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从1950年开始筹划，到1955年9月27日怀仁堂授衔，一共历时5年，为我军正规化、标准化的军队建设迈出了第一步，做为军史的一部分，1614名开国将帅名载史册，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对于将领们的授衔，并不仅仅只是考虑各位将领的时任职务，更多是依据资历、经历、战功、贡献以及所属部队所代表的军队历史。
因此，高职低授的不少，低职高授的更多。
以下文字，将简明扼要地讲清楚我军军史上，这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
一、1952年评级、1955年授衔，并非完全依据个人的时任职务
1952年军队干部评级，是我军走向正规化、标准化建设的第一步，是为1955年的全军授衔，提前做出的准备工作。
先讲几个典型例子，阐明评级、授衔过程中，将领的现任职务并不是核定级别和军衔的唯一标准：
（1）高职低授
第三野战军9兵团政治委员郭化若、第四野战军14兵团政治委员莫文骅，当时的职务均是兵团正职。1952年评级，郭化若、莫文骅却被评为副兵团级，1955年授衔，这两位将领都被授予中将军衔。
更有四野15兵团副司令员贺晋年，作为兵团副职，1952年被评为副兵团级，这很合理。但是，1955年，副兵团级的贺晋年，却仅被授予少将军衔。
（2）低职高授
与高职低授相比，低职高授的将领也比比皆是。
第一野战军第2军第4师师长杨秀山，1950年晋升为第2军副军长，1951年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2年评级，杨秀山以副军职学员，被评为了正军级。1955年授衔，杨秀山以正军级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低职高授的将领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贺炳炎上将。
第一野战军第1军军长贺炳炎，1952年评级，以正军职职务被评为准兵团级，1955年更以准兵团级被授予上将军衔。
所以，1952年的评职、1955年的授衔，并不完全取决于职务的高低、级别的大小。
二、1952年的评级与1955年的授衔，二者之间的关系
1952年军队干部评级，是为1955年的全军授衔提前搭建起一个框架，中央军委对此是非常慎重的。
所以，1952年的评级，并不仅仅只看干部的时任职务，更要看干部的历史职务，这样就照顾了很大一批在历史上资历很老，却晋升缓慢，职务过低的干部。
1952年军队干部评级，解放军总干部部首先就是调阅档案，核查履历，评定每名干部各个时期的职级。
譬如：
红军时期，师机关的科长，有的定为副团级，有的定为正营级。
抗战时期，旅级单位的处长，战争年代都是按团级认定。而1952年评级时，却有一部分人被定为副团级，甚至有些人被定为了正营级。
这是由每个人任职起始的具体时间，任职期间的贡献大小来决定的。过去的职务和贡献，关系到每名干部的资历。各个职级的任职经历，任职时间长短，以及历史贡献，是1952年干部评级的一项重要指标，事关其后的授衔、授勋工作的顺利展开。
战争年代的资历和贡献，是1952年评级、1955年授衔、授勋的重要依据。
确定每一名干部在战争年代所担任的每一个职务的职级，是一件相当困难，而且繁重的工作，在标准上很难做到统一。
如红军时期，同样称为“师”，因地域不同，叶飞的闽东独立师只有几百人。
红四方面军的31师，更是个典型的“架子师”。前身是黄麻起义的300多名农民自卫军组建的鄂东军。1928年编为第7军，不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总兵力只有不到200人的11军第31师，还下辖91团、92团、93团、94团，总共4个团，每个团却不到50人。
但同样隶属红四方面军的第12师，在扩编为第9军之前，全师就已经高达6000余人。
所以，同样是红军时期的师长，1952年评级时，有的“师”被定为师级，有的“师”却仅被定为团级，更有许多红军时期的“架子师”师长，为其评级更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情，这是因为这些“师”大多只有番号，事实上却从未形成编制。
而各支部队的实际情况又各不相同，这也造成了很多干部因各种原因，在职务上的升迁颇具所属系统的代表性。
