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的颠覆性上，中国基本处于前现代
现在说先锋小说实际上是西方概念，为什么从西方来，因为那时候的西方已经完成现代化，走进后现代了。实际而言，现代性是针对欧洲一直以来的专制，将其颠覆掉，那时候是政治上的宪政民主，国王有绝对的权威，会变成象征性的，比如英国，英国一开始比较好，在这方面的经验比较成熟。同时我个人觉得英国对中国的启发是最大的，或者最值得我们去研究，为什么？因为他也是一个帝制传统、皇帝传统。
第一次颠覆的是君主立宪派，现在英国女王是象征性的，整个国家的运转靠议会和政府总理大臣。另外一个是日本和欧洲君主立宪。这个是怎么完成的？——其实是现代性完成的，把绝对权威颠覆了，颠覆后才有可能有现代。
与之相应的是什么？以小说为例，或者扩大到艺术时，什么叫现代艺术？现代艺术首先是不承认一个继承的、已经在的系统，因此先锋Avant-garde，其实是侦查连的意思，首先突破，后面跟上，所以先锋是关于颠覆主流话语。如果文学有一个主流话语去颠覆它，绘画上有一个主流话语去颠覆它，音乐上有一个主流的话全颠覆它，这里面其实非常清楚，比如对于古典音乐的颠覆。在绘画上，为什么杜尚的小便池很重要，作为颠覆性的东西，也就是说什么是艺术品、什么是展览、什么是展品等一系列原来古典绘画里或者沙龙性质的展览、国家控制的展览，都用小便池做一次颠覆。从小便池之后，大家对绘画有点莫名其妙，说这个是画吗？
其实这些东西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影响，也就是说五四倡导的问题是现代性。但中国的现代性一直没有解决，因此现在——虽然大家穿的、吃的、用的，好像跟现代国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颠覆性上面，在艺术上的颠覆上，我们基本上是前现代。如果我们对自己、对现代艺术有一个比较清楚认识时，会比较踏实一点。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小说家或者先锋小说家是王朔，这个颠覆性非常大。90年代这么多先锋作家没有完成这件事，他们在主流的大桌上开了一个先锋的小桌，大桌没有被黜。
七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文学上不断有这么大动静时，一个原因是那个时候没有现在丰富，所以文学承担了非常多的任务，比如新闻的，比如说评论的。到了九十年代末期至本世纪时，国家比以前开放得多，这时候文学就不承担那么多任务，所以相对地回到它本分的地方。回到本分地方时，大家的注意力不在上面，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发表自己的看法，自己不必借助文学，现代文学、微信都提供这个场所，所以文学这部分也不承担。慢慢这个文学回来了，文学到底承担着什么，这个问题现在讨论比较有意义，否则之前会跟其他很多意义勾结在一起，谈不清。
中国的世俗与绝对权威的对抗
20年前的《闲话闲说》，更多是将文明和文化做一些联系，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基本文明和文化状态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糟糕，现在当然有很多人忧心忡忡，那么多人忧心忡忡的时候证明这个社会没有崩溃，如果都不忧心忡忡，那么这个社会已经崩溃了，不需要再操心了。
忧心忡忡这个东西是我们的文脉，该文脉是由原始儒家传下来的，也就是孔子传下来的。孔子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公元前800—200年时世界大文明不约而同产生的一些觉醒者，就东方来说，孔子是一个。孔子有个人意识和思维，很有名的是“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四样（怪力乱神）就是巫教的本质，不谈论这个，但弟子一定会问他，因为处在一个巫教的社会，这个社会正好是中国的礼慢慢转变的时代，孔子转的快，不谈巫教的东西。我们看到老子讲“道”，讲这个讲那个，不讲神也不讲怪，所以老子也是“不语怪力乱神”。因此这两个人都是轴心时期的代表人物、觉醒人物。从这些技术来看，那时候有一批人处于觉醒状态，对于集体无意识的东西已经突破了，开始有个人、个性的思维。
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东西？和中国文明发生的关系在哪儿？中国人很早开始叫自耕农。有自己的土地，这个土地可以买卖，我们现在的土地买卖非常多。他发现有自己的财产时，这个财产不可侵犯时，就会有“我”的概念，没有“我”的概念，则社会不可能进步。“我”概念，有人说这是很自私的一种东西，没有“公”的概念，不是，人家有公田，因此有公有私时，这个区别已经出现了。
