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青年往往容易陷入一种苦闷之中，总觉得自己没有伟人毛泽东这般天纵英明，即便再怎么努力，也成不了才。其实，这种想法大错特错，毛泽东的伟大和英明从来就不是天生的，是从哪里来的呢？他的成长经历就提供了最佳答案！

青年毛泽东

1919年4月，不到26岁的毛泽东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不得不告别恩师和恋人，带着许多伤感，匆匆赶回长沙。在长沙，为了照顾好母亲，毛泽东在同学周世钊的帮助下，很快在楚怡小学找了一份历史教员的工作，就把母亲接到宿舍，天天侍奉汤药。

毛泽东此时内心其实是非常苦闷的，在母亲面前强颜欢笑，只是为了哄母亲开心。实际上，他想起自己目前的境遇，既惆怅，又失落。尤其是有同事还问他，听说你为了留在北大，就连出国都放弃了，可为什么又不干了呢？这样的话，无疑让毛泽东更加尴尬，更加烦躁。

尤其是当初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一手创立的新民学会，骨干基本上都赴法勤工俭学了，也有留在北京的，最后留在长沙的这些会员，本来就多是胆气不足的人，尤其是如今都有了安稳的工作，又被张敬尧残忍的统治手段给吓住了，都纷纷一心求个安稳，尽量不去惹是生非就好。

毛泽东心里苦闷，他知道，如果不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单靠他一个人，什么事也干不成的。恰在此时，五四运动爆发了，消息传来湖南，毛泽东马上走访了各位新民学会会员，向大家呼吁，我们新民学会，绝不能站在旁边看热闹，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声援北京等地的学生运动。

毛泽东的话把大家的情绪给调动起来了，可马上又发现，这场运动中，学生是主体，如果不能把学生给调动起来，仅靠学会这些人，湖南的学生运动是搞不起来的。就在这个时候，北大学生、全国学联代表邓中夏来到湖南，他此行就是要促进湖南成立学联，组织学生罢课，声援北京。

毛泽东的想法和邓中夏此行的目的不谋而合，两人再会，相谈甚欢，一拍即合。从5月23日晚开始，毛泽东就付诸行动了，经他联络，25日上午，湖南各校代表聚集在楚怡小学，就如何开展学生运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就在这次会上，成立了湖南学联，会长是商专代表彭璜。更可喜的是，包括彭璜在内，负责评议部和执行部的学生也被毛泽东发展为新民学会的会员了。在毛泽东和学联的大力推动下，6月3日，第一师范、湘雅医学校、商专等20多所学校的学生宣布开始实行总罢课，向北京政府施压。

由此，湖南掀起了一股猛烈的罢课风潮。但6月12日之后，各个学校在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淫威之下被迫放假。在这样不利的形势下，毛泽东和学联领导大家坚持开展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7月7日，学联还组织了焚烧日货游行大会。

7月9日，毛泽东主导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30多个行业代表一致决定，在湖南全境推动抵制日货行动。就这样，各地学潮已经开始退却时，湖南的学生运动却迎来了更大的高潮。表面上看，学联领导了各种活动，实际上，背后运筹帷幄的人，都是毛泽东。

这一番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极大地锻炼了毛泽东的谋划运作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和表达能力。同时，还让新民学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到这年冬天，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从不到10人发展到了41人。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组织领导这场学生运动，开启了毛泽东一生辉煌的斗争生涯。

这时，毛泽东又意识到，如果能创办一份报刊来进一步推动并指导湖南学生运动的发展，影响力和效果会大得多。他的想法很快就得到几位学联负责人的赞同。大家决定，以湖南学联的名义出版这本刊物，由毛泽东担任主编，毛泽东更是直接建议，报刊就以《湘江评论》为名。

创办一份报刊说起来简单，但真正要落实下去，却是难度很大的事情。尤其是大家都表示，以学联这点有限的力量，能把报刊办成双月刊就不错了，因为由陈独秀、胡适等人创办的赫赫有名的《新青年》也只是月刊，可毛泽东却坚持要办成周刊，大家觉得他这想法有点儿异想天开了。

