这可以看作学习、引进并开始传播国外地名学知识的阶段。事实上，金祖孟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做了很好的地名学研究工作。他的本科毕业论文《中国政区命名之分类研究》，是一篇实证研究文章，对地名学理论研究一如前述，未曾实现的设想包括地名训诂、地名与地理、地名与地区、地名和历史、地名的正读正写等项研究。他认为：“在40年代的中国，地名学的研究，显然是处于萌芽状态；地名的管理工作，尚未提到议事日程；分省编写地名词典的事，更是无从谈起。因此，我在那时的设想，当然无法同今天的情况相提而论。”1945年开始，他改从事自然地理学的教学工作，“是以放弃地名学的研究为代价的”。
最后，伴随着世界各国地名学发展的脚步，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六个方面，针对汉语地名一地多名、一名多地、地名重名、地名异读、用字生僻及含义不好等地名不规范、不标准情况，甚至某些地名的混乱现象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伴随频繁的国际交往，地名研究和地名工作获得了新发展，政府行为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进程。
除此之外，1959年曾世英以地图出版社的名义发表了《地名译音在测绘科学上所占的位置》一文，文中指出：“地名学在国内还是一个空白点，地名译音是地名学一个组成部分，对我们来说是同样没有学习过的。”这是国内第一次指出我国现代地名学是空白学科的问题。同年，《测量制图学报》第3期又发表了曾世英修订的《地名译音在测绘科学上所占的位置及其发展方向》。同年，周有光发表了《地名译音工作的革新》一文，拟定了四种地名翻译原则，“目的是改正混乱和不准确的地名翻译现象，使我国地名学内容之一的地名正字法提高到现代科学的先进水平”。这可以看作认识我国地名学空白状况和确立地名学翻译原则（拼写译音）的开始。
总之，民国时期至20世纪60年代，我国地名学界在地名翻译原则、拼写译音方面有了较大进步，学习和引进了地名学及相关学术理论，地名学“已经成为近代科学研究的科目之一”。但问题是相关专家学者太少，研究成果不多，地名学学科还不成熟。与之后填补现代地名学空白的20世纪80年代相比，这一阶段是引进、学习国外地名学理论并以传统地名研究为主流的阶段，只能算是地名学的近代时期。因此，有学者认为，“地名学是近代新兴的一门独立的学科”。
1960年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曾世英做了题为《地名学应作为一个空白学科来建设》的书面发言。他提出：“研究地名意义的起源及其词义是地名学的任务，它在苏联已从地理学及语言学分支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我们在这方面，直到现在还是一个空白点。为了积极地发展这门目前还是空白的学科，赶上国际水平，我们测量制图工作者殷切地希望把地名学作为一个空白的学科，迅速建立起来。”苏联地名学家B.A.茹奇科维奇在《普通地名学》一书中认为：“地名学作为一个知识部门，离不开语言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由此可见，它处在语言学、历史学和地理学三门学科的范围以内。地名学的这种综合性质，随着它的发展而越来越清楚。”借鉴西方，尤其是苏联的经验，曾世英及有关专家不仅呼吁建立现代地名学学科，而且指出了地名学的定义：“地名学是近代新兴的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是综合地研究地名的源流、分布情况、演变规律及其应用的一门学科。”在这里，他们不仅指出了地名学的定义，而且强调了地名学是近代新兴的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新兴”应该从民国时期开始。这一学科定义与金祖孟的“研究地名的学问，叫做地名学”相比内容更系统、更具应用性。适应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需要，有关专家提出了建立“中国地名学”的倡议。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尚不存在现代地名学，这是客观事实。同年，在上海史学会年会上，谭其骧教授做了题为《历史地名的史料意义》的报告，期望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共同协作建立“中国地名学”学科，“他认为国外已有这一学科而我国尚未建立起来”。曾世英、谭其骧所讲“中国地名学”就是中国现代地名学。专家学者的上述呼吁，不仅指出了当时中国现代地名科学尚属空白的严峻事实，而且推动了现代地名科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兴起和发展。
1962年，在中国地理学会年会上，曾世英、杜祥明提交了题为《地名学的国际现状与研究方向》的论文，详细地介绍了地名研究的国际现状，提出了中国地名与地名学研究的任务，指出了建立我国地名科学的必要性。曾世英所说的作为“空白学科”的中国地名学显然已不是古代传统地名研究，也不是近代地名学，而是现代意义的地名科学。曾世英还阐述了地名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及地名与地名学的属性：“地名是地理事物的名称，属于语言词汇范畴。研究地理离不开地名，地名本身则为地名学研究的对象。人们在给地理事物命名时，在语音、词义以及构词法、书写法上，无不带有民族特色，并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当地的社会与自然的特征。故语言学者和地理学者常借助地名来研究古今语言的变化及自然景观与社会状况的演变。”可惜“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淹没了刚刚破土而出的地名科学幼芽。
1985年，曾世英、杜祥明又强调“地名学是研究地名的起源、语词构成、含义、演变、分布规律、读写标准化以及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地名学研究的对象是地名，它是社会现象，因此它应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同年，史念海总结我国近代地名研究的发展过程，指出：“虽然地名及地名的解释工作受到历来舆地学者的重视，可是我国的地名学还不能说就此形成。”他还指出：“地名学和历史地理学在那时不仅不能独立自成科学，就是这样的名称也从来未曾见到有人提过。历史地理学稍胜一筹，还能以沿革地理之名为那时学者所齿及，地名学连这一点也是难于谈到的。”显然，以上所述的地名学发展困境是由传统（古代与近代）地名研究长期处于史学、语言学、舆地学的附庸地位决定的。我们把这一阶段称为中国近代地名学发轫与发展阶段。
