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的师政委，55年只授少将，5位上将联名请愿，罗帅亲自道歉！长征时的师政委只授少将，8位将军为他请愿，罗帅：是我们错了！
新中国建立后，曾对战争年代的有功之臣进行了大表彰，形式之一就是授予荣誉勋章。当时的荣誉勋章计有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三种。
其中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分别被授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师以上，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旅、支队以上，解放战争时期军以上干部。
抗美援朝时期，朝方也向志愿军将领颁发了自由独立勋章，其中的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志愿军副军以上干部。
1988年，军委又给我军离休干部颁发红星功勋荣誉章，其中的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授予1937年7月6日以前入伍、1965年5月21日以前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军队离休干部。
在1360名开国少将中，一人囊括五枚一级勋章者，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时任沈阳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的谭友林将军。
按照谭友林的级别与资历，至少应授中将，许多战友为他鸣不平。原红二方面军的老战友，开国上将王震、萧克、李达、甘泗淇、贺炳炎，开国中将余秋里、王尚荣和杨秀山等联名上书总政，要求授予谭友林中将军衔。
授衔工作结束后，负责授衔工作的总政治部主任罗帅还亲自找他道歉：“友林同志，你的军衔授低了。凭资历、职务，与你同期的战友授的都是中将军衔。我向你承认错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
谭友林却说：“跟这些战友比啥？和我同期参加革命的许多战友为革命早就牺牲了生命，我现在有了家，儿女满堂，当了将军，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谭友林这话讲的是事实，因为，从刚一走上革命之路，他就是在九死一生的险情中摸爬滚打过来的。
谭友林是湖北江陵人，1916年11月生，1930年参加红军。由于他为人机灵，给红九师3任政治部主任鲁易、刘赤光、王瑞卿当过警卫员。正是因为他的这段警卫员的经历，差点让他送了命。
原来，当时的湘鄂西最高领导人夏曦推行“左”倾路线，对内搞“肃反”扩大化，一大批党员、红军被当作改组派“肃”掉，致使洪湖苏区丧失。1932年11月，红3军被迫向湘鄂边实行大转移。
在转移途中，夏曦又搞“火线肃反”，谭友林也被当成“改组派”抓了起来。保卫局长给的理由霸道且荒唐：“首长是改组派，警卫员也一定是改组派！”此前，鲁易、刘赤光、王瑞卿3人都因所谓“改组派”罪名先后被杀。
年仅15岁的谭友林稀里糊涂地被打成“改组派”，当特务队员提刀走向谭友林行刑时，恰好身为红3军军长的贺老总路过，发现了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谭友林。
贺老总得知他们要处死谭友林，立马发火了：“一个洪湖边连父亲都没有的苦娃子，他知道啥子叫改组派嘛！”直接下令放人。
正是因为贺老总对他有救命之恩，所以，当后来贺老总受污被打倒后，时为工挰兵副司令的谭友林又受到牵连。这点老黄后面再讲。
谭友林从通讯员、宣传员起步，成长为红3军政治部青年干事，独立营政委，这一点安排，为他日后的成长打下了底色。
谭友林是位非常合格的政治委员，长征时，年仅20岁的谭友林已经是师政委。长征到达陕北后，谭友林到红军大学学习。
有一天，总理问他：“你这个娃娃政委，部队服你管吗？”谭友林回答：“主要是靠党组织。”谭友林的回答令总理非常满意，并称赞他说：“有一个政治委员的水平。”
谭友林不仅政治工作是行家里手，指挥作战也不输他人。新四军诞生后，彭雪枫亲自点了他的将，新四军豫东游击支队成立，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谭友林任政治部副主任。
1939年11月，游击支队正式被改称为新四军六支队，谭友林任三总队队长兼政委。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短短的两年时间，新四军六支队由300多人迅速发展到1.7万余人。
1940年7月， 新四军六支队 被改编为八路军四纵队，谭友林任六旅旅长。皖南事变后，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四师，谭友林任十二旅旅长。
抗战胜利后，谭友林北上松江（任松江军区哈北军分区司令员，后兼东北民主联军三五九旅副旅长），第一件任务就是剿匪固边。
三五九旅到北满后，经过3个月的追剿，歼灭了大量土匪。但“四大旗杆”匪首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纠集残匪，化成几十股分散钻进深山老林。
土匪不肃清，群众就发动不起来，根据地就难以巩固。1946年9月，合江省军区成立了以贺晋年为总指挥、谭友林为副总指挥的剿匪指挥部。
随后，谭友林便亲率三五九旅主力，进入土匪出没的老爷岭地区，开始了对匪帮的各个击破。
根据残余土匪分散游击的特点，他认为集中兵力围剿，等于拳头打跳蚤，于是提出了“小分队进剿”的策略。这便是《智取威虎山》中“小分队”的来历。
1949年4月，谭友林任四野39军副军长，挥师南下。同年7月，我军发起湖北宜沙战役，经过10天的激烈战斗，宜沙战役胜利结束，他率部解放了家乡江陵。
朝鲜战争爆发后，39军为第一批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的志愿军部队，副军长谭友林随39军赴朝作战。在云山，39军与美军王牌军——陆军第1骑兵师遭遇，并重创享有“先驱师”和“常胜师”美誉的美军陆军第1骑兵师。彭德怀直夸39军打得好。
回国后，谭友林留下在东北，先后担任了东北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1957年进入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学习。毕业后任工程兵副司令员兼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
紧接而来的那场运动，让他的人生跌入谷底。受贺老总专案的牵连，他先是被在北京被关押三年，其后又以疏散为名被遣送到河南工程兵农场继续关押，1971年转移到徐州又被关押两年多。
在此期间，“专案组”的人员多次要他揭发贺老总，谭友林旗帜鲜明地予以回击，被激怒的“造反派”用各种手段批斗他。他的腰部被打成重伤，留下终身残疾，后来，还是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谭友林于1973年初回京治病。
军委曾安排谭友林回工程兵任司令员。这位深受迫害的将军此时替那些曾在运动中丧失理智整过自己、有过激行为的干部着想，深怕自己回去后他们不好工作，便向组织表示不好回去。
此时杨勇向军委建议，派谭友林到新疆军区协助自己工作，先后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政委。
谭友林杨勇到新疆后，就一头扎进修筑南疆铁路和天山独库公路的指挥工作中。在建国30周年前夕，“两路”全部竣工，忍辱负重的谭友林将军又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离开新疆后，他于1983年升任过兰州军区政委，时年57岁。2006年5月22日17时3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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