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大”代表的名单，特别是北京地区和湖北地区的代表，至今说法不一，尚无定论。北京地区的代表，我已写有文章分析，在此不论。这篇文章，主要搞清两个问题：一是伟人是否为正式代表，是否出席了大会。二是湖北地区的代表究竟是谁。
一、伟人是否是正式代表，是否出席了大会
对中共”二大”代表的名单，学术界历来存在多种说法，目前最具权威的说法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的记载：参加中共“二大”的有中央局的代表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代表杨明斋、北京代表罗章龙、山东代表王尽美、湖北代表许白昊、湖南代表蔡和森、广州（广东）代表谭平山、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无法确定。
这个代表的名单来源于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200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在该书的注释中说明：关于中共二大代表名单的根据是《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1922年12月9日）和中共六大《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
《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期间，与会代表通过回忆，整理出了一份关于一大至五大的代表名单。根据这份名单的记载，出席党的“二大”的代表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共12人。”
这份名单是迄今为止对“二大”代表名单的最早的也是最详细的记载，在党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除毛泽东外，名单中其余十一人皆为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采入。
根据以上记录，毛泽东是中共二大正式代表，但却未能参加“二大”，这是为什么呢？1936年，毛泽东接见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谈话时明确地说：“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冬天（即1922年，应该是夏天、七月），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李达在1955年的回忆中也说“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罗章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明确指出中共“二大”召开时，“毛泽东(未到会)”。可见，伟人虽是中共二大代表，但由于忘记开会地点，而未能出席，
二、关于湖北代表，有三种说法：
一是项英。包惠僧曾在三篇文章里回忆起项英出席二大的情况。第一篇是《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时间是1953年，文章说：“我因为常攻击张国焘小组织，同张国焘摩擦很厉害。一九二二年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前中央有信给我说武汉工作重要，叫我不要离开，出席代表可另派一位同志，来信署名‘钟英’。‘钟英’是当时中央的化名。陈独秀给我的信总是署‘仲甫’或‘实庵’，一般的通知报告，非陈独秀亲笔信件，都是署‘钟英’。这样性质的信照例应该是陈独秀亲笔。所以我接到这封信，就联想到小组织捣鬼。我不能争着要去出席，我也不能让张国焘小组织分子出席，我就提了项英，多数同意，其实项英此时入党还不到一年。”
第二篇是《回忆共产党初期武汉劳动运动与项英烈士》，时间为1954年，文章说：“一九二二年六、七月间，我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项德隆(项英)代表武汉区出席。他在这一次的会议上对党有进一步的认识，他对张国焘小组织活动也很憎恶。”
第三篇是《回忆马林》，时间是1979年，文中说道：“我本来准备去出席‘二大’，因中央来信要我派个工人作代表去出席，当时武汉区吸收了一个工人项德龙（即项英），他入党刚半年，我就派项英去出席。据项德龙回来说：‘开了三天会，谈了各地区工作的情况……’”
二是包惠僧。张国焘在六十年代回忆“二大”代表时说：“陈独秀、李达和我三个上届的中央委员是当然代表，蔡和森是留法中共支部的代表，高尚德是北京代表，包惠僧是武汉代表。”
在“二大”召开前后，包惠僧是湖北地区党的负责人，在其回忆录中，还记述了自己是项英的入党介绍人，同时还有大量的文字记述自己和项英当时在领导武汉工人运动中所结成的深厚交情。而且包惠僧在回忆录中已经明确地说过自己当时因为要领导武汉工人运动，不能参加“二大”，因此指派项英参加，而且还叙述了项英参加完会议返回武汉后对党的进一步的认识以及对张国焘宗派活动的厌恶，可谓言之凿凿。包惠僧既然在回忆录里明确地、屡次三番地记载了以项英代表武汉出席“二大”，而且还记载了项英开完会归来的情形，因此出席“二大”的湖北代表为项英，不容置疑。至于张国焘六十年代回忆说包惠僧是武汉代表，当是记忆有误了。
三是许白昊。根据1928年的名单，出席党的“二大”的代表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共12人。”其中就有许白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罗章龙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参加“二大”的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谭平山、王尽美、许白昊、罗章龙等。根据这两份资料，许白昊应该也参加了”二大”，但问题是，由于“二大”确立的地区代表的名额，每个地区只能有一名，据前所论，湖北代表既然是项英了，那么对许白昊参加“二大”又该怎样理解呢？笔者以为，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许白昊不是正式代表，而是列席代表，而且是作为在上海工作的党员列席会议。
据张国焘回忆称：“二大”举行期间，“中共中央为了秘密开会的方便起见，将在上海的党员分成几个小组，讨论一般政治问题，提出意见，供大会讨论宣言的参考。我所主持的一个小组，都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人员，人数最多”。许白昊当时正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人员，劳动组合书记部已有李震瀛为正式代表，按照“二大”代表的选定原则，除中央局外，劳动组合书记部、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地方一样，都只能选一个代表，因此，许白昊也不可能作为劳动组合部的代表出席“二大”，而只能以党员的身份列席“二大”。
此外，关于参加“二大”的人数，历来存在多种说法。李达在1954回忆“二大”到会代表十五、六人。他说，“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约十五、六人)一共开了三天的大会，是在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六二五号(李达寓所)举行的。第二、第三两天的大会，是分别在另外一个地方举行的”。米夫一九三六年在其所著的《英勇奋斗十五年》一书中说：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于一九二二年七月。参加大会的代表，共二十人”。葛萨廖夫一九二六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中也说：中共“参加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共有二十多位代表”。
上述关于“二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均出自当事人的回忆或有所据而作。之所以出现多种说法，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计算人数的方法不同，即把列席会议者或在“二大”期间参加小组讨论政治问题的部分上海地区的党员误认为“二大”代表。许白昊当时在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也列席了会议并参与了这种小组讨论，因而在1928年六大代表回忆“二大”代表名单时，被误认为是“二大”正式代表而名列其中。之所以发生这种误解，主要是因为党成立早期，当时的会议观念没有像今天这般组织化、程式化，对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未必如今天这样进行严格的区分。
通过以上的分析、论证，可以肯定地说，湖北代表是项英。对于许白昊，目前官方资料如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研究室2000年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以及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一册）中，都是把他作为“二大”的湖北代表对待的。不仅如此，上海的“二大”会议纪念馆里陈列的湖北代表也是许白昊的照片。正如前论，许白昊参加了“二大”，但他只是列席会议，不是正式代表，更不是以湖北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的。大量的证据已经表明，项英才是真正的湖北代表。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二大”正式代表十二人，分别是：中央局代表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代表杨明斋、北京代表罗章龙、山东代表王尽美、湖北代表项英、湖南代表蔡和森、广州（广东）代表谭平山、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施存统，尚有一人无法确定。二、许白昊是以列席的身份参加“二大”，并非正式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