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系部队共经历了三次发展的高峰期。一是中原大战后；二是抗战时期；三是抗战胜利后的整编。
正是这三次发展，才使得本来在一次北伐后仅拥有刘峙的1师、顾祝同的第2师、蒋鼎文的第9师、陈继承的第3师和陈诚第十一师等5个师的蒋氏一跃成为拥有200余万嫡系部队的军中大佬。
随着非嫡系部队的被不断收编和改编，蒋氏的那些黄埔学生们在军中的地位也开始逐渐水涨船高起来。
在这里，某要感谢一位读者朋友。
之前，某在提到非嫡系部队的时候，总以“杂牌”军名之。这位读者朋友认为，“杂牌”这个称呼有贬低地方实力派部队之嫌，不宜用之。某深以为然。
故而，今后凡是提到地方实力派部队的地方，某皆以非嫡系部队名之。
书接上文
中原大战后，除四川之外，包括蒋系部队在内的各派系部队在名义上得到了统一，军官的晋升尚属有序，越级提拔，坐直升飞机式提拔并不多见。
虽然蒋氏心里急不可待的要把他的黄埔生们推到更高的位置上去，可事情的进展却并不顺利。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当时各地方实力派也懂得要想治军，必先治学的道理，因此，各种类型的军官训练团和讲武堂遍布各派系。虽然蒋氏在名义上统一全国部队后下达了各省不准自行开办军校，只能办黄埔军校分校的命令，但各省的地方实力派们大多阳奉阴违，虽然在名义上挂上了分校的牌子，但在暗地里仍然各行其是。
此时由蒋氏控制的部队数量尚少，部队的军官们已经出现了编余的情况，这就让黄埔生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局面。
蒋氏的如意算盘是，待到各省的黄埔分校都建立起来后，黄埔毕业生们就可以在所有部队中分配，这就摆脱了黄埔毕业生们多数只能分配到嫡系部队中的局面。
其二、蒋氏控制那些投靠部队的办法之一是，先给这支部队派去一个副手，再把主官调到陆大特训班去深造，待到副手把这支部队吃下后，原来的主官就再也没有回原部队的希望了。
可是，单纯凭着一个副手是不够用的，还需要大量的中下级军官的协助。蒋氏就可以顺势把那些编余军官安排进去。如此一来，既解决了编余军官们的就业问题，还拿下了一支部队，可谓两全其美。
可这一切都是需要时间的。
其三、老资格的将领们对黄埔30岁左右的年轻人就当上了军长、师长，挂上了中将或者少将军衔都有看法。曾经担任过保定军校校长的蒋百里就说过，这些人年纪轻轻的就当上了少将、中将，真的好吗？
正是由于以上三个原因，才使得蒋氏在抗战爆发之前的吃相尚可，没有过于难看。虽然也有诸如胡宗南、宋希濂、黄杰、孙元良等人都位居师长之位，但在总体上来说，军官的晋升尚属有序。
可这一切，都随着抗战爆发变了样。
抗战爆发后，蒋氏修改了部队的晋升条例，即在抗战期间，军官不再按照铨叙晋升，一切都以战功说话。
这个条例好坏参半。
好处在于，一改过去部队中循例升迁的惯例，让那些尸位素餐之徒丧失了晋升的通道，把那些有战功的人才提拔上来。
坏处在于，非嫡系部队本来就在数量、质量和装备上不如嫡系部队，因此在抗战初期损失巨大。而这些受到损失的非嫡系部队又在蒋氏别有用心的操作下要么被撤编，要么被收编，逐渐成为了半嫡系或者嫡系部队。
如此一来，那些非嫡系部队的军官们大多数都脱离了部队，根本就没有后来的铨叙机会，这就为黄埔生们后来的上位创造了条件。
就以集团军总司令这个级别的将领为例，在抗战时期，共有17名毕业于黄埔1期的将领担任过这个重要的职务。
从人生的境遇来看，这17位黄埔1期的集团军总司令都差不多。从黄埔毕业后，先在黄埔系的部队中历练，然后逐步晋升，待到时机成熟，就被派到非嫡系部队中担任副师长的职务，然后在再利用主官被调离学习的机会架空了原主官，从而掌握了这支部队。
掌握了师级别的部队后，就意味着该人有了基本部队，然后就被调到某军担任副军长，进而谋得军长职务，接下来再担任集团军副总司令进行历练，待到历练的差不多了，就可以接手集团军总司令职务了。