总之，曾世英、谭其骧、史念海、褚亚平、杜祥明、史为乐等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发表的一系列地名学论文基本完善了现代地名学基础理论。他们强烈的呼吁为中国现代地名科学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也为其酝酿了更为强大的喷发力。1979年，全国召开第一次地名工作会议，标志着我国近代地名学与现代地名学的分界。1979年是地名学史上的关键分界年，前一年国家在北京成功地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后一年则又召开了第二次地名工作会议。“文革”过后，中国现代地名科学研究的热潮便迅速地兴起，现代地名科学取得了健康发展。
二 现代地名学取得的进展
四十多年来，现代地名学进展的主要标志在于传统的地名研究领域之外，包括现代地名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及地名的系统性、综合性与应用研究，地名刊物创办与地名工具书及地名著作的出版，地名的国际会议与国际交往，地名标准化与译名规范化，各级地名管理与学术机构的创立和完善，全国地名普查与地名档案的建立等方面。
1.建立各级地名管理与研究机构
1977年7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地名委员会，并且设立了各级地名工作机构。各级地名工作机构的职责是制定国内地名的命名、更名原则，制定国内外地名译写标准化原则，组织调查、搜集、整理、审定、储存国内外地名资料，编辑出版各种地名书刊和参与有关国际交往。继中国地名委员会成立后，各省区市的地名机构及各地、市、县地名组织相继建立起来，这为加强地名工作的管理，搞好地名标准化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1978年3月，国家在北京成功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次年，召开了第一次地名工作会议，讨论了全国地名工作的近期与长期规划，审议了《我国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我国地名汉字译写通则》两个立法性文件草案。1980年国家召开了第二次地名工作会议，确定在全国范围开展第一次地名普查。地名普查，使我国陆地海域地理实体地名的来历、含义和演变被基本摸清，为实现我国地名的标准化提供了丰富的地名资料，填补了中国地名工作与地名研究的一项空白，提升了我国地名管理水平，为地名辞典的编辑、地名研究和现代地名科学在中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1986年1月国家颁布了《地名管理条例》（国发〔1986〕11号），并为加强地名管理制定了《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民行发〔1996〕17号）等法规依据。1987年，劳动人事部劳人编〔1987〕142号文《关于改变地名工作领导体制的通知》实施，要求地方各级地名委员会的工作机构原则上并入各级民政部门。这使地名工作从行政管理上得到了保证，从职能上理顺了关系。1991年，中国地名委员会被撤销，其工作被纳入民政部，区划地名司成立，由此我国地名管理工作产生了一个重大转折，得到了加强和规范。
早在1959年，国家测绘总局测绘科学研究所就筹建并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地名研究室，曾世英任主任。1992年5月，国家测绘局地名研究室改名为地名研究所，杜祥明任所长。2004年，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进行体制改革，将专业学科与研究方向由原来的六个调整为四个，其中将国家测绘局地名研究所以加挂牌子的方式，吸纳进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被吸纳进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后，研究人员大多已经退休、调动，专职研究地名的人员缺失。但地名研究所之前的贡献不可磨灭，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40多年间，它是一支活跃在地名研究战线上的重要力量，在地名学学科建设、理论研究、推进中国地名的单一罗马化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8年7月，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地名学研究学术团体中国地名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下设理论应用、地名考证、地名管理、外国地名等专业委员会。1989年，中国地名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召开。1992年国家增设民族语地名专业委员会，此举显示了我国地名研究的主要方向。同年5月，中国地名学研究会举办第二届大会。1998年6月，民政部将其管理的社团中国地名学研究会与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合并，更名为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2012年7月26日，民政部批准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更名为中国地名学会，中国地名学会作为群众性地名研究学术团体，在很大程度上活跃了我国地名学术活动。
1995年，民政部设立地名研究所，“中国地名研究所”的名称在对外交往中被使用。地名研究所的职责是：研究地名学的基本理论、地名管理的方法、地名命名更名的规律及其应用，受部委托负责起草和修订有关地名的各种技术规范，承担国内外地名的翻译任务，编辑出版各类地名图书，开展地名标牌检测工作，研究并建立我国地名信息系统，组织地名相关专业培训，受部委托组织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并承担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的业务工作。
