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初，北京大耳胡同的一个老人向公安举报了自己的邻居。在他的举报信中，他将邻居描述成了一个心怀不轨，疑似与国外间谍有来往的反革命分子。在当时，这是很重的举报。
北京公安在收到举报信后，不敢大意，立刻对信中被举报的这个名叫李家琪的人展开了调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原来这个李家琪曾经真的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前几年才作为最后一批战争犯被特赦出狱。如今他还没安生几年就又被自己的邻居给举报了。
而邻居举报他的理由看似也很充分：其一是李家琪平时没有稳定工作但却从不少钱花，他家里不仅宽敞大气，甚至还有从“国外”进口的录音机，作为一个刚出狱的人，他哪儿来的钱？
其二是李家琪经常在家里招待一些陌生面孔，这些人的语音语调与北京口音的普通话区别极大，虽然李家琪每次都自称是自己在香港等地的亲戚来看他，但这些亲戚来他家的频率未免也太高了吧？
其三是李家琪老是说自己来北京是因为在青海工作时摔断了腿，此行是因治病而来，但在平日里他却几乎不去医院，而是拄着双拐四处活动，还十分喜欢结交朋友，他哪儿来的心思不顾腿伤也要出去搞社交？
信中所陈述的这些事情让负责此案公安民警渐渐皱起了眉头。虽然这些看似都是捕风捉影的小事，也没有证据，但李家琪毕竟有很多前科，调查一下总是没错的。
于是，一个小小的专案组迅速成立，便衣民警和相关部门的侦查干部迅速在李家琪的交际圈中和其家附近布置了一张侦查网。所有人都准备看看李家琪是不是真的死不悔改，依然想要为敌特分子效力。
这张侦查网在布置完成后，一开始并未网住什么大鱼。李家琪虽然社交活动很活跃，但他并没有表现出与境外人员有联系的举动来，因而公安民警即便有所怀疑也只能耐着性子继续盯梢。这一盯就是半年。半年后的1980年9月，李家琪终于有所动作了。
这天，他在收到一封来自境外的信件后高兴的手舞足蹈，这样的异常之举立即引起了公安民警的关注，他们加大了盯梢的力度。果然，几天后，李家琪就再次表现出不寻常的举动来，他竟然在腿伤未愈的情况下坚持从家中出发，前去广州“探亲戚”。什么“亲戚”这么重要，能让李家琪冒着落下终身残疾的风险去广州？
民警们不敢大意，立即派人从后面远远的跟上了他。他们一路跟着李家琪来到广州，又跟着来到一家酒楼。在这里，他与一个二十来岁，高高瘦瘦穿着西装的男人见了面。两人先是装模作样寒暄了几句，随后男人就拿出一封信两个包裹交给李家琪。信里写了什么，包裹里装着什么，民警们不知道，但能让李家琪不顾腿伤也要跑这么远来拿，这无疑是很重要的东西。
而李家琪选择远走广东跑这么远来与这个形迹可疑的男人见面，这几乎能肯定，他正准备重操旧业，变成一个潜伏在我国首都的间谍。但他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已在公安民警的监视之中。
警方再一次详细调查了李家琪，发现了他跟国民党的渊源之深，远超所有人的想象。1927年，李家琪出生于北京，此人从中学起就和国民党勾搭在一起，直到被抓，也是在1975年作为最后一批国民党战争犯被特赦出狱，是最晚“完成改造”的一批。
在读书期间，他参加了国民党“华北铁血锄奸团”，小小年纪便手沾鲜血。正是这样的残忍，才让他在毕业后被军统训练班挑中，从而正式走上了反革命道路。从军统训练班出来后，他又先后在军统“豫东组”、“北平站特别组”任职，立下“战功”无数，他是这样的“年轻有为”，以至于在20岁时就做到了“沂蒙特别组”上校副组长，在军统内部，这是英雄般的待遇。
但敌之英雄便是我之仇寇，李家琪这样的人在我党看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因此我党便于1947年8月给李家琪设下圈套。利用他在解放区内进行特务活动的机会，将其抓捕归案。1953年，李家琪被判有期徒刑15年。
但在服刑期间，此人又故意犯罪，从而被增加刑期至无期徒刑。1975年，毛主席指示无条件赦免所有在押国民党战争犯，李家琪因此出狱。
然而，20多年的牢狱生涯并未改变他脑海中根深蒂固的为党国效忠的思想。在监狱中，他又与另一个国民党特务陈道龙勾结。在狱中，陈道龙告诉李家琪自己会在出狱后去荷兰投奔亲戚，于是李家琪就拜托陈道龙在途经香港时去红锦酒楼帮他找一下他妹妹李家宝。
