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关于九兵团将领群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讲，指挥层面出了问题（此乃宋时轮上将主动向中央承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关键就是人选问题。
上篇我们提到三个人，三野参谋长张震、政治部的正副主任唐亮和钟期光。
要解决题目提出的问题，包括之前提到九兵团长津湖之战后恢复慢，只讲这三个人远远不够。
打仗，核心指标自然是指挥筹划和战斗组织，还有一个不是核心胜似核心的后勤保障问题。
一、兵团指挥层人选
九兵团首长，宋时轮是司令员兼政委，陶勇任副司令员。
这个搭配其实有些勉强，抗美援朝这种规模的仗，和美军直接交手，该不该配一个政委呢？我们是事后诸葛亮，当然觉得要配。比如唐亮钟期光这种政工干部大行家。
有懂行的朋友肯定会说，四野十三兵团也是司令员政委兼于一人，人家兼任就行，九兵团兼任就不行？
有两点区别：
第一，邓华手下配了韩先楚洪学智两个副司令员，他自己政工方面很擅长，军事上有韩先楚作为补益，还有一个六边形全能将领洪学智，干啥啥出彩，邓华可以把大量精力拿出来照顾政治工作系统的领导。
第二，十三兵团机关就地成为志愿军指挥机关，彭总亲自指挥西线的六个军，他的威望、眼界和地位勿庸多言，西线指挥非常有力。
让宋上将独力指挥一个15万人的大兵团到异国战场和陌生敌人作战，军政一肩挑，委实有些难。
试举一例。
长津湖战役结束后，兵团上下垂头丧气，情绪很大。时任九兵团政治部主任谢有法回忆，宋时轮非常担心部队的状态，他和谢有法分别到二十军和二十七军召开团以上干部开会统一思想。结果呢，出现了很尴尬的场面。宋时轮在大会上讲的激情澎湃，会场上却有一些人旁若无人地打瞌睡，还响起了呼噜声。
这篇文章载于《谢有法将军文辑》，文辑中没有一篇专门记录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东线战事的文章，只在一篇纪念宋时轮逝世（作于1994年）的文章中隐约提到一些片段，尤其是开会有人打呼噜之事，似乎对兵团的政治工作不无微词。
政治工作怎么做才好？以笔者之浅见，应有三种境界：
第一，提前预判到部队可能出现的情况，预有准备，预做引导，使大家尽量少踩坑，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第二，没有明确的方向性预判，但临场反应极佳，随时随地解决问题，把病灶消灭在比较小的时候，不使之蔓延发展成大问题。
第三，亡羊补牢。虽云为时未晚，然则战场上对容错率考验极大，哪有那么多时间留给你去补牢呢？
对比一下唐亮和钟期光二位做的政治工作，一个是打洛阳之前华野中野两军合作前的教育引导，让三八两纵不要耍牛脾气，莫装。一个是评定伤亡，研究战术。人言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唐亮领导陈唐兵团，只看唐上将的传记根本看不出他牛在哪里，这就是优秀政工领导该有的样子，如果传记里到处是处理各种问题，倒是很热闹，很能见功劳，但那只是一个勤劳而拙劣的救火队长，而非优秀的政工领导。
有点跑偏了，说回军事指挥。
二、优秀指挥员该谁上
宋时轮指挥华野十纵打过不少胜仗不假，1949年跻身四大兵团司令员，还成为攻台兵团的主将，也不假。但宋上将的指挥功力，在三野同级别将领中，很难说是顶流，与其并驾齐驱者所在多有。
兵团级指挥员，勇猛敢战并非首要素质，故，宋陶二位都不是最佳人选。首要素质是准确判断形势，拿出最佳作战方案。
往下一个层面分解，以笔者愚陋之见，又有这几个方面：
第一，心态要稳，既不轻易被一时有利战机冲昏头脑，也不轻易被复杂困难条件缚住手脚。
第二，目标坚定，但又不拘泥于所谓既定作战目标，能随机应变调整部署，甚至从根本上否定战前所定之策略。
第三，始终保持对部队的绝对控制，即，何时何地应有哪支部队完成什么任务，要给这支部队留好大致空间，允许有个别超出其能力的情况，但一般应使其在能力范围内作战。下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打光了也要如何，这类指挥方式应尽量减少。
第四，现代化指挥素质，即对诸兵种协同作战（包括反制敌之诸兵种协同）、各种作战手段之运用、后勤保障，要有通盘的把握。
以上几条都是比较高的标准，理性分析，笔者并不能就九兵团指挥员的人选给出一个最完美人选，除了粟裕本人—当然他没办法去朝鲜，否则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很可能就是他。
粟裕以下，几位兵团级指挥员各有特点。
以综合素质而论，陈士榘似乎最强。
陈参座独立指挥兵团规模的战役战斗，胜多败少，洛阳战役、攻克开封、围歼黄维兵团三场大仗打得都非常出彩，战役节奏的把握比较稳。洛阳开封两次攻城战斗虽有波折，然智珠在握不紧不躁，加之政治工作方面有大行家支撑，作战指挥可专心投入不劳旁鹜。
陈参座对炮兵运用尤其很有心得，中野部队打黄维兵团只悟出堑壕掘进之法，但最后怎样破掉十八军的核心防线没有很好的办法。陈参座一到位就调整兵力火力，一顿猛砸干碎十八军，足见其水平，人家傲也是有资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