2013年6月8日，在北京成立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是依法登记的全国性、专业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民政部直管社团，接受民政部区划地名司业务指导。促进会的宗旨是：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团结关心、支持、热爱地名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事业的有关单位和人员，开展地名地域文化挖掘保护、开发建设和宣传弘扬等工作，促进我国地名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事业的发展，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贡献。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的设立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地名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千年古县”的申报活跃了古代县级地名的研究。
上述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健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地名工作和学术研究的进步。
2.开展全国地名普查
“一普”结束以后的近30年，我国地名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地名资料滞后，地名信息不全、不新和不准的问题突出，“为全面掌握地名信息，提高地名管理和服务水平，国务院定于2014年7月至2018年6月开展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为搞好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国务院成立了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编写了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培训材料，包括《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指导手册》《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百问解答》《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案例汇编》。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的范围为“全国所有陆地国土（不包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即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从2014年7月1日开始，到2018年6月30日结束，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2014年7月至12月，所有普查地区完成组织动员、成立机构、收集资料、制定方案、人员培训等各项准备工作。第二阶段，2015年1月至2017年6月，完成所有地区的普查和各级检查验收工作。第三阶段，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完成成果完善、上报、汇总工作，建立档案，开展普查成果开发应用等工作”。
地名普查按地理实体、视基本形态特征，分为“点状”“线状”“面状”三大类；地名按《地名分类与类别代码编制规则》国家标准的分类基础，划分为十二大类。以上内容构成了地名体系。按首要属性进行归类的原则，“一个地名只能归为一类，不重复归类”。地名命名更名的政策依据是《地名管理条例》（国发〔1986〕11号）、《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民行发〔1996〕17号）以及国家和地方其他相关管理法规。地名标准化的相关要求有：凡“符合《地名管理条例》规定，并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专业主管部门批准的地名为标准地名”；“约定俗成、众所周知、广泛应用但不是地名主管部门审批的名称，在地理实体描述中，予以表述”，即承认为法定地名。曾具有一地多名、地名重名、一名多写等问题的不规范地名，经历次地名标准化工作，尤其经过“一普”“二普”标准地名登记，得到了纠正。“二普”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聚落地名的来源和沿革的准确性不足、自然地理实体地名相对人文地理实体地名较少，这些问题将在日后的工作中显示出来。两次地名普查为国家地名资料的收集、管理、建档、研究和应用奠定了基础。
3.参加国际地名会议，开展国际学术交往
1980年王际桐发表了《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一文，全面介绍了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及联合国地名专家组。联合国下属地名标准化会议，每五年举行一次，第一次会议于1967年举办；联合国地名专家组1960年在日内瓦成立，每两年举办一次会议。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1975年中国应邀派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第六次会议，会上我国代表提出了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地名是既定方针的意见。此后我国参加了历届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和地名标准化会议。第三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了“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法的国际标准”的提案。1979年中国代表在出席了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第八次会议后顺访了美国地名委员会，双方交换了情况，互赠了地名资料。从此，在地名工作方面中国开始了国际友好往来。