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发出后，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29位民主人士应邀北上，商谈新政协召开事宜。冯玉祥于7月31日登上了回国的邮轮，但遗憾的是，冯玉祥在回国途中遭到谋害，失去了性命。他没能亲眼见证新中国的诞生。
9月12日，沈钧儒、蔡廷锴等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准备参加新政协。此后一段时间里，各界民主人士先后从各个地方向解放区汇集，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
1949年4月，南京解放。此时的上海，被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许多知名人士如宋庆龄、张澜、罗隆基等人都在国民党的监视之下。蒋介石更是表示：“不去台湾的人，就地正法。”
在这些民主人士中，张澜有着独一无二的强大号召力，他曾在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任职，影响力很广。蒋介石直言“绝不能张澜留在大陆，就算是劫持，也要把他带去台湾。”这一时期，张澜一直被蒋介石软禁着。
5月中旬，解放军开始了准备攻打上海的准备，城内的国民党特务开始执行处决不愿去台湾的民主人士的命令。在这一生死关头，周总理向上海地下党组织发去紧急密电，要求全力保护和营救宋庆龄、张澜、罗隆基等民主人士的安全。
24日，上海的巷战已经打响，蒋介石下了杀心，下令将张澜和罗隆基两人押至看守所，途中秘密处死抛尸黄浦江。这一任务交给了时任上海警备第三大队的副队长阎锦文。
但蒋介石绝对想不到，在中共地下党的努力下，阎锦文已经被成功策反，甚至已经同我党同志一起制定好了营救张澜和罗隆基两人的办法。
接到密令当晚，阎锦文开着警备司令部的车前往张、罗两人所在的虹桥疗养院。虽然当时全市戒严，但阎锦文有自己的身份作掩护，得以畅通无阻，顺利来到疗养院。
为了装得像一点，阎锦文故意拿着手枪，不客气地冲张、罗两人喊道：“快点上车，我们是奉命转移，不得延误。”
张、罗两人已经被提前告知阎锦文的身份，他们也没有反抗，直接坐上了车。阎锦文随即开车在小巷里穿梭向前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的如夫人田淑君处开去，将两人藏在田淑君家中，等待解放军入城。
时任上海警备司令毛森很快发现了阎锦文叛变。就在车辆快要抵达目的地时，阎锦文发现了后面有追兵。他当机立断，弃车而走，命令车内的两个亲信背起张、罗二人逃跑。虽然过程十分惊险，但好在两人最后顺利被保护起来。
第三天，上海解放，张澜、罗隆基得以安全活了下来。一个月后，两人北上前往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
在营救张、罗两人的过程中，阎锦文是有功劳的。当然，他犯下的错误也是不可磨灭的。
抗战胜利后，阎锦文进入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负责搜捕共产党员和反对蒋介石的民主人士。在搜捕复旦大学进步学生和共产党员王孝和的活动中，阎锦文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然而，谁都没想到，这样一个军统人物竟然在关键时刻救下了两名著名的民主人士，立下了了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阎锦文被安排了新的工作，在上海公安局任职。后来，他每次去北京，张澜都会设家宴招待他，以表达对他当年救命之恩的感谢。
1981年，阎锦文向全国政协提出离休，这关系到他能否享受离休待遇的待遇，更是判定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
此事事关重大，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亲自批示：
“阎锦文先生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凡是对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做过好事的人，我们是不应忘记的，更不能亏待人家，按党的干部政策，阎锦文先生应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开国大典上，张澜和毛主席等人一同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像张澜这样的民主人士能够北上与共产党共商国是，见证新中国诞生，在这背后，有很多共产党员奋不顾身地保护，也有像阎锦文这样选择起义站在人民一边的人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