那么，这17位毕业于黄埔1期，又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的人究竟是谁呢？他们的人生境遇虽然差相仿佛，结局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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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的发迹并非仅靠蒋氏一人，蒋鼎文也帮了大忙
很多人都认为，胡宗南的发迹主要来于蒋氏，这话对也不对。
说对呢，是蒋氏给了胡宗南机会。说不对呢，是胡宗南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的时候，蒋鼎文给他指了一条明路。
在这个意义上说，应该是蒋氏发掘了胡宗南，而蒋鼎文则是造就了胡宗南。
1927年5月，胡宗南担任1师副师长。当时，有一个机会摆在胡宗南面前，被收编的22师划归1军，师长出缺。
1师师长蒋鼎文有意推荐胡宗南出任22师师长，可胡宗南却不太愿意。因为1师是嫡系中的嫡系，无论从兵员素质还是装备都是拔尖的，他又是副师长，只要蒋鼎文高升，他就可以接任。现在让他到22师当师长，看似是升职了，可权力和地位却小了很多。因此，胡宗南不愿意去。
也可能是蒋鼎文看在胡宗南是浙江老乡的情分上吧，就劝导胡宗南。说1师好是好，可却是大家都眼红的地方，下面的旅、团级军官大多都是黄埔1期毕业的，师长的职务不知道被多少人盯着呢。即使胡宗南日后当上了1师师长，也会得罪一大批人。而22师刚被编入1军不久，没有人在意。如果胡宗南能够去当师长，正是培植自己势力的好机会。
蒋鼎文的话胡宗南听懂了。
其实，人生路上关键就是那么一步两步，走对了，就会是坦途；走错了，就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从此之后，胡宗南以22师为根基，开始打造其势力。其日后成为“西北王”就是肇基于此。
1937年9月，胡宗南升任第十七军团长，1939年1月升任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8月升任总司令，又分别担任8战区和1战区司令长官，1战区司令长官，成为了黄埔生中首名被授予中将加上将衔的人。
1950年，曾经拥兵50余万人的胡宗南被打成了“光杆司令”，灰溜溜地逃到了海峡对岸，从此失宠于蒋氏。
虽然蒋氏也曾一度启用胡宗南为大陈岛的所谓游击总指挥，但相对于他曾经的“辉煌”，其名位不知道低了多少倍。
1962年2月14日，胡宗南去世，终年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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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陈诚在，关麟征永远也上不了位
要论“猛”，关麟征在黄埔1期生中能排首名，不然也不会被称为“关猛”。
虽然这个“猛”在有的时候会变成“莽”，但关麟征能打仗还是有口皆碑的。这也是他能继胡宗南之后，成为黄埔1期生中第2位成为集团军总司令的人。
1939年，关麟征晋升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随即晋升为总司令。
可关麟征的性格过于“耿介”，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所谓“耿介”，其实就是小心眼，不能容物。在这一点上，关麟征其实和陈诚一个样。这也是二人为何交恶的主要原因。
一次长沙会战之后，关麟征所部被调至滇越边境，脱离了抗战的正面战场，这也是关麟征在抗战中后期战绩不显的原因。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关麟征严重得罪了陈诚，使得二人的矛盾再也无法调和。
其实，二人的矛盾还是对军权的争夺上。
陈诚对军权的控制程度并不比老蒋弱，部队只要经过他的手，连一点汤汤水水都不会给别人留下。
而关麟征呢，就是看不惯陈诚这一点，因此就不断嘲讽陈诚都是国家的领导了，还要和底下人争那么点汤水，有些丢人。把陈诚气得大口喷血。