国际地名会议的参加和国际地名学术交流使中国地名科学的发展纳入了世界地名科学发展的轨道，推动了中国相对落后的现代地名科学研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进程。2017年8月中国参加了在纽约召开的第十一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第三十届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2018年2月决议，为了提高效率和节约成本，终止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和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的现有形式，将联合国地名专家组设为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一个附属机构并命名为联合国地名专家组（UNGEGN）。重新组建的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第一届会议于2019年4月29日至5月3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议中心召开，中国派出了由民政部、国务院办公厅、外交部、自然资源部、海军航海保证部等部门的9名专家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会议，并提交了国家报告和中国地名数据库专题报告，推动了中国地名数据库工作的发展。
4.推动中国地名拼写的标准化、规范化
在积极推进国家地名标准化期间，我国政府和广大地名工作者为地名的国际标准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按照第二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的精神，“地名的国际标准化是一项旨在通过国内标准化和包括确定不同书写系统间对应词在内的国际协议，使地球上的每个地名和太阳系其他星球上的地名书写形式达到最大可能的一致”。因此，在确立了采用汉语拼音这一书写形式实现国内地名标准化的目标之后，采用非罗马字母（拉丁字母）语言的中国，还必须向国际社会提供一种罗马字母的拼写形式，并制定一套与不同书写系统对应且被国际社会公认的转写法，以便将中国地名转写成另一种语言形式，这是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和事务活动的客观要求，即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地名需要用罗马字母拼定。过去习惯采用“威妥玛式”或“邮政式”等外来拼写形式，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后，如何以它取代汉语的各种外来拼音形式，正确统一地拼写我国地名，不仅是个技术问题，而且还关系到国家的尊严和立场。其实在技术上，那些外来拼写法不仅语音系统不符合中国普通话的语音规律，而且还有其不科学处，如威妥玛式拼写法在现代汉语普通话400多个音节中就有160多个带有各种附加符号，造成了书写、打字、排铸、发电报等方面的困难，而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均根据自己的语言特点各有一套拼写中国地名的方法，故造成同一个中国地名在不同语种中各有各的拼法的现象，因此中国地名国际译写的规范化、标准化问题亟待解决。根据周恩来“关于汉语拼音方案可以在对外文件、书报中音译中国的人名、地名”的指示，有关部门和学者做了大量工作。1966年，曾世英等专家联名提出“成立地名译音统一委员会”的提案。1965年国务院文教办公室成立了“人名地名译写统一委员会”，修订了英、俄、德、法、西班牙、阿拉伯等语言的地名汉语音译表，为社会提供了用汉语译写外国地名的依据。1960年，曾世英等专家联名提出的“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地名作为罗马字母拼法的国际标准”提案通过。1978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据此自1979年1月1日起，我国对外文件、书刊一律采用汉语拼音拼写地名，从此开始了使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中国地名的时代。同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地名工作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我国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我国地名汉字译写通则》两个立法性文件草案。这两个文件草案连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测绘总局制定的《中国人名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与《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两个文件，不仅促进了中国地名的国家标准化、规范化，而且推动了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化进程，便利了民族往来和国际交流。为促进地名国家标准化和地名国际标准化，我国积极参加了国内和国际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中国地名研究所和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组织课题组对各个研究专题进行归纳、梳理，撰写了“中国地名标准化研究文库”，这是当代中国地名学研究成果集大成的地名学丛书。
5.开展地名科学研究，编辑出版地名刊物和地名研究著作
