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林彪团体私的活动，毛主席为什么都知道？在这个群体里有没有主席的内线呢？
1971年8月15日13时，毛泽东抱病乘专列从北京出发南巡，仅带了汪东兴等几个人。
可是，警卫队伍却很庞大。随卫的中央警卫团干部中队100余人，由中队长陈长江负责，全部配备双枪，即手枪加自动步枪，另外还配有轻机枪。
毛泽东临走前特别问陈长江：“枪里有没有子弹？”
8月25日，毛泽东让汪东兴通知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华国锋速到武汉。8月27日，毛泽东带着华国锋到长沙，与湖南省负责人卜占亚谈话。
第二天，毛泽东将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和广西负责人韦国清召到长沙谈话。
毛泽东宣布由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
广州军区是林彪四野的老底子，毛泽东要加强对广州军区的掌控。
据陈长江回忆，毛泽东曾当着许多人的面，质问丁盛和刘兴元：
“你们同黄永胜那么密切，来往那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还得了！”
“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造反，我就不相信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有司政后机关，你要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不知道是不是毛泽东的“预防针”起了作用，包括林彪的老部下丁盛、刘兴元在内，“诸侯”们个个金口紧闭。
此时，叶群和林立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明明知道毛泽东谈话的内容与林彪有关，就是打听不到，知情者似乎都在有意回避。
从8月16日到9月5日，毛泽东的谈话被他自己的命令死死“封锁”。“大棒”始终没有挥动起来，北戴河的“蛇”不动，“虎”也不动。
这怎么行呢？一定要让北戴河知道。
毛泽东让丁盛和刘兴元回到广州军区传达他的秘密谈话，期望有人传话，敲山震虎。
9月5日，丁盛、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召开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大会，传达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
随后，广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顾同舟和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分别透露了毛泽东南巡的谈话内容。
9月6日，叶群接到黄永胜的“情报”。就这样，“蛇”动了，“虎”也动了。
此时毛泽东正在杭州，住在他最喜欢的西湖边的刘庄一号楼。
9月9日1时，林立果同得力干将周宇驰、江腾蛟在西郊机场工字房讨论，决定让江腾蛟用火焰喷射器打毛泽东专列。
谁知，毛泽东专列突然移动。“袭击毛泽东专列”的计划破产了。
9月12日13时10分，毛泽东专列驶入北京丰台站。他把掌握北京军政大权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北京军区第三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召到专列上谈话。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让李德生在昌平县的南口镇布置一个全副武装师，守株待“兔”。
当时，军队调动权在毛泽东手里，林彪调不了军队，调一个排也要毛泽东批准。中央警卫团部署警戒，中南海做好了临战准备。
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
“9月12日午夜，汪东兴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要我立即布置钓鱼台的一级战备。我马上组织部队以假山为掩体，架起机枪，并迅速挖好工事，桥头设置钉板路障，阻断各楼之间的路径，天亮才搞完。”
就这样，林立果等人精心设计的“轰炸中南海”计划再次流产。
这一切都说明，林立果身边有毛泽东的耳目。如果没有“内线”，毛泽东怎么可能对林立果的活动了如指掌？
这个“内线”到底是谁？
林立果的“小圈子”主要有时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的周宇驰、时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于新野、时任空军党委办公室处长刘沛丰、时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程洪珍和林立果的生活秘书李伟信五个人。
这五个人在“九一三事件”后，只有程洪珍和李伟信活着。林立果等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时，程洪珍不在场，而李伟信在现场端茶倒水。
所有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材料都出自李伟信的孤证。
9月13日清晨，周宇驰等人持“林彪手令”胁迫起飞的3685直升机，因飞行员陈修文毅然驾机返航而迫降怀柔。
周宇驰开枪杀害了陈修文（后来被授予烈士称号）。
随后，周宇驰和于新野、李伟信相约自杀。
周宇驰、于新野死了，李伟信放了空枪，被五花大绑地关进了北京卫戍区的地下室。
北京卫戍区作战处处长张辉灿去查看，李伟信迫不及待地说：
“我要找汪主任。”
张辉灿问：“哪个汪主任？”
李伟信说：“我要找汪东兴。”
张辉灿立即报告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后来，吴忠和吴德一起到地下室审问过李伟信。
1981年，空军法院以李伟信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投敌叛变（未遂）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
出狱后，李伟信做世界各地的艺术建筑，事业有成，李伟信与妻子离婚，后来与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产生联系，主管华贝设计事务所的上海办事处。
张树德《红墙大事》 顾保孜《红墙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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