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骂他杀死20万日本人,他的回答底气十足:从未对那件事后悔

前言:

1945年7月27日,即在《波茨坦公告》发布后的第二天,日本政府做出“不予理会声明”,决意与盟军对抗到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对日实施原子弹打击,因为“唯一能说服天皇及其军事顾问们的办法就是证明我们有能力摧毁他们的帝国”。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那些站在B—29轰炸机下的小伙子们,就是负责轰炸广岛的美国飞行员们。

左起第三位就是保罗·蒂贝茨上校,他是美国第20航空队下属的第509混合大队的指挥官,正是他和他的部队在1945年8月6日向广岛投下了核时代的终极武器——原子弹。

蒂贝茨

1937年2月,蒂贝茨加入了美国陆军航空兵,成为了一名轰炸机飞行员。1942年8月,已经升任上尉的蒂贝茨率领着第一批B—17轰炸机对德国鲁尔区进行了战略轰炸。此后,他凭借着出色的表现一路高升,1944年时已经成为了航空兵中最年轻的上校。

当时美国人已经计划成立专门进行核轰炸的第509混合大队,蒂贝茨被任命为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全权负责部队的组建和训练工作。蒂贝茨也不负重望,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在原第393轰炸机中队的基础上组成了第509混合大队,此时年轻的上校并不知道他的部队在一年之后要负责将原子弹投掷到日本人的头上。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原子弹的“处女秀”

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后,日本依然在太平洋战场上负隅顽抗。为了减少美军的伤亡,迫使日本早日投降,美国总统杜鲁门在7月25日正式向美国战略空军下达了投掷原子弹的命令。

7月29日,美国战略空军司令卡尔·斯帕茨将军来到了马里亚纳群岛中部的提尼安岛,向早就在那里待命的蒂贝茨上校和第509混合大队转达了出击的命令。

8月5日黄昏,第一颗原子弹“小男孩”被装入了B—29轰炸机的机舱,在“小男孩”的蓝色铁皮上写满了美军“问候”天皇的俚语。随后,蒂贝茨上校请人在要承担投弹任务的B—29轰炸机上刷上了他母亲的姓名“伊诺拉·盖伊”,上校希望这能给明天的任务带来好运。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8月6日凌晨,3架气象观测机从提尼安岛的机场起飞,分别飞往了广岛市、小仓市和长崎市的上空。

2点45分,蒂贝茨上校和他的飞行小组驾驶着“伊诺拉·盖伊”号开始在跑道上滑行,几分钟后承载着原子弹的轰炸机飞向了漆黑的夜空。上午6点30分,作战指挥官威廉姆斯少校进入飞机弹仓,拔出了“小男孩”的绿色安全插销,插上了红色的点火插销。

蒂贝茨在得到他们完成任务的报告后,这才向机组人员说道:伙计们,后面的那个大家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

这时机上人员才知道机上的神秘武器就是原子弹。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7时10分,已经抵达广岛上空的气象观测飞机向“伊诺拉·盖伊”号报告说“广岛上空天气良好,可以执行任务”。于是,蒂贝茨上校将袭击的目标确定为广岛市。

8点零9分,“伊诺拉·盖伊”号飞到了广岛市的上空。

8点15分17秒,轰炸机上的投弹舱打开,原子弹自动投下,目标是广岛市区中央的相生桥。43秒后,“小男孩”在距离地面600米的高空爆炸。

在千分之一秒的瞬间,广岛上空出现了一个温度高达几千万度的巨大火球,场面宛如升起了第二个太阳。强烈的光线照射到了150千米之外,空中飞鸟在半空中就被烧成了灰烬。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随后,巨大的冲击波以每秒3千米的速度从爆心向四周扩散,巨大的气柱和尘埃腾空而起,形成了一朵高耸天际的蘑菇云……最终,在光辐射、冲击波、核沾染和二次烧伤的综合杀伤之下,34万人口的广岛当天就死去了6.4万人,80%的建筑在大火中化为了灰烬。

由于日本仍然拒绝投降,广岛发生的一切3天后在长崎再次重演。

一周后,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在原子弹的“处女秀”中降下了帷幕。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我从未后悔过”

原子弹造成20万人平民伤亡,后来人们质疑美国的战争决策,保罗·蒂贝茨也被推上风口浪尖,日本媒体甚至造谣:保罗·蒂贝茨的晚年是在懊悔和忏悔中度过的。

而事实上正好相反,保罗·蒂贝茨直到临死仍坚信,自己当初的行为是对的:“我知道自己所扔下的那颗原子弹杀掉了很多人,但同时也拯救了很多人,所以我和我的战友只痛恨战争,却从来不为1945年8月6日上午8时15分干的那件事后悔。”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原子弹下无冤魂?”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去广岛原子弹轰炸旧址的纪念公园献花,为死难者默哀,这让一些日本政客沾沾自喜。不过,美国人是去认错吗?显然不是。

人们或许更容易接受一位美国空军退役少将查尔斯·斯韦尼的观点:原子弹下无冤魂。此人是唯一参加了两次对日本原子弹轰炸的飞行员,1995年,也就是对日本原子弹轰炸五十周年时,他在美国国会发表的一次演讲中,历数了包括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马尼拉大屠杀在内的日军暴行,以及美军在对日战争中庞大的伤亡数字,还有日本战后对战争罪行的千百般掩盖和否认,最后严正阐明: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不仅符合当时的情况,而且具有压倒其他可能选择的道义上的必要性”。

这个观点提示我们,历史事实的发生,自有其客观条件,有全局意义上的“必然性”,但离开当时的情形而提出种种诘问,或者事后做出另类解读甚至修正,这是十分幼稚的。另外,对历史正义的考量,对加害和受害的区分,对战争责任的判断,这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