中国地名委员会成立后创办了《地名工作通讯》，并将其作为交流经验、指导全国地名工作的平台。各省份相继出版的地名刊物，有山西《地名知识》（1979年创刊，自1993年第1期更名《中国方域》），辽宁《地名丛刊》（1984年创刊，自1991年第1期改名《中国地名》），云南《地名集刊》，福建《地名》，以及《湖北地名》《内蒙古地名》等，其中《地名知识》和《中国地名》发行于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它们一起成为发表地名科学研究成果和交流地名工作经验的阵地，推动了地名科学研究工作的健康发展。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一批拥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代表了中国地名科学研究的新水平，标志着中国现代地名科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截至目前，全国各类书刊上发表以及出版的16500余篇（部）地名科学文章、专著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若干方面：（1）地名渊源研究，（2）地名沿革研究，（3）地名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研究，（4）地名的应用研究，（5）地名的标准化研究，（6）地名分类和检索系统研究，（7）地名工具书的编纂研究，（8）地名管理的经验交流，（9）地名学史研究。其中对中国现代地名科学兴起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理论性文章如曾世英、杜祥明《试论地名学》《地名学概述》，陈桥驿《论地名学及其发展》，史念海《论地名学的研究和有关规律的探索》《以陕西省为例探索古今县的命名的某些规律》，徐兆奎《历史地名探索中的一些问题》《地名刍议》，尹钧科《论历史地名在地名学研究中的地位——以北京市历史地名为例》，王际桐《地名工作的主要内容与新中国地名工作的成就》《我国地名标准化雏论》，陈仲雍《马克思主义和地名学的理论建设》，刘伉《略论地名学的起源与演变》，史为乐《谈地名学与历史研究》，刘盛佳《地名学选登》，杨光浴《应用地名学讲座》，韩光辉《论中国地名学发展的三个阶段》，胡阿祥《拓宽加深中国地名学史的研究》，华林甫《论民国时期中国地名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孙冬虎《城市文化建设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等；有关文集如曾世英《中国地名拼写法研究》《曾世英论文选》，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禇亚平主编《地名学论稿》，王际桐主编《地名学概论》、《实用地名学》以及《王际桐地名论稿》，中国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地名学文集》，辽宁省地名委员会和辽宁省地名学研究会编《地名学研究》（第1、2集），河北省地名办公室编辑《地名学论文选》，杨光浴《应用地名学》，曾世英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马永立主编《地名学新探》，禇亚平、尹钧科、孙冬虎《地名学基础教程》，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徐兆奎《历史地理与地名研究》，尹钧科、孙冬虎《北京地名研究》，刘盛佳《历史地理与地名学研究》，史为乐《中国地名考证文集》，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中国文化地名学》，孙冬虎《中国地名学史》《北京地名发展史》《地名史源学概论》《丰台地名探源》《地名与北京城》，华林甫《中国地名学源流》《中国地名学史考论》《中国地名史话》，徐兆奎、韩光辉《中国地名史话》，中国地名研究所《中国地名研究论文集》（第1辑）等。它们都反映了我国当今地名科学研究的新水平。
进入21世纪以来，地名文化研究逐步开展起来。同时，地名学界还编纂出版了高水平的地名工具书20多种，其中包括《辞海·历史地理分册》、《辞海·中国地理分册》、《辞海·世界地理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地理卷》、《世界地名词典》、《世界地名语源词典》、《中国历史地名词典》、《中国地名辞典》、《世界地名翻译手册》、《中外地名大辞典》（台湾）、《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全二册）、《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全三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辞典》（全五册）以及正在编纂出版过程中的31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和地名志、地名图书等工具书。
地图作为注记地名、表示地名分布状况的工具自古以来就受到极大重视。我国在地图编制方面亦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以谭其骧主编八册本《中国历史地图集》、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三辑）、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最新世界地图集》等为代表。
6.加强中国地名学理论研究，加大地名文化研究的力度
四十多年来，中国地名学理论研究已取得了明显的发展，学科体系逐渐形成，理论研究成果丰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对中国地名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日渐提高。
面对当前我国地名科学研究的这些丰硕成果，有些学者乐观地指出：“中国地名的研究已经赶上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无论这一结论正确与否，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地名科学研究的成就和发展确是惊人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令人欢欣鼓舞。
在全面加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掘与保护的大形势下，中国地名文化在地名学术界也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首先是20世纪90年代初，曾世英在《中国地名文化·序言》（1990）中指出：“地名是历史的产物，地理的反映，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份难得的民族文化遗产。”他提醒地名学术界，应从文化角度研究地名。《中国地名文化》的作者认为，地名作为语言现象，首先具有特质性、符号性和变异性，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地名与文化共生，与文化共变，是文化的镜像，是文化的载体。地名和文化不可分割，这一文化视角对研究地名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21世纪初以来，相关学者从文化视角阐述中国地名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地名文化研究逐步开展起来。
