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广州曾是我国南方最重要的政治重镇。上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革命”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传播，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此起彼伏。彼时，诸多文化名人、作家诗人先后南下广州，留下了深嵌历史的印迹……
01
红与绿的交辉
1927年1月18日，鲁迅离开厦门大学，抵达广州黄埔，直到9月底离开。按原计划，鲁迅赴粤原本打算做兩件事：一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励写些文字”；另一个，便是与许广平团聚。
多年后，鲁迅的孙子周令飞这么认为：在广州的这200多天，“鲁迅迎来了他一生中最柔软的时期，也是最浪漫的时期”。
不过，当时的鲁迅，对于广州的期待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他刚在厦大经历了学校里的派争、难吃的食堂，很是烦郁，对南方的革命形势也并不看好。
在1月25日的中山大学学生欢迎会上，鲁迅先直言“广东是旧的”，鼓动青年“有声的发声，有力的出力”，“最希望的是，中山大学从今年起，要有好的文艺运动出现”。
但紧接着，他又自称“我并非一个斗争者”，“站在后面叫几声，我是很愿意的，要我来开路，那实在无这种能力……现在，我只能帮帮忙，不能把全部责任放在我身上”。
对于自己矛盾迂回的心态，鲁迅倒也坦诚：“我有两种矛盾思想，一是要给社会上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所以议论即如此灰色。折衷起来，是为社会上做点事而于自己也无害”。
广州的确给了鲁迅一次缓冲和沉淀的机会。那几个月，他领着每月500大洋的薪水，有爱人好友伴身，一面游山玩水，一面在形势的变动下转换自己的革命思想，看见了新的希望。
到广州不到半年时间里，鲁迅就产出了序文、译文、札记、杂文、历史小说等共56篇作品。有趣的是，他在日记中记录下的外出食饭、品茗共有43次，在广州期间创作的杂文数量，也恰好是43篇。
由于希望将生活和工作分开来，在中山大学大钟楼住了两个月后，鲁迅搬出校园，住进了白云楼公寓。在这里，他潜心完成了《朝花夕拾》和《野草》的编订。《野草》的题词，或也可作为溯源鲁迅那段时间的一种思想索引：“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在广州期间的鲁迅，从未停止思考知识阶级、文学命运与革命前途之间的复杂关系。
1927年3月，鲁迅到岭南大学演讲，主题是纪念葬于市郊黄花岗的广州起义先烈，于是有了一篇《黄花节杂感》，提醒大家要关注革命如何在广州存续与发扬。
在广州时期的鲁迅，的确同时经历着生活上的舒缓和思想上的动态修整。尤其是“四一五”白色恐怖过后，鲁迅愈发看见了革命的反复性和繁复性，开始更独立、辩证地思考现实议题。虽然他也曾批评过广州和中山大学，比如人浮于事的机关和部门，工友们的聒噪和粗俗，但总体而言，鲁迅与广州之间的邂逅短暂而深刻。1927年4月中，鲁迅宣布辞职，中山大学却给他将工资开到了5月底。
在致好友章廷谦的信中，鲁迅作下这么一句评价：“广东还有点蛮气，较好。”
02
文学与革命的联姻
在鲁迅来广州之前，中山大学还叫“广东大学”，是孙中山在广州创办的两所重要革命学校之一（注：另一所是黄埔军校）。
1926年7月9日，10万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彼时的广东大学文科学长毅然辞去了每月薪俸360元的职位，投笔从戎，参与北伐。这位文科学长就是郭沫若，那时，他才只在广州工作了4个月。
革新与创造，算是郭沫若在广州期间的重要主题。站在历史后台往前看，广州将郭沫若从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改造成了革命战士。事实上，在赴粤前，他已经感受到了现实斗争和理论战线的感召，来广州后，开始进一步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对国内社会革命的热情，也随着岭南热情的夏天蓬勃生长。
在广东大学宿舍里，郭沫若写下了《我来广东的志望》：“总之我们要改造中国的局面，非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广东不能担当；我们要革新中国的文化，也非在国民革命的空气中所酝酿的珠江文化不能为力。”
不过，究竟何为“珠江文化”？关于珠江流域鲜活生猛的野性，包容流动的积极风气，历来无需赘言。但每每谈及人文与艺术，岭南却免不了受一遭“贫瘠”之类的评价。若结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一误解实在根固。
中国近代报业的发源地就是在广州十三行，率先实现了用信息交流和公共表达推动社会发展，为城市留存记忆；现代的红色文学，在广东也有着深厚的思想和社会基础。