蒋氏逃离后，关麟征是可以跟着一起跑的，可那时候陈诚正在海峡对岸掌权，关麟征去后哪里还会有好果子吃？因此，在撤离的飞机停靠香港加油的时候，关麟征以看望父亲的名义下了飞机，从此停留在了香港。
从此之后，除蒋氏去世关麟征到海峡对岸去吊唁之外，始终留在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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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三李只有李仙洲安度晚年，李玉堂死于非命，李吉甫几乎乞讨为生
都说山东籍的黄埔生中“三李不如一王”，其实这个说法有些过了。
在“山东三李”中，李仙州的指挥能力确实差一点，但他也有优点，那就是善于练兵。
当年，他出任第21师师长的时候，就是这点特长被蒋氏看中。
21师其实是一支战斗力非常强悍的部队，原隶属于小军阀刘珍年。在被蒋氏连哄带骗把部队拉到浙江后，刘珍年被蒋氏调走学习，部队交给了李仙洲。一来，李仙洲是山东人，21师大多数官兵也是山东人，老乡带老乡，没有疏离感，容易上手；二来，李仙洲练兵确实有两下子。
果然，李仙洲不负所望，成功地把21师拉住了，成为了他的基本部队。从此之后，李仙洲一步一个台阶，先升迁为第92军军长，又在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的职务上过渡了半年，于1942年2月升任第28集团军总司令。
第28集团军本属于川军潘文华部，李仙洲到这支部队来担任总司令，就意味着刘湘“甫系”留在川内的这一支部队也被蒋氏吃掉了。
解放战争时期的莱芜战役，李仙洲被俘，被关入功德林改造。
1960年11月，李仙洲被特赦，在国内安度晚年。一直活到了94岁。
相对于李仙洲虽然被俘，可却能在国内安度晚年，李玉堂的结局就太悲惨了。
在抗战时期的第9战区，李玉堂的第十军是除王耀武第74军和关麟征第52军外，第3支号称能征善战的部队。
一次和三次长沙会战，都是第十军守城。若不是第十军两次守住了“天炉战法”的“炉底”，这两次长沙会战不是那么容易打赢的。
虽然在第2次长沙会战中第十军失利，但主要责任并不在李玉堂，主要还是薛岳中了阿南惟畿的计谋和第9战区的密电码泄露所致。
第3次长沙会战后，李玉堂因功劳被提升为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
这倒不是蒋氏想要夺了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的权，而是蒋氏想要再次提拔李玉堂的前奏。因为缺了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履历，蒋氏是无法直接提拔李玉堂为集团军总司令的。
1944年12月，李玉堂被提升为第36集团军总司令，可没过一个月，36集团军番号被撤销。就在李玉堂感到郁闷的时候，他又被改任为第27集团军总司令。这就意味着杨森的兵权也落入了蒋氏的手中。
解放战争期间，李玉堂在兖州战役的时候曾经被我军俘虏，可被他化装成士兵逃脱。蒋氏随即对他下达了“永远不叙用”的处分。
1949年11月，李玉堂被老上司薛岳启用，担任海南防卫副总司令。再次战败后赴台。
1951年2月5日，李玉堂以曾经接受我军策反为由被蒋氏处决，成为了黄埔1期曾经担任过集团军总司令职务而遭处决的仅有一人。
至于究竟是被蒋氏错杀还是我党的烈士，两岸各执一词，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说法。
李吉甫（延年）和李玉堂是堂兄弟，可二人的性格却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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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堂打仗的风格是“硬”，为人处世有一些“愚忠”的成分在内，而李吉甫打仗的风格则是“滑”，只要战事不利，撒腿就跑。
这也是李吉甫执掌精锐的第2军，却始终没有太大建树的原因。
