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24日，彭德怀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当天，浦安修以妻子的身份参加了追悼会。
当时，不少人对浦安修以彭老总夫人身份出席追悼会颇有意见，埋怨她离了婚，连彭老总去世都不曾去见过一面，现在又以夫人的名义出面。
其实，早在追悼会召开前，彭老总的侄子、侄女就曾联名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请求，不许浦安修以夫人的身份参加追悼会。
为此，黄克诚曾亲自与彭钢等人谈话，因为浦安修和彭德怀并没有办理离婚手续，两人在名义上还是夫妻，加之浦安修也没有做出给彭德怀“泼脏水”的行为。综合考虑后，中央认为浦安修应该参加追悼会，而彭老总的侄子、侄女也没有再反对了。
彭德怀和浦安修之间发生了什么？
1938年，即将迎来40岁的彭老总仍然单身，身边的同志都替他着急，并不约而同地开始为他做媒。此时的浦安修正在陕北公学工作。
两人在中组部举行的一次聚会上相识，后经李富春介绍，两人逐渐走到了一起，并在同年10月结为革命伉俪。陪伴彼此度过了艰苦的战争岁月，一起迎来了和平的新中国。
婚后，两人一直没有孩子。但彭德怀的两个弟弟留下了八个孩子，他将侄子、侄女当作了亲生子女般养大，对这些孩子，彭老总有着深厚的舐犊之情。
新中国成立后，彭老总的几个侄子、侄女被他接来北京安置，安排他们上学读书，此外，他还资助黄公略烈士、左权烈士的孩子们读书、生活。
无论是侄子侄女，还是烈士的子女，彭老总一直将他们视如己出。但同时，对于他们的思想和生活要求，彭老总又十分严格。
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衔仪式上，侄子彭启超被授予中尉军衔，而与他有着相同经历的战友军衔都比自己高，他立即意识到自己被故意压低了军衔。
后来，彭启超得知这是伯伯彭德怀的要求后，他生气地质问道：“为什么不按政策办事？把我硬生生压低一级？”
彭德怀语重心长地说道：“因为这件事没有政策问题，只有全局问题。再说，你父亲他们为了革命牺牲了生命，我们活着的人有资格为这点小事闹情绪吗？”
彭启超明白了彭老总的良苦用心，从此再没有因为这些事而找过伯伯。
在彭家的几个孩子中，彭钢是陪伴在彭老总身边最久的孩子，她也最像彭老总的人。在很多人眼中，她耿直、果敢、秉公持正，这正是彭老总最吸引人的地方。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老总搬到了吴家花园居住，出于各种因素考虑，很少有人上门，过上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但他的妻子浦安修却被卷入到了北京的漩涡之中。
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浦安修经常被一些人针对，要求她与彭德怀“划清界限”。最后，不堪其扰的浦安修向学校党委递交了离婚报告。
然而，考虑到彭老总的特殊身份，谁都不敢在报告上签字，这份报告最后被送到了邓小平的案头。邓小平看后，在上面批示道：“家务事，我们不管。”
因此，彭老总和浦安修的离婚手续便一直没有办成。但两人在生活中是真实地离婚了。
彭老总的侄女彭梅魁向伯伯转达了浦安修的离婚要求后，彭德怀听后，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叹气道：“离吧，她压力很大，这也是迫不得已的决定，她只能这样做。”
1962年10月的一天，彭梅魁陪着浦安修来到吴家花园，彭老总还特意请来了好友杨献真。
人到齐后，彭老总便拿出一个梨，然后用刀切成两半，放到了浦安修的面前。浦安修当即明白了他的意思，眼泪一个劲儿地掉。
这时，彭老总率先说道：“离婚，我同意。但这梨，我不吃，我心里是不愿意的。你要是相信我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就不要吃。要是你怀疑我，就痛快吃掉那半个梨。我们也从此一刀两断。”
浦安修犹豫片刻后，还是拿起了那半个梨，一旁的杨献真见状，着急地说道：“安修，不能吃，不要吃……”但浦安修还是吃了。彭老总愤怒地抓起另外半个梨丢在了地上。
自从搬到吴家花园以来，彭老总心中是郁闷、不满的，但他相信自己的妻子是懂自己、相信自己的。如今，浦安修的做法让他彻底寒了心。
两人事实上已经离婚了，但一直没有正式办理手续。
1978年，为了给伯伯洗清身上的冤屈，彭钢开始给党中央写信。当她拿起手中的笔时，突然意识到当年伯伯一直在向自己反复讲述“八万言书”内容的深意。
此后一段时间里，彭钢夜以继日，趴在桌前写作，反反复复修改，回忆过去的经历更是让她感到十分痛苦。但在整个过程中，随着写作的深入，她却变得越来越坚定。
不久后，彭钢完成了20多页内容的信，并在王震的帮助下，送到了邓小平的手中。12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为彭老总召开追悼大会。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
1999年，根据彭老总生前遗愿，他的侄子、侄女将彭老总的骨灰安葬在湖南湘潭老家两个弟弟的身旁。临终前哭着说“我怕玷污他们”的彭老总终于清清白白地与弟弟们团聚了。
参考资料：文汇报、《文摘报》2014年07月12日、《文史精华》天府早报、 四川在线、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