毛泽东面对这些质疑，决定用实际行动和成绩回应他们的质疑，他一口应承，这件事就交给他来办就好了。毛泽东把自己的宿舍当临时办公室，学联骨干们曾答应撰文供稿，可真要他们交稿时，却没人及时交稿。有个别人匆匆交了两篇，毛泽东又看不上眼，最终只好他亲自撰稿。

那时正是长沙最热的酷暑时分，毛泽东为了赶稿，每天挥汗如雨，经常写文章忙到半夜，往往第二天来不及洗脸吃饭又要开始新的忙碌。7月14日，《湘江评论》一经问世，就引起了轰动，创刊号首印2000册和加印的2000册都很快被抢购一空。这让毛泽东扬眉吐气，信心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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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尧

《湘江评论》第二期印了5000份也很快销售一空，当时各学校的学生都争相传阅《湘江评论》，甚至许多教师和社会进步人士也成了《湘江评论》的忠实读者。就连许多外省的学生也纷纷来函要订阅《湘江评论》。这份报刊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也给湖南学联带来巨大声誉。

更让毛泽东想不到的是，李大钊、杨昌济、黎锦熙、邵飘萍等恩师都对他的《湘江评论》给予了高度赞赏，就连赫赫有名的胡适也专门刊文点名赞扬毛泽东的文章“眼光远大、议论痛快，是现今的重要文字”。毛泽东到此时已经形成了既立意深刻，又幽默泼辣的文风。

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支持学生运动，亲自上街散发传单而遭到军警逮捕。不久，毛泽东就在《湘江评论》中发文大声疾呼，要求政府立即释放陈独秀，陈独秀见到此文深受感动，铭记在心。第二年，毛泽东去上海拜访陈独秀时，受到陈独秀的格外青睐。

但没想到的是，1919年8月，《湘江评论》才刊出5期之后，就被张敬尧派人查封，学联也被他勒令解散。对此，很多人提出组织人马上街游行，以此抗议张敬尧的残暴统治。但毛泽东反而冷静地劝大家，绝对不能头脑发热，更不能凭一己意气用事，先避其锋芒，日后再想办法与之抗衡。

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大家达成新的共识：一是今后学联的工作一律秘密进行；二是将学联被勒令解散和《湘江评论》被粗暴查封之事迅速函告各界，以争取同情和声援；三是继续编辑其他刊物，延续《湘江评论》的精神；四是秘密筹划日后的反张行动。

不久，毛泽东接手担任《新湖南》主编，他立即进行改版，大家看到新改版的《新湖南》，都认为《湘江评论》又复活了。可很快，《新湖南》又被张敬尧派人查封了。这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决定对张敬尧开展反张斗争。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毛泽东突然接到母亲在老家病逝的噩耗。等到毛泽东伤心地安葬好了母亲回到长沙，他下定决心要和张敬尧抗争到底。毛泽东迅速行动起来，鼓动了湖南教育界1000多人联名发出公启，揭露张敬尧操纵改选，控制省教育会到内幕，强烈反对张敬尧摧残教育的暴行。

彭璜等人在上海也联合一批有影响力的公知有力声援湖南的反张行动，在省内外的一片讨伐声中，张敬尧不得不稍微收敛了他的嚣张气焰。毛泽东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迅速进行新明学会和湖南学联的重组工作。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大家又商讨了新的对张敬尧的斗争策略。

学联恢复后，12月2日在长沙组织了焚烧日货大会，遭到张敬尧的弟弟张敬汤带着一连大刀队殴打，导致数十人身受重伤，这就是“12·2惨案”，这起惨案让人们彻底认清了张敬尧的残酷面目，对他不再心存幻想。由此，毛泽东决定，不再是“反张”，而是要“驱张”了！

大家对毛泽东的这个决定感到担忧，因为张敬尧上头有人、手里有枪，大家都是一帮手无寸铁的学生，怎么可能把他驱逐出湖南？毛泽东把他的道理分析给大家听：湖南督军的位子本是奉系军阀吴佩孚的，却被皖系出身的段祺瑞送给了同是皖系的军阀张敬尧，吴佩孚很不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