要知道，第2军可是抗战时期仅有的四个攻击军之一，装备了当时蒋氏能拿出来的所有的好装备。可李吉甫呢，在武汉会战中先敌撤退，在昆仑关战役中，又是未经过顽强抵抗，就放弃了第5军好不容易才打下的昆仑关，连第9师师长郑作民都战死疆场，以至于这个精锐师被蒋氏在一怒之下改为了“无名之师”。
可李吉甫打仗不行，官运却很亨通。在紧跟胡宗南后，于1941年就被提拔为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1943年又被提升为总司令。
官虽然越做越大，但动辄逃跑的习惯却没改。
在1944年的潼关之战时，又是李吉甫部率先逃跑。好在李吉甫在紧要关头终于雄起了一把，接连处决了几个带头逃跑的军官才稳住了局面。不然，一旦潼关有失，西安将无险可守，日军就可以直取西安，然后翻越终南山直取重庆，到那时，抗战大局危矣。
这是李吉甫在抗战时期仅有的闪光之处。
解放战争时期的淮海战役，在杜聿明率部南撤的时候，李吉甫的毛病再次发作，虽然蒋氏连连催战，可他要么按兵不动，要么行动迟缓，坐视杜聿明被华野全歼。
渡江战役后，李吉甫率部先撤到福州，再撤到平潭。可在平潭时，又受到73军军长李天霞的欺骗，认为是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就先行撤回了台岛。可随即就受到了军法审判，被判刑10年。
当时，陈诚是力主处决李吉甫的，可一来，李吉甫的人缘不错，很多袍泽都在蒋氏面前为其说好话；二来，李吉甫确实是受到了陷害。因此，蒋氏就看在李吉甫多年来鞍前马后的功劳份上，在一年后把李吉甫放了出来。
可李吉甫却因此失去了工作。出狱后身无分文，只能找过去的同事借债维持生活，形同乞丐。
1974年，李吉甫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终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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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的“死党”王仲廉和张雪中
作为汤恩伯的“死党”，王仲廉和张雪中跟随在汤恩伯身后亦步亦趋地晋升。在汤恩伯系统中，王仲廉的排名要比张雪中靠前，于1943年4月升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11月调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
王仲廉的指挥风格深得汤恩伯真传，往好里说是不打无把握的仗，往坏里说，就是不等到友军与对手消耗的差不多时是不会出兵的。
这个特点自抗战时期养成，一直延续到了解放战争时期。
终于，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羊山集之战中，王仲廉尝到了恶果。救援近在咫尺的宋瑞珂整编第66师时，王仲廉每天派几个团走几里路，然后又撤回原地，以至于耽误了救援时间，使得整编第66师被全歼，宋瑞珂被俘。王仲廉也没得到好，随即就被蒋氏给抓了起来。若不是当时还有几分面子的汤恩伯力保，恐怕王仲廉从此就告别军界了。
赴台后，整个汤恩伯一系都没有什么好果子吃，除役后只能靠着写回忆录打发时间。
张雪中的情况与王仲廉差不多，在王仲廉调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的时候，接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在1947年孟良崮之战的时候因指挥不力被免职。
逃台后，由于受到汤恩伯的牵连，张雪中基本上已经淡出军界，以开办农场为业。可没想到，在1986年的时候，海峡对岸竟然也开始搞“土改”了，张雪中经营了几十年的农场竟然以手续不合规为由被没收了。一气之下，张雪中中风了。
本来，张雪中开办农场的目的是为了给那些退伍后无处安身的老兵们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这下子全完了。