众所周知，红一方面军从长征前的8万人，到达陕北时仅剩万余人，这万余人成为了骨干，成为了老班底，红一方面军系统的这些九死一生，最后活下来的革命种子，在日后，大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而红四方面军却倍受蹉跎，因为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造成了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更是使得西路军成为了军史上的一抹沉痛记忆。
很多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在1937年、1938年改编八路军、新四军的过程中，有些人甚至被连降几级任用。
譬如，西路军失败后，红30军政委李先念回到延安，若不是主席亲自干预，身为军政委的李先念，差点点就被分配去做了一名营长……
综上所述，评职与授衔之间关系：评职是为授衔搭建出一个基础框架，授衔是以评级的基础框架为基本标准。
三、1955年授衔的重点，着眼于军队未来的发展方向
军种、兵种各自不同的战略地位，也是评职和授衔的重要依据。
众所周知，军种大于兵种，一个军种包含多个兵种。如陆军包含步兵、炮兵、铁道兵、装甲兵；海军下辖航空兵、海岸炮兵；空军下辖空降兵、地空导弹部队、航空兵等等。
1955年的军种司令员中，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被授予上将军衔。
按编制常识，兵种是低于军种的，但兵种司令员中，许光达以装甲兵司令员的职务被授予大将军衔。
这是因为当时的建军思想仍然还是停留在“陆权思想”，更注重于“大陆军”的建设和发展，并借鉴了苏军的建军模式，突出大集群、大兵团、大纵深、重装甲的地面攻击战术。
这“三大一重”的建军思想，必然将装甲兵这一兵种提升到了更重要的位置上，而“55军衔制”更是在“师学苏联”的指导方针下进行的，所以，军种司令授上将，而兵种司令授大将就并不奇怪了。
四、以人物为代表，突出我军各支部队的光荣历史和卓越功勋
譬如，共和国的十位元帅：
以朱德为整个革命军队的代表。
以彭德怀作为红三军团、八路军、第一野战军的代表。
以林彪作为红一军团、115师、第四野战军的代表。
以刘伯承作为129师、第二野战军的代表。
以贺龙作为红二方面军、120师的代表。
以陈毅作为南方八省游击队、新四军、第三野战军的代表。
以罗荣桓作为我军光荣传统、突出政治工作的代表。
以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代表。
以聂荣臻作为晋察冀根据地、华北军区、华北野战军的代表。
以叶剑英作为我军军事情报、隐蔽战线和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
有不少书籍讲述粟裕大将让帅，先姑且不论有无史实依据，但实事求是地讲，论经历、论资历、论职务、论地位，若要选择一位能代表南方八省游击队和新四军、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灵魂人物，陈毅比之粟裕，无疑是更为合适的人选！
同理，山西省委书纪程子华，四川省副省长阎红彦同属早已脱下军装，离开军队系统的高级干部。
为什么阎红彦仍被授予上将军衔，而程子华却未被授衔呢？
这是因为上将中，需要有一位陕北红军的代表。虽然作为红25军军长（后改任政委）、红15军团政委的程子华也能代表陕北红军，但毕竟红25军是“外来户”，和在瓦窑堡土生土长的阎红彦一比，当然是阎红彦更能代表陕北红军了。
本来还有一位土生土长的将军也能代表陕北红军，如果这位将军能被授予上将军衔，那么早已转入地方工作的阎红彦也许就不会参加授衔了。
但这位将军差点只被授了个大校，几经波折之后，最终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就是原陕北红军第27军军长贺晋年。
五、以人物为代表，突出各个系统的历史贡献，不可避免的就会出现高职低授和低职高授
1955年授衔，红四方面军出身的上将们全是当年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的下级，而倪志亮仅仅只是评了个准兵团级，差一点点连中将军衔都擦肩而过。
红一方面军的彭明治也是类似经历，抗战期间始终统领着115师最资深的部队685团。平型关大捷，就是685团用鲜血浸染出来的。
685团后来几易番号，最终编入新四军，番号是新四军第3师第7旅，成为了新四军中的绝对主力。
提起彭明治，论资历、论战功，均不可小视，可同为旅长的刘震、洪学智全都当上了副师长，唯有彭明治始终焊在旅长的位置上一动不动，1955年也是评了个准兵团级，授中将军衔。