巴金抨击旧式家庭、旧式家族时，他应该明白宗祠的宗姓里有公田的概念，我们都姓李，都来种豆，每家都有自己的田，但有一块是公祠的田，种的这块田交给祠堂，祠堂拿它来做社会保险。什么叫社会保险？李姓的人得了大病，个人完全负担不起，医药方面负担不起，就从这里面拿出来由大家评议给他补助，帮他渡过难关。还有老爷子死掉了，寡母孤儿需要救助，也是从公田里面资助。姓李的宗法圈子里，有一个人特别聪明，念书不费力，这个族长就召集各家商议，说送李家的二小子去读书，但是寡母拿不出钱来，就从宗祠里拿出这部分钱，就去了清华、北大，然后去了美国读博士，最后这个人一定会回来，因为他知道他怎么上的学，是公田宗族养他的，因此会回来，回来不一定报效祖国，但是报效宗祠。他的感恩非常具体，国家太大时，感恩不具体就这么划过去了。我们早期那么多在外读书的人会回来，与宗亲制度有关系。抗战的时候会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回来？也跟这个东西关系。
爱一个东西要非常具体。反过来说，中国世俗充斥其间，这个世俗有效地抵抗了绝对权威，动力比较实在。
世俗一直是中国小说最坚实的支持力量
先秦到秦时，秦始皇还是秦的贵族，到了刘邦时，中国的文化或者中国文明有一个大的往下跌，跌什么？——之前是贵族管理，孔子培养的是士，这些士一代一代传下来，有些贵族会没落，没落到没有饭吃，他教这些人服务当时的权贵。到了刘邦时，刘邦是个平民、平头百姓，平头百姓坐天下后对治理这个国家不懂，因此我们在《史记》上看到很多儒生骂他、指点他的东西。从刘邦开始彻底摆脱了英国那样的贵族社会。以前的贵族社会是鲁迅批判的游戏态度，定规则，把剑指在你胸前时你就输了，我不需要刺进去，你也不需要再拼命，你认输了，这就是规矩。到了平民的时候，真的要扎进去，要把你干掉才会赢。
但后来到刘邦的时候，中国人彻底不认可这个事，战国已经被大规模破坏了。比如秦打败一个国家的将领，就拿一个耳朵，回去报功。秦统一六国时必须砍下人的头，但是回去祭祖、埋葬要有头。秦是虎狼之师，除了战斗力很强外，还有是砍头，砍头就完蛋的，回不了家乡，子孙祭了不自己，于是闻风而逃，赶快保住这个头。“自”本来是“首”加一个“或”，原来是“耳”，后来改成“首”，这是因秦的行为而改成的，已经不讲规矩了。所以秦的统一是一个不讲规矩的结果。到了刘邦的时候，真的是一点规矩都没有了。如果说中国有一次大断裂，那么是从汉朝开始的，平民往上走的时候，拿什么衔接或者建立什么，从汉代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刘邦用他的家乡祭祀代替国家祭祀。汉代的艺术非常明确的是这一点，即家乡祭祀，当时认为东夷的东西扩大为国家祭祀，变成汉代祭祀，根本在这儿，所以跟先秦那些东西都不一样了。
一路下来，“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就是从这儿来的。刘邦一个平民上升到国家统治者，对小说有好处。为什么？原来贵族吃什么，咱们也得吃什么，所以都汉画像上都是杀猪宰羊、宴饮。50年代，北京的京戏很有名，但比这个更厉害的是地方戏，如川音、川剧、安徽的戏、山西的戏在北京轮流不断，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央首长是地方上的，不太喜欢京剧，而喜欢地方戏。这很像汉代的一个景象。还有很多，比如孔子见老子，这是比较高级的话题。其他很多传说，比如见西王母，这些原来都是底层东西。底层里的街谈巷议资料我们不是太多，但是太史公写《史记》搜集到那么多东西，其实是街谈巷议，他自己本身有国家图书馆，有系统性的材料，同时跑了很多地方，听的大部分听是街谈巷议，再把街谈巷议和国家系统联系起来，《史记》才会写得那么生动、那么像小说。这些东西浮现起来，世俗小说就开始出现了，但没有形成文字，就是街谈巷议。
做现代小说对于这个主流究竟持颠覆态度，还是把它作为资源发掘的态度？中国小说里，世俗基础非常雄厚。以前西单、东单有说书的。现在有很多说书的录音，大家会听，靠说书挣钱的人，其特点跟当时说的一个人念、别人听、议论有什么区别？——说书人一边讲一边评，全由他一个人承担，说的书绝对不能少了评，如果只说书不评的话就没人听，这个故事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就是要听你怎么评。这是世俗，世俗不是不要批评，世俗最重视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