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前夫就是因此而分开的。他并非不支持我从事这项事业，可在东亚社会，妻子和母亲肩负着特定的责任。当我坚持追逐自己的事业，并且要离开家庭时，前夫就得承担起原本属于我的那份家庭责任。我和他曾有过一次长谈，我对他说，要不你就另寻他人吧，因为在经营家庭和养育孩子这个过程中，我实在帮不上什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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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在心里对自己讲：孩子还小，我必须有所抉择。我的家人不愿意我从事这份充满艰难险阻且前途未卜的工作。我必须突破困境，必须做出改变，否则就只能坐以待毙。
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就看我们愿意承受哪一面罢了。
我没有尝试去说服家人，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认可我。在高雄开了半年工作室却毫无起色后，我有一段时间出去进修，回来后就开着我的那辆旧车前往台北，独自开启这份事业。
无数次，我都告诉自己，不成功就绝不回家。
但我很快意识到，自己开工作室真是诸事不顺。前两三年我都在吃老本。当时我的工作室就是一个独立的房间，没有助手。来访者如何证明自己有性障碍，而不是对我图谋不轨呢？我又该如何证明自己有能力帮助他们呢？这个难题让我很难突破。
其次，我在性学研究所学到的内容和实际的性治疗工作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教科书里虽然提到了几种性治疗模式，但涉及深度治疗的部分却一片空白。每当我感觉要读到最有参考价值的内容时，却发现没有了。
后来我还特地去美国和德国进修，却又发现国外的性治疗方案太过于“实操”了，直接照搬过来不现实。
这意味着，我需要不断摸索出适合的方案。
所以，我从不把自己当作医生，也不认为性障碍者是病人。我会称他们为“个案”，我不是来医治你的，我并不比你强，我们都是在摸索中前行。（本文整理自《十点人物志》对性治疗师童嵩珍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