1995年，张雪中去世，终年95岁。
王敬久图片来自网络
摆架子的王敬久、胡宗南的“死党”李铁军和董钊
黄埔中有“山东三李”和“徐州三王”之说，“徐州三王”指的是王敬久、王仲廉和王家修。王家修在1925年的棉湖之役中阵亡，其余二人后来都成为了集团军总司令。
要论打仗，其实王敬久还是有两下子，尤其是他在武汉会战死守东、西孤岭的战斗中创造的“反斜面战法”，基本上成为了与日军打阵地战使用的基本战法。
可王敬久的缺点是架子太大。
淞沪会战后，参战的各路残军都集结在洛阳进行整补。当时，王敬久是71军军长，见负责洛阳补充事宜的是非嫡系的祝绍周，心中不服，就屡屡给祝绍周找麻烦。终于惹恼了蒋氏，军长职务被撤，换上了宋希濂。
后来还是顾祝同在蒋氏面前百般求情，他才担任了第25军军长参加了武汉会战。
1940年，王敬久担任第32集团军副总司令，并于次年10月升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在解放战争期间的孟良崮之战中因救援不力被免职。
此后，王敬久就再也没有受到蒋氏重用，与1964年在台去世。
在黄埔时期，李铁军就与胡宗南交好，从此就更随着胡宗南亦步亦趋。
在胡宗南调任第22师师长的时候，蒋鼎文还特意把李铁军调给胡宗南，由此可见二人的关系之好。
在胡宗南系统内，虽然董钊和刘戡是两员大将，但在实际上，李铁军应该是胡宗南以下的第2人。
可由于在抗战时期，胡宗南所部的主要任务是防备延安，与日军作战较少，李铁军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上佳表现。
1943年9月，李铁军升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又于1944年调任第29集团军总司令。
让人们记住李铁军的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两件事，一是陈赓在伏牛山使用“牵牛”战术歼灭了整编第3师，二是，在海南岛战役中，李铁军下辖的第62军在澄迈地区打得异常疯狂，甚至军长、师长级别的将领都带队冲锋。
可李铁军的表现并没有获得蒋氏的好感，在败退海峡对岸后，蒋氏也只是给了他一个中将部员的职务就再也不搭理他了。
不过，李铁军的寿命还是很长的，一直活到了101岁。
在胡宗南系统内，本来善于指挥的将领就不多，而董钊又是其中尤为不擅长指挥的一位。
这也不难理解，胡宗南本身就是个团长水平，他那里敢于重用有才能的人。像钟松和刘戡这种有才能的人看起来受到重用，但其实都是一些边缘人物。
但董钊毕竟是抱上了胡宗南这条大腿，自身资历也不低，因此，在1945年初的时候，董钊还是坐上了末班车，当上了第卅八集团军总司令。
可随后的战绩众所周知，在西北战场，胡宗南所部被打的是凄惨不堪。
1949年12月，董钊逃到了对岸，只捞了个委员的闲职。
刘戡，仅有的一位战败自尽的集团军总司令
刘戡的死，确实很令人痛惜。
在胡宗南系统中，像刘戡这样的能对我党始终报以同情和尊敬的人并不多见。
1941年的时候，时任第93军长的刘戡因放走了潜伏在93军的我地下党员魏巍被蒋氏免职。
一直到了1944年豫湘桂战役爆发的时候，刘戡才重上战场，接替战死的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的职务去重整部队。
可好景不长，由于蒋氏和胡宗南等人都对刘戡不信任，没到一年时间，刘戡就被调回重庆。
可胡宗南身边有没有合用之人，在1946年的时候，胡宗南只得低声下气的请求刘戡出任第37集团军总司令。为了防止刘戡不答应，胡宗南事先让蒋氏下了委任状，这才请刘戡出山。
刘戡虽然不情愿，但毕竟是军人，是要服从军令的。
可这一去，刘戡就再也没能回来。在1948年的瓦子街一战中，因战败自尽身亡。
刘戡若非自尽，在以后很有可能会起义。
安度晚年的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和李默庵
杜聿明、宋希濂和范汉杰都是在战场上被俘，然后在功德林待了10年不等的人。从表面上看，他们是战犯，可要从结局来看，这三人无疑是因祸得福者。
