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时期，有一批中央干部比较特殊，他们是工农阶级出身的，像陈永贵、吴桂贤、孙健、李素文等人都是如此，这几位1975年还担任过副国级领导人，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轰动。
而其实在他们之前，有一位工人王百得也被全党瞩目，虽然此人的职务不高，但在九大上他却获得了一项与毛主席相同的殊荣。
只不过他后来的人生有些黑色幽默，他的名字被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改过，平白遭遇了两次打击，为此还失去了数年自由。
“王百得”这个后来被广泛使用的名字，其实是被改过几次的（为避免产生混淆，后文统称王百得），出生于1934年的他一开始叫王白蛋。
没办法，那个年代的普通家庭取名是比较随意。后来他稍微长大去念私塾，教书先生觉得这原名不太文雅，就帮忙改成了“王白旦”。
他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受到日寇侵略的时期，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也吃过不少苦，只念了三年私塾就被迫辍学，开始给地主家放牛打工谋生。
1949年，太行山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王百得也投身其中，成为村里儿童团的团长。随着解放区的不断建设，他在这年6月又获得重新读书的机会。
1951年，王百得离开家乡，投奔在太原电业局工作的哥哥王生生。1952年经劳动局分配，王百得进入太原钢铁厂工作，成为一名炼钢工人。
炼钢是一件很脏很苦很累的事，王百得同批进入的人，有不少没坚持下去，但他却非常投入，做好本职工作之余，还努力学习炼钢技术，一年后，他由学徒转为了正式工人。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新中国工业化极为重要的一步，当时国家计划建设156项重点工程，位于齐齐哈尔的北满钢厂是苏联援建新中国的唯一特殊钢厂，中央对此极为重视，不仅送一部分骨干到国外进行培训，还从全国各大钢铁企业抽调了精英来共同建设。
在这样的背景下，已是七级炼钢工的王百得被送去北满钢厂。到了这技术最先进的工厂中，王百得的水平也不断进步，1960年晋升为八级工，这在当年是工人的最高级别。
后来他还成为炉长、总炉长，带领工人们不断改进，提高炼钢效率和质量。1966年大运动开始后，北满钢厂也受到了影响，王百得学习归学习，但他并不去参与动乱。
下面的学徒不安分还被他大喝：工人不干活，还叫什么主人翁？在王百得的影响下，有少数工人还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们一起工作，没有让这个重要的特岗企业停产，这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比较难得。
1968年，他被全厂推选为工人代表，前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也是在国庆同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级将一个代表名额下到北钢，条件是有七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这让王百得成了厂里的唯一人选。
因为那些掌权的“造反派”要么不是党员，要么不是炼钢工人，要么没有群众基础，同时符合这些条件的只有王百得一人，所以他顺利地出席了九大。开幕那天，王百得见到了毛主席，他激动得落泪。
王百得与“铁人”王进喜同住一室，他们都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到了选举阶段，两人都进入了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这让他们非常诧异，自感理论知识不够，主动提出不适合。领导却说：这是党的部署，你们要紧跟啊。
到了正式选举那天，王百得获得了一项跟毛主席同样的殊荣——全票当选为中央委员。毛主席是大家都拥护，那王百得又是为何呢？说起来这跟当时大家默认的一个做法有关。
在等额选举中，往往知名度越低得票率却越高，王百得在全国毫无名气，谁也不会故意把他划掉。但是一般的人为了表达谦虚，会主动划去自己的名字。
王百得没有政治经验，不懂这个“潜规则”，结果就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里得票唯一与毛主席平起平坐的人，甚至得票比当时的林总还高，一时间众人议论纷纷。
不过别人的话语没有影响到王百得，他作为中央委员，参加了九届一中全会投票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
当他投完要返回自己座位时，周总理将他截住，随即转头介绍：主席，这是北满钢厂的炼钢工人王白旦。毛主席笑着站起握住他的手：我知道，你是工人的代表，才三十多岁，很年轻嘛。
能被中央领导人记住，是一件很高兴的事，而王百得原先的名字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特别说道：王白旦，你这名字念白了可不太好听啊。众人皆笑，一位干部也插了句：应该改改名，中央委员怎么能叫王八蛋呢。
与会的还有陈伯达，此人有“夫子”之称，在学问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思索半晌开口：这样吧，我给你加一笔，‘旦’下面加一竖，音变意不变，如何？
陈伯达当时炙手可热，‘王白旦’就变成了‘王百早’。只是这个名字没用多久，陈伯达就因鼓吹“天才论”被批评了，等九一三事件后，陈伯达的改名之举更是让王百得成了被攻击的目标。
幸好周总理及时出面解围：这次改名是我提议的，陈伯达纯属插手，要负责也是我负责，不能让老工人背包袱。
虽然过了关，但‘王百早’这个名字也不能用了，难道又要叫回‘王白旦’？没想到江青这时又出来说：那我再给他改改吧，原基础上加几笔，就叫王百得。
对于这个名字，王百得心里很不情愿，想着先前就被陈伯达牵连了一次，是总理出手相助，要是再出事还有谁能帮自己？但不愿归不愿，他也没办法拒绝江青，于是后半辈子一直就用了王百得这个名字。
1978年，随着那四个人被粉碎，改名之事被翻了出来，王百得也被审查，一查还查了四年。工作人员翻遍了王百得的电文和信函，没有找到任何跟江青的往来，最后给出结论，称属一般性问题，材料归还本人，工作另作安排。
黑龙江省委为王百得作了两种安排，一个是易地任官，一个是另任新职，经历了几次波折，王百得觉得自己不适合从政，决定回到钢厂，重操旧业。
有人建议王百得改个名算了，他却说：名是名，我是我，改不改有什么关系。
他的妻子于淑彦也是很令人感动，在他被审查那几年有人建议离婚算了，于淑彦回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最了解。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家老王的事情总有一天会正确解决的。
王百得回到北钢之初，很多人对他还是比较戒备，但他用极其出色的工作能力证明了自己。
1985年有一次一号平炉后墙塌落，满炉钢水有要冲出炉体的风险，厂领导和技术骨干检查后决定放掉钢水熄火检查，王百得却说：如果停炉，少说也要修三天，那最少就是十炉钢，损失太大了，可以用烧结法维复后墙。
厂领导本来不信任他，但既然有方法减少损失，就不得不用。于是王百得开始组织工人配置炉料、修补墙体，一天一夜后，真的成功了。所有人欢呼雀跃，可王百得却没办法得到公开奖励。
直到1989年风气改善后，王百得才当选为职工代表，此时他已到退休年纪，本来可以静下来过晚年生活了。但厂里希望他能继续带带新人，他二话不说就上了。
为了炉上有事招呼方便，年过五旬的王百得吃住在厂区宿，人们戏称他为“编外炉长”。他的努力也得到了承认，后来北钢多个工作地点都有“学百得、见行动、当主人、做贡献”的口号。
1994年，王百得正式退休，后来由于一系列改制，他的晚年过得不是很好，基地党委曾给他发放过一笔3000元的特困补助，特困啊，哎。2005年12月，王百得去世。
他的人生起伏也很大，但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