早在20世纪初，朱执信、杨匏安（注：匏音páo读袍）等人就开始在广东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1919年11月，与《新青年》发表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太阳社发起人杨匏安也在《广东中华新报》连载了长篇论文《马克思主义》，这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后来成立于30年代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里，广东作家也以七分之一的占比，成为其中相当重要的一支力量。
有学者指出，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核心成员集体南下，是革命与文学“由暧昧真正走向联姻”的标志。按照鲁迅的说法，所谓“革命文学”，往往是革命在前，文学在后，“政治先行，文艺后变”。
1925年的“五卅惨案”（注：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后，不少上海文艺界知识分子开始关心政治，文艺也随之左转，关注底层、要求自由和变革的进步思潮开始涌入时代舞台。
鲁迅、郭沫若一干左翼文学家在广州的影响和改变，既促动了文学与革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有机融合，也应合着广州延续至今的务实、宽容与人文本体意识。
03
勇敢的与结实的
到了30年代，广州已经是个顶热闹的城市了。至少在四川人巴金看来如此。
巴金一生中曾六七次到广州，对这个“阳光常照的地方”感情颇深，他多次在文章里回味广州的端午龙舟和饮茶、花市及粤剧，感受着城市文明与传统气息在这里的碰撞，热情与温情的动态融合。
百年前大革命时期，热火朝天的文人南下，都为当时的广州注入了巨大的文化活力，也为今天的广州渲染了一抹鲁迅所说的“红”。
在民主革命策源地的百年历史阶程里，工人群体一度掌握重要话语权，甚至站上时代舞台，掀起推动革命的进步风云。
第一、二、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都是在广州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也是在广州成立的。广州还多次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指挥中心，从1920年10月至1921年3月，不到半年时间，就先后发动罢工达16次之多。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1925年为支持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省港大罢工，都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社会秩序，包括后来的北伐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与广州沙面隔涌相望的六二三路上，还矗立着一块“沙基惨案烈士纪念碑”，碑上刻着“毋忘此日”的字样，见证着这场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罢工。
后来抗战爆发，巴金还在广州，并亲眼看见“在这些（广州）居民中间，人我的界线怎样迅速地消失。许多人自动地将自己的家屋用具献出作为一些老弱同胞的避难处，壮丁们也敢冒危险去挖掘炸毁的房屋，救出受伤的同胞”。
在写于1938年的散文《广州在轰炸中》里，巴金感慨道“：这里没有勇敢，也没有怯懦。这里的居民不爱死，但也不怕死；他们把‘死’看得很平常。它来拜访，就让它进来。它走了，左邻右舍也不因此惊扰。一个人死了，别的人仍旧照常工作。一幢屋毁了，别的房屋里还是有人居住。骑楼下的赤血刚刚洗净，那个地方立刻又印上熙攘的行人的脚迹。一个人倒下，一个人流血，在这里成了自然的事。倒下去的被人埋葬，活着的更加努力从事工作。事情是做不完的，没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的责任；但是倘使轮到自己闭上眼睛，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遗憾。”
这不仅仅是一种集体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是一种启自广州千百年求真、求实主义的“结实”心态：“对于这种‘结实’的人，敌机的威胁是完全无用的，没有一种暴力能够使他们屈服。”
城市的文化特征常常是由地理位置和历史脉络同时决定的。时至如今，广州也是全国一线城市里将工人、农民群体放在城市主人地位的优等生。底层人民在广州得到的尊重和关怀，渗透在城市角落。
刘肖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