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即使跟着老蒋逃到了海峡对岸，等待他们的命运注定将是凄惨的。尤其是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后，蒋氏和那些意欲推卸责任的人，就已经把脏水泼到杜聿明身上了。
李默庵是长沙起义的策划人和推动者之一，可由于特殊原因，李默庵长时期未留在国内，可他的晚年是幸福的。不然，他的人生结局也会与那些同学一样，除了得到一个闲职外，也只能靠写回忆录打发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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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枪走火的俞济时和抱上小蒋大腿的黄杰
作为蒋氏的“大侍卫长”，俞济时能够在1945年3月升任第36集团军总司令其实就是去刷资历的。因为俞济时要想再往上升迁，是需要这个资历的。因此，俞济时根本就没有去赴任。
跟随蒋氏逃台后，俞济时一如既往当他的“大侍卫长”。可在1955年的6月，一次偶然事件导致俞济时失宠了。
本来，蒋氏定于次日要检阅部队，可在前一天的晚上，俞济时突然擦枪走火，打伤了大腿，无法跟随。而第2天，就出现了兵变事件。
蒋建丰（经国）认为，兵变事件俞济时事先肯定知情，之所以会擦枪走火，就是想有一个不在场的证据。
其实，这一切都是冤枉俞济时了。试想，俞济时跟随蒋氏半生，一切都是蒋氏给的，他们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俞济时又岂能对蒋氏不利？
蒋氏对此事其实也心知肚明，可却迟迟不表态。
其实，这件事也很清楚，那就是此时蒋氏已经开始在转移权力，作为元老的俞济时又不明智，不肯急流勇退，那小蒋自然要对付他了。
经过此事之后，俞济时逐渐开始淡出蒋氏决策的核心圈子，于1956年卸去了侍卫长职务，改任顾问。
作为黄埔1期生，黄杰的起点其实比胡宗南都要高。可这个人却滑头，每逢遇到硬仗，总是不肯卖命去打。
抗战时期的兰封会战，若不是黄杰擅自脱离的防区，丢掉了归德，让日军援兵第十六师团冲进了包围圈，本已经处于绝境的土肥圆第十四师团很有可能会被薛岳全歼。
正是由于兰封会战的失利，才使得蒋氏下令扒开了黄河，造成了抗战时期的一次大灾难。
可事后，黄杰也仅是被轻描淡写的撤职了事。
可从此之后，黄杰却失去了在一线带兵的资格。
一直到1943年4月的时候，黄杰才得以充任宋希濂第十一集团军的副总司令。
要说黄杰的运气也不错。
1944年的滇西反击战的时候，由于宋希濂一时大意，听信了部下熊新民的话，谎报克复了龙陵，宋希濂也因此被调离部队去重庆陆军大学深造去了。
其实，这一切都是当时远征军参谋长萧毅肃捣的鬼。
萧毅肃其人很贪财，总是在各集团军揩油。宋希濂是个正直的人，总是严词拒绝，这就得罪了萧毅肃。因此，萧毅肃才利用宋希濂犯错的时机把宋希濂调走，换上了黄杰。
不然，以黄杰想要当上集团军总司令是很难的。
要论黄埔1期生赴台后谁混得好？除黄杰外，就没有第2个人。这倒不是黄杰的能力强，而是他早就看懂了蒋氏意欲权力世袭的意图，早早就向小蒋靠拢，这自然就获得小蒋的好感。
因此，黄杰的人生后半程开始发力，1953年被任命为卫戍司令，1954年7月升任陆军总司令兼防守司令，1962年任省长，1969年7月又升任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可谓是一年一个台阶。
纵观这17位黄埔1期的集团军总司令，自毕业后进入部队开始，所走的道路几乎一致，人生境遇基本相同，可结局却天差地别。
杜聿明、宋希濂、李仙洲、范汉杰等人，虽然身陷囹圄，在功德林内接受10年或10年以上的改造，可却由此获得了全新的生命。
而那些跟着蒋氏跑的，要么被闲置不用，要么遭受不公，要么靠乞讨度日，甚至丢掉了性命。除那位抱上蒋建丰大腿的黄杰外，后半生都很凄凉。#图文万粉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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