可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妹妹，这个李家宝只是一个杜撰人物，其真正含义是接头暗语。而红锦酒楼则是李家琪在进监狱前建立的情报点，在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情报点并未被发现。只要陈道龙找到酒店负责人说出这三个字，李家琪就能再度与国民党联系上。
1979年，陈道龙在香港找到了酒店，帮助李家琪联系上了国民党特务机关。从此，李家琪在出狱后的活动也异常起来。他开始频繁出现在我国首都北京的街道上，广泛地结交各种“朋友”，以此搜集情报。但这样的异常之举引来了邻居的注目。一个刚出狱的人，哪儿来那么大热情要和三教九流都搞好关系？于是邻居暗暗观察他，一段时间后又发现了许多诡异的地方。
这些诡异让这位邻居不假思索地向公安举报了李家琪。就此，这个国民党特务的所有活动都落进了公安眼中。经过盯梢，民警们发现，李家琪于1980年和可疑人员接头；又于1981年突然阔绰起来，似乎得到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资助；此后在1982年，他又频繁与外地来京人员见面，但每次见面时间都不长。
诡异的社交、莫名多出来的钱和频繁的异地交往，让民警几乎确定，这就是特务的活动方式。但此时他们并没有证据，无法抓捕李家琪。于是，他们将突破口选在了与李家琪接头的人身上。
特务要顺利传递情报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一个能保证自己安全的接头人。但很遗憾，李家琪的接头人并没能保证他的安全。
1982年9月，那个频繁从香港等地飞到北京与李家琪见面的男人在北京首都机场被公安民警当场扣留。经过审查和搜身，此人刚从李家琪那儿拿到的情报被截获。但等民警打开这些情报浏览时，他们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严重。因为在截获的情报上，赫然摆着82份中央绝密文件。
李家琪何德何能，可以搞到中央文件？还是绝密级别的文件。为了搞清楚此事，民警们加强了侦查力度。很快，转机出现。
经过一番探查，民警发现李家琪在1981年6月与一个寡妇结了婚，而这个寡妇有一个养女叫仇云妹，她在农业银行做机要秘书，负责收发各类文件，这就给了她接触大量上级文件的机会。而在李家琪这个特务的诱导下，仇云妹很可能会把这些文件带回家拿给他看。
而事实也真如民警所料，李家琪自从知道养女的身份后，就一直对其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渐渐的，他在仇云妹心中取得了信任。利用这份信任，他开始试着提出想要看一下那些“不重要”的中央文件，以免自己落后于时代。
而仇云妹在完全信任了自己的“父亲”后，也毫不犹豫的利用下班的机会把一些原本不那么重要的文件带了回来，拿给李家琪浏览。久而久之，两人对这件事就习以为常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家琪又继续“讨好”这个养女，让她一步步为自己提供密级更高的文件。
在这一过程中，仇云妹虽然也察觉到了一些不对，但又架不住李家琪天天对她进行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心底，她早已自欺欺人的认为，李家琪并非坏人，他只是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普通老人罢了。这样的想法让仇云妹持续不断的为李家琪提供文件，到了1982年9月，她更是应李家琪之求，把一册汇编的中央绝密文件带回了家，拿给李家琪阅读。
殊不知李家琪就是趁着这一机会，用微型相机把文件拍了下来。然后又趁机把文件交给了接头人。但李家琪没有想到，自己和接头人的活动早已被埋伏许久的北京公安看在了眼里。在接头人拿到情报后，北京公安就决定，收网！
于是，首都机场就出现了那一幕“神秘男子登机前被抓”的景象。被抓后，男子很快吐露了近年来国民党特务机关是如何与李家琪勾结的事实，并交代了自己为李家琪传递情报的犯罪行为。这样，北京公安就有了证据能够拘捕李家琪了。
1983年1月末，拘捕李家琪的命令得到批准，几辆警车呼啸着开进了北京大耳胡同。穿着灰色薄棉袄的李家琪在愕然中被捕。被捕时，他正与新的接头人进行情报交接。此时，他刚刚得到自己被晋升为军统国民党北平情报站站长的好消息，依然处于兴奋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