还有袁也烈，华东野战军的纵队司令员，评了个少将。这与他1925年入党、叶挺独立团营长的资历极不相称，若按资历来论，袁也烈算是1614名开国将帅中授衔最低的一位了。
出身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将领，1955年授衔普遍偏低，像袁也烈、谭希林、何以祥、李迎希、张震东、刘少卿、常玉清等等……
反过来，原红六军团的将领，大伙全是上将：军团长萧克、陈伯钧，政委王震，参谋长李达、彭绍辉，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等等，红六军团的上将阵容，除了四野，没有哪支部队能和他们相比。
第四野战军将领的军衔就比较合理，论资历论才干都不偏不倚，除了贺晋年，他差一点授了个大校……
但是，无论衔高衔低，1955年能够获授军衔的这些将军们，已经是足够幸运的了！
想想多灾多难的新四军，长征干部周子昆、袁国萍、黄序周、李志高、叶道志、张正坤、冯达飞、李子芳、谢忠良、徐锦树、还有一个高敬亭……
这些英烈们如果还活着，哪一个不是勇冠三军的上将、中将呢？
六、将领们的高风亮节，是评职、授衔能够顺利完成的重要原因
1955年授衔，曾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120师副师长的萧克被评为上将，而当年115师、129师的副师长都被授予了元帅军衔。
萧克将军虽名列上将榜首，但是，这或许并没能真正体现出将军戎马一生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长征中“贺龙、萧克”这两个名字是并列的，萧克还曾是中革军委委员，别说日后的56位上将，就是元帅和大将，在当时也没有几个人担任过“中革军委委员”这个职务。
与萧克上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林彪元帅，当年只带了10万人马出关，三年后却率领着百万雄师入关的这位四野司令员，凭着这份卓越的战功斩获殊荣，以资历第九，排名元帅第三。
立国之战，在朝鲜战场打得美国鬼子哭爹喊娘的彭大将军，排名元帅第二实至名归。
但彭德怀元帅却在授衔前多次讲道：“我真不需要这个牌牌，也够不上什么元帅，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战争的结果是牺牲了无数的同志……”
元帅排名第五的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早在1953年便知道自己必授元帅。
1953年10月，贺龙率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志愿军时，正值国内评定将领军衔的关键阶段。
10月30日贺龙在王必成兵团视察时讲道：“不瞒同志们说，军委已内定我为元帅之一，但闭上眼睛想一想，这份荣誉是无数战友和先烈流血牺牲的结果，那些牺牲的烈士们，又应该给他们定个什么级？评个什么衔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三让大将军衔，美誉传天下！
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在1955年全军授衔评定工作中，他是主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为了起好带头作用，多次主动申请降衔，最终由上将变成了中将。
训练总监部外训部副部长孙毅将军得知自己被授予中将军衔时，几次三番跑到总政治部要求降衔：“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授我少将足矣！”
但组织上考虑到孙毅的资历声望，以及杰出的贡献，最终仍然授予孙毅中将军衔。
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白志文将军，早在红军时期就历任红15军团第78师副师长、补充第1师师长、陕北独立第1师师长、延安城防司令部司令员等职务。
1955年，白志文被授予少将军衔，而很多当年的部下却被授予了中将，甚至上将军衔。不少人为白志文鸣不平，建议白志文去找总政治部、总干部部“争取争取”。
可白志文将军却说：“这有什么好去争取的呢？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牺牲时还不到30岁，我能活下来，评一个少将应该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