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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特朗普强势回归，各界普遍预计，他在第二任任期内将进一步深化对华贸易战、科技战。在外部制约可能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在关键赛道弥合差距，实现“弯道超车”？企业国际交流、技术合作面临进一步“断链”风险，该如何谋求发展空间？
近日，郑永年教授出席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第三十一届学术年会。他在会上的主旨发言中表示，中国目前仍然处于中等技术水平阶段，可以从建构“三驾马车”（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开始。他提出了几点思路，包括在应用转化方面避免国企和民企之间的恶性竞争；建立长期稳定且具有耐心的投资机制；建立更加综合性的协调机构，以来统筹教育、科研和人才的管理等。
“技术和经济的结合并非凭空产生，它需要一个有效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开放的社会环境，而这需要体制的变革。”
*本文整理自郑永年教授在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第三十一届学术年会（2024）上的主旨报告，原题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三驾马车”：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与金融服务》。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这一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一个综合性、全方位的目标，也代表了迄今为止现代化的最高标准定义。
去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特别强调“要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明确将这一目标摆到了最高议程。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个系统性的战略。因为经济增长是其中的核心环节，因此，我们也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概念在提出后出现了两个极端的观点。
一个极端是将新质生产力仅仅等同于颠覆性技术。过去250年来的三次工业革命证明了，如果我们要等待我们所说的“颠覆性技术”，可能要等很多年，甚至等不到。另一个极端则是将新质生产力定义的过于庸俗，例如认为“掼蛋”也代表新质生产力。
在 第二十六届高交会上，4300余个新技术、产品亮相，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图源：新华社
从欧美与亚洲发达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来看，一个经济体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是最重要的。
如果没有基于技术进步的产业升级，一个经济体很难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进而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
产业升级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创新进入全新的产业领域，例如从生产鞋帽升级生产电子产品——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经济体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从低收入经济体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转变。
新加坡早期以制造业为基础，随后逐步向电子、化工、金融服务等高附加值产业转型 。图源：新华社
另一种则是在传统产业上提升附加值，例如使帽子的价格从50元提升到500元，甚至5000元。这两种方式都是推动经济进步的有效路径。
对于中国来说，既需要开拓新技术，也不能忽视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进和升级。
此外，还需要注意一哄而上的问题。例如，当中国提出低空经济后，各地方都一哄而上，这就很容易造成恶性竞争，最终导致产能过剩。
同时，原有产业的升级也同样重要。
例如，深圳提出了“20+8”的产业发展战略，20是代表现在已有的产业，8是代表未来的产业。我们不能忽视现有产业的重要性，如果一味追求新技术而忽视现有产业的升级，那么整个经济体可能会失去基础的支撑。
3月，深圳发布了“20+8”产业集群发展战略的2.0版本，举全市之力支持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汽车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七个重点产业群。图源：新华社
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新质生产力从何而来？基于对工业化以来的经验总结，我和我的研究团队提出了创新的“三驾马车”，即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
这“三驾马车”的构建需要一个开放的环境。开放性对于科技进步是非常重要的。科技进步需要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开放的市场体系，而封闭的政策会导致科技思想的滞后，甚至使原本的先进技术变得落后。
例如，苏联以及之后的俄罗斯。俄罗斯是近代以来了不起的国家，产生了许多科学家，但1917年10月革命后，与西方第一次脱钩。随后1945年的冷战，是苏联与西方再一次的脱钩。
早期的苏联科学发展很快，产生了许多原创性技术。但不开放产生了两个后果：
一个是科技思想得不到交流，越来越封闭，尤其是科研过程中越来越意识形态化。
第二个则是没有市场，这就导致科研成果没有回报，从而缺乏可持续性。后来的美苏竞争又使得苏联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最终导致了苏联的失败。
中国历史本身也说明了开放的重要性。明代早期的郑和下西洋，用今天美国学者的话来说，相当于今天的航母战斗群。除了官方能力，明朝还有庞大的民间力量。但是因为朝廷后来实行的禁海封闭政策，使得中国封闭起来，很多应用技术得不到继续的发展。
二战后美国等强大来源于它的“三大开放系统”。首先是教育人才系统，第二个是开放的企业系统，最后则是开放的金融系统。
如果将粤港澳大湾区与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我们的开放程度还是不够。纽约湾区与旧金山湾区的外国人占比为40%，尽管并非所有外国人都是人才，但足以说明他们的开放程度。
硅谷的占比则更高，外国人达到了60%，硅谷2/3以上的独角兽企业则主要来自一代和二代移民。其中，也有很多来自中国的独角兽企业。
因此，开放促成了美国获得优质的资本和技术，并进而吸引了大量高端人才。美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经济枢纽，很多美国制造并不是美国人的制造，而是全世界聪明人才的制造。
回到“三驾马车”。
