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红安县以其孕育出的将军数量而闻名遐迩，被誉为“将军县之首”，在1955年的军衔授予仪式上，红安共有61位将军。
然而，当我们回望历史，不难发现，浙江诸暨县同样在军事领域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以其独有的方式，在军事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历史记载，诸暨县在近现代历史中，有500余人投身军旅，其中130人在大陆时期被授予了少将以上的军衔，这一数字在国民党军队中名列前茅。
即便是在蒋介石逃亡台湾之后，诸暨仍有20人被授予少将军衔，使得总数达到了150人。这一比例，500人中就有150人成为将军，与红安的61名将军相比，确实令人惊叹。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诸暨的将军们都是依靠战功一步登天。事实上，除了像蒋鼎文、冯圣法、郭忏等少数人通过战功晋升外，大多数人的军衔晋升更多是依靠派系背景和资历。这种晋升方式，虽然与红安将军们的战功晋升有所不同，但同样体现了诸暨军人的另一种风貌。
那么，为何文化荟萃的诸暨会成为将军之乡呢？这与一句流传甚广的俗语有关：“广东人起事，江浙人出钱，湖南人流血。”这句话虽然简单，却深刻揭示了不同地区人民的特点。
广东人因海外交往广泛，勇于首倡变革；江浙地区自唐朝以来一直是文化和财富的聚集地，但性格相对温和，通常不愿意直接参与冲锋陷阵；湖南人则以勇敢著称，常常在战场上冲锋在前。
然而，清末民初时期，浙江的民风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蒋尊簋和蒋百里两位浙江籍的重要军事人物的出现，为浙江人的从军之风打开了新篇章。
蒋尊簋，毕业于日本陆军军官学校，曾任浙江都督，开启了浙江人担任浙督的先例。蒋百里则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战略家和军事理论家，保定军官学校的校长，桃李满天下。
蒋伯诚，作为蒋介石信任的谋士，虽然在军中事务上的涉猎不深，但他的智慧和策略却为后人所称道。而蒋鼎文，这位有着“飞将军”之称的黄埔军校教官，更是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担任过重要职务，他的军事才能和淡泊名利的性格，为诸暨的军事传统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此外，奉化蒋氏族中也涌现出了不少杰出的军事人物，他们的事迹在此就不一一赘述。这些军人的影响力极大地激发了浙江人的从军热情，尤其是黄埔军校的成立，更是点燃了浙江青年的从军梦想。
以黄埔军校第一至六期的1.1万名学员为例，其中就诞生了681名将军，浙江籍学员占据了其中近半数，而诸暨人更是占据了其中150人。
由此可见，浙江在近现代的民风已经不再单纯是文化荟萃之地，而是逐渐转变成了将军之乡。诸暨成为将军县，正是这股从军潮流中的一个缩影。这一转变，不仅是浙江人民性格的一次飞跃，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
“将军县”如何诞生的？
诸暨人的性格，似乎天生就适合军旅生涯。他们豪爽、果断，不拖泥带水，这些特质赋予了他们成为优秀军人的天赋。
然而，诸暨籍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们是如何在众多人中脱颖而出，成为将军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我们从多个角度来分析。
首先，诸暨籍的黄埔第一期生中，真正的名将并不多。在黄埔第一期生中，浙江籍学员共有37人，其中奉化籍10人，诸暨籍11人。奉化籍学员的成就与蒋姓家族的影响密切相关，而诸暨籍学员报考黄埔并非全因蒋鼎文的影响。
在蒋尊簋、蒋伯诚、蒋鼎文之后的诸暨，民风大变，对青年报考军校持支持态度。其中，宣侠父的宣传和鼓动起了关键作用。尽管宣侠父因得罪蒋介石而被开除学籍，后更惨遭害命，但他的影响却深远。
在剩余的10名诸暨籍黄埔第一期生中，冯圣法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抗战中表现出色，特别是在武汉会战中的万家岭一役，是他军事才能的充分体现。冯圣法后被提升为86军副军长、91军军长等重要职务，他的军事成就，无疑是诸暨籍黄埔毕业生中的佼佼者。
然而，其他诸暨籍的黄埔第一期生，如周振强，虽官拜中将，却主要担任蒋介石的侍卫长，鲜有战场经历；宣铁吾则主要从事特务和警察工作，同样缺乏战场经验。
尽管这两人都被授予中将军衔，但难以称为名将。其余人虽有将军军衔，但大多默默无闻，未有显著军事功绩。
由此可见，虽然诸暨籍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将军众多，但真正能称得上名将的并不多。他们的晋升过程中，除了个别人的真实战功外，还可能受到了时代背景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其次，蒋鼎文的性格和行事风格，对诸暨籍黄埔军校毕业生们的军旅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蒋鼎文对于家乡的后辈们抱有一种深厚的关爱之情，这是任何具有家乡情结的人所共有的。
与许多权力欲望强烈的军事领导者不同，蒋鼎文始终保持着对权势的淡泊态度。他在军中服务几十年，却从未形成自己的派系。这一点上，他与何应钦颇有相似之处。
举例来说，当第22师师长一职出现空缺时，蒋鼎文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来安排自己的嫡系人选，而是推荐了副师长胡宗南。当时，胡宗南对于这个提名并不情愿，认为一个杂牌师无法与嫡系的1师相比。
如果换作其他人，如陈诚或汤恩伯，他们很可能会安排自己的亲信来占据这一重要职位。但蒋鼎文不仅让胡宗南获得了独立指挥的机会，还将1师的李铁军和梁华盛分配给了胡宗南作为助手，这让胡宗南非常感激。
通过这样的举措，蒋鼎文为胡宗南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胡宗南离开之后，蒋鼎文又大力提拔了甘丽初、李玉堂、陈沛等人，这些人后来都陆续成为了军长或集团军总司令。即使在十几年后，这些被提拔的人仍然不忘蒋鼎文对他们的恩情。
最后，蒋鼎文的不树派系，使得他与所有人都保持良好关系。在蒋系嫡系部队中，浙江人占据了三大派系。尽管蒋鼎文与陈诚的关系一般，但他和胡宗南关系良好，同时又与陈诚部下的关键人物郭忏保持良好关系，而郭忏也是诸暨人。在枣宜会战中，郭忏曾承担重要责任，并由此获得了蒋介石和陈诚的青睐。战后，郭忏晋升为联勤总司令，成为了蒋系部队中的重要人物。
同时，蒋鼎文还尽力与汤恩伯交好，虽然汤恩伯保持一定距离，但蒋鼎文在重庆的何应钦和另一位浙江人顾祝同都对他评价甚高。
因此，蒋鼎文通过与各派系的良好关系，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拥戴。在提拔人选时，蒋鼎文并不需要明确发话，那些对他有好感的领导们，出于对他的尊重、感恩或乡土情谊，自然会倾向于提拔资历合适的诸暨籍人士。
这样的背景使得诸暨籍的军人，虽然战功不显，权位不重，但却普遍占据了当时蒋系部队中级以上的各个岗位。这正是诸暨能以仅有的500人从军，却出了150名将军的重要原因之一。
诸暨的军事传统，不仅仅是因为其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更是因为这里的人，他们的豪爽、果断，以及对军旅生涯的热爱和追求。这种精神，代代相传，成为了诸暨人的骄傲，也成为了中国军事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