但我们不能不冷静地认识到，我国现代地名科学的发展时间还太短，仅有几十年。理论成果尚显不足，地名科学理论的研究亟待加强，以推动地名研究与现代地名科学的全面系统发展。关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恩格斯早就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因此面对我国地名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应密切关注、积极投身于对理论问题的探讨。对地名科学理论和方法的深入研究将是中国现代地名科学大踏步前进，赶上和超过世界地名科学研究先进水平的关键。
三 目前需要加强探讨的问题
根据我国地名科学发展的现状，我们认为，在进一步加强传统实证地名研究的同时，必须对以下几方面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1.地名科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
截至目前，学术界对地名科学的性质，尤其是现代地名科学的学科属性莫衷一是，或认为属于历史学，或认为属于语言学，或认为属于地理学，或认为是一门与多种学科有关的独立学科，学术界看法存在严重分歧，争论尚在进行中。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做进一步争鸣，着重解决地名学与其他相邻学科的关系、地名学的边缘学科问题；以期通过争辩，获得问题的妥善解决。
2.进一步加强应用地名学研究
应用地名科学中的应用部分，致力于对地名科学所阐明的一般原理、一般规律的具体运用，进而实现地名科学广泛的社会价值。因此加强对应用地名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推动地名科学研究为社会服务。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在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中，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才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推动整个科学体系的健康发展；任何理论研究若脱离了社会实践和应用，就会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地名科学研究也是如此。
3.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创新研究方法，促使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名科学理论学派形成
要认真总结、深入探讨适合我国地名研究特点的地名科学研究方法，形成一套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并逐步完善，以便更好地指导正在进行的每一项研究工作。同时，不断地介绍并引进国外地名科学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以及先进成果，以便充实与完善我国地名科学理论与方法体系。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地名科学研究普遍使用的是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着重于地名的来源、含义的阐释，或地名音、形、义的研究，定量分析研究却极少见。而其实，定量分析才是现代科学的特征，它能通过对大量地名的数理分析，更深刻、更精确地阐述地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以定量的精确判断来补充定性描述的不足，帮助人们更透彻地理解地名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因此，地名科学与数理统计、概率论等相结合将促使地名科学研究进一步现代化、理论化，定量分析将成为我国地名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4.加强地名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的研究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名文化遗产记录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变迁过程，尤其是一万年以来的文明成果。但是，“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大量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地名不断消失，破坏严重，亟需进行抢救和保护”。所以加强对地名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的研究，加强对地名文化的保护和建设，保护独特地名文化资源，促进地名文化繁荣发展，推动地名事业科学发展，弘扬中华优秀地名文化迫在眉睫。重点做好千年古城（都）地名、千年古县地名、千年古镇地名、千年古村落地名、甲骨文和金文地名、少数民族语地名、著名山川地名、近现代重要地名等8类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要“制定地名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建立完善管理与保护的长效机制，将我国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相衔接，使各类地名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传承和弘扬”。城市化给城市地名带来不小冲击，对于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城市地名，“地名保护或将成为留下城市文化印记的最后途径”。