“三驾马车”的第一个就是基础科研。基础科研主要由政府、大学和科研机构承担。据统计，90%以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来自大学或科研组织。应用技术则主要由企业负责，这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尤为明显。
然而，由于应用技术转化的高风险，在后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政府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应用转化。金融服务同样非常重要，无论是基础科研还是应用技术的转化，都需要大量的金融服务。
以华为的5G为例：5G的基础理论研究是由外国科学家 完成的，而将这一理论变为实际可用的技术，则是由华为这样具有雄厚实力的企业来实现的。
10月22日，华为原生鸿蒙操作系统正式发布。图源：新华社
就产业发展而言，美国二战后最好的金融服务就是风投。政府不适合从事风险投资，因为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没有合法性来做这件事。传统银行同样不能挪用存款人的钱去做高风险的投资。
因此，美国发明了风投。这是近代以来，对科技进步最大的一个创新。这种方式把中产以上群体民间闲散资本聚集起来，用于高风险高回报的科技投资。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其原因则在于“中等技术陷阱”。大的经济体，如果没有可持续的技术进步，很难跳出中等收入水平。例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少数几个从中等收入水平提升到了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
从总体上看，中国仍然处于一个中等技术的水平，这有两个特征。首先，我们缺少0-1的原创；其次，如果将应用技术创新量化为1-10，那么中国基本上处于4-8的水平。
前工信部部长苗圩先生曾说：就制造业而言，美国是第一梯队，日本欧洲是第二梯队，我们还属于第三梯队。这些年我们当然进步很快，但还不是第一梯队。尽管在一些特定领域例如航空领域，中国已经赶上甚至超越美国，但从整体上来说，中国还处于一个中等技术的水平。
未来，对于中国来说，也可以从建构三驾马车开始。
首先是从大学和科研机构。二十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把教育、科研和人才三个方面放在一起论述，这表明中国已经意识到了教育科研人才是三位一体的。
如果想要成功，就需要相关的体制与机制改革。
在基础科研方面，尽管中国正在快速发展，但需要打破封闭的管理模式。我们的国家实验室应更多地向外部开放，而不是封闭在某个高校内部，尤其是当这些实验室的使用效率并不高的时候。
2024大湾区科学论坛分论坛现场透露，2011—2020年批准立项的692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中，仅43.6%的项目成果转化。图源：新华社
此外，对待科研技术方面，我们实际考虑的其实是论文发表，而不是科研本身。以购买芯片为例，我们很多实验室购买芯片的目的是写论文，而不是要搞产学研一体化，这跟美国大学购买芯片的目的并不一样。
在应用技术转化方面，应该由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避免国企和民企之间的恶性竞争。同时，国有企业应主要负责一些重大国民经济技术领域的创新，而将更多的商业化应用技术交由民营企业来完成。
其次，下一个问题在于企业的国际化。在中西方分化的大背景下，国企走出去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如何让民营企业更好的走出去，构建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
最后，金融服务需要进行深度改革，以支持高风险的创新活动。由于外资的减少，国有资本在创投这方面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这需要改革现有的体制。
中国可以借鉴新加坡淡马锡的成功经验，建立长期稳定且具有耐心的投资机制。现在，无论是地方上的国资还是民间的私募基金，大多数都专注短期投资，而缺少长期投资。
淡马锡在全球范围内投资，覆盖金融服务、能源、生物科技、消费品等多个行业，分散了单一市场或行业的风险。 图源：新华社
同时，我们还要加强教育、科研、人才的统筹管理。三中全会首次将教育、科研和人才三个领域结合在一起讨论，体现了对三者之间关系的重视。
这也要求我们在体制上进行调整，以更好地促进三者的协调发展。当前，我国的教育、科研和人才管理体系相对割裂，教育由教育部负责，科研由科技部、工信部负责，而人才由人社部负责。 这样的体制难以实现三者之间的高效协同。
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加综合性的协调机构，来统筹教育、科研和人才的管理，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
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协调。有些新产生的新质生产力由于体制机制的问题而无法落地，这是令人非常担忧的。为什么现在中国的独角兽企业少了？一方面，外资少了；另一方面则是监管体制不改革。
通过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调研，我们发现中国至少在三个领域——生物医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产生了大量的新质生产力。例如，在生物医药领域，中国从复制到现在的创新。
然而，由于审批时间过长，而且即使落地了，又要和医保体系挂钩，药品的价格无法提升，因此大量的创新药最终选择去了美国或者东南亚国家。
在互联网领域，以游戏为例，新上市的《黑悟空·神话》很受欢迎，但在此之前，由于监管过度，大量游戏产业无法落地，这使得很多其他关联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也无法发展起来。
人工智能也一样，甚至更重要。过去，中国是应用西方的技术，随着技术积累，中国逐渐走向了原创，但这种原创需要落地，就需要相对应的体制改革。
在很多领域，中国并不比美国差，有些甚至超越了美国，但在商业应用的领域，还远远落后于美国。这也意味着，中国需要相对应的体制与机制改革。
总之，技术和经济的结合并非凭空产生，它需要一个有效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开放的社会环境，而这需要体制的变革。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要相符且共同发展。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60个领域的300多项改革，方向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希望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尽快落地，这可以促进技术与经济的结合，更重要的是推动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中国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文稿整理：张乐词
审阅：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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