5.继续加强历史地名研究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地名渊源、地名沿革、地名分布和地名应用诸方面的学术研究，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和实证风格，成就丰硕，其实现代地名研究在地名学术界仍然是很受重视的方向。前述“传统的地名研究领域之外”的表述并不是表示要把现代地名学的研究内容排除在地名研究之外，而是将其放在研究领域最重要、最突出的位置上。在现代地名学研究中我们已经先后出版了几部有重要影响的地名学史著作。例如，孙冬虎、李汝雯合著的《中国地名学史》，旨在探讨“源远流长的传统地名学”和“继往开来的现代地名学”，“科学地清理我国历史上地名研究的发展过程，总结和吸收前人的优秀学术成果，为建立一门体系完整、方法先进的中国地名学，提供历史的借鉴”。另外还有华林甫所著地名学史专著《中国地名学源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初版，2010年再版），系统地论述了自先秦至民国时期中国地名学萌芽、奠基、深入、成熟、承前启后、繁荣鼎盛及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过程。这正像胡阿祥所说：“脚踏实地地去研究地名典籍”，“着意发掘历史地名的文献价值，成为这部专著的几个突出特点”。两部著作，前者梳理了“源远流长的传统地名学”和“继往开来的现代地名学”，后者总结了自古以来传统地名研究及“民国时期：地名学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过程。两者均从传统转向现代，所认为的地名学发展的过程不谋而合。之后孙冬虎又出版了《地名史源学概论》，华林甫也出版了《中国地名学史考论》。胡阿祥《拓宽加深中国地名学史的研究》一文对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地名学史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对其后的地名研究提出了高水平的要求，呼吁“有志者致力于地名典籍、学者、学者群、学派、学说的研究”，“也期待着一部内容丰富、资料扎实、纵横贯通、巨细兼顾、系统严密、理论完善的《中国地名学史》能早日问世”。“在地名研究方面，禹贡学派······为传统地名学跨进到现代地名学架起了一座桥梁。”
总之，古地名、历史地名、沿用地名都是历史的产物，属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地名文化遗产；其他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内容更丰富，也需要做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地名研究以史为乐、尹钧科、孙冬虎、胡阿祥、华林甫为代表，深入探索历史地名的渊源、沿革、演变及其文化内涵与特色。
6.努力办好地名刊物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推动地名研究和地名成果的发表，中国地名委员会成立后创办《地名工作通讯》，各省份相继出版地名刊物。它们一起成为发表地名科学研究成果和交流地名工作经验的阵地，推动了地名科学研究工作的健康发展。但是，《中国方域》2007年初停刊，《地名工作通讯》与非正式地名刊物也先后停办，这是地名学界的损失。目前，只保留了《中国地名》一种刊物，它的栏目大概如下：地名工作，地名语论，地名百科，地名研究，地名溯源，地名科技，建筑工程，地质勘探，民俗文化，旅游论坛，交流园地，百家论坛，名地名人，名城名市，名乡名镇，名街名巷，名品名牌，游人记趣，地名万花筒，环境生态，乡镇发展，奇景奇观，名地发现，域外来风，等等。该刊以地名研究为主，还发表建筑工程、水利交通、城建规划、环境生态等方面的与地名无关的论文。总的来看，《中国地名》编辑部做了有益于社会的大量工作，但也要加强对刊物的管理，提高刊物学术水准和社会影响力。鉴于目前地名文化研究迅速发展，为加强我国地名研究和地名工作及推动对地名文化的深入探讨，建议民政部区划地名司申办一份名为《中国地名文化》的地名刊物，应由中国地名研究所主办。为办好刊物，建议民政部在经费上能给予较大支持。中国如果能努力办好这两份地名刊物，地名学研究发展的势头应该是可观的。
综上所述，中国地名科学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研究领域扩大，研究方法创新，研究成果丰硕，尤其在理论与应用的结合上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短短的几十年是中国现代地名科学迅速兴起和系统发展的黄金时期。我国现代地名学已经形成，地名学术界成果丰硕，而且成为国际地名学术界的一支生力军。毫无疑问，这是在前代学者不屈不挠奠定的地名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生长出的蓓蕾，是各地地名研究和工作人员团结奋斗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成果。地名科学作为一门学科，有其丰富的内容，“唯其能够研究事物演变的规律，它的作用才能更充分地发挥出来”。而且“有关地名学这样的论证和对于若干规律性问题的探索，还只能说是开始，而不是结束。如果能够继续探索，也许可以明确更多的有关规律”。“二十多年来，中国地名学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学科体系基本形成，理论研究成果丰硕，且正在不断开拓和创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地名标准化事业。”“由于地名文化与地名文化遗产理论研究是地名学的新领域，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活动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课题”，地名科学研究任重道远，需要以新的进取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脚踏实地的工作推动中国现代地名科学的健康发展与迅速成长！
作者：韩光辉，王洪波，彭静杨，朱永杰
来源：《北京史学》2020年第2期
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
编辑：汪鸿琴
校对：宋柄燃
审订：杨 琪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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