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隋唐时期，政治上的统一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和平稳定的环境，政府推行的羁縻、和亲、纳质宿卫、互市、朝贡贸易和武力征伐等具有较强时代特征的民族政策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促进了胡汉之间的大融合，将中华文明推上了一个全新的巅峰，并对周边的民族政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隋唐;民族政策;民族融合
隋唐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历史长达370年的分裂战乱，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1］，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局面，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国家。然而，与秦汉时期中央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北边的匈奴不同，隋唐时期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内，东北的契丹、奚、室韦和靺鞨，西北的突厥、回纥、吐谷浑，西南的吐蕃、南诏等先后出现了强大的民族政权，正如《新唐书》载:“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2］尤其是在唐初，突厥强盛，甚至出现“亚洲大部民族之主人是突厥，而非华夏也”［3］的局面，如何处理与周边各民族和民族政权的关系，不仅关系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还关乎各民族的交流和发展，对今天处理民族问题和执行民族政策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隋唐时期的民族政策及其对中国民族发展的意义
隋唐时期，面对比秦汉王朝更加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周边众多的民族政权，隋唐王朝在继承前代民族政策的基础上，实施了设置羁縻府州、和亲、纳质宿卫、互市、朝贡贸易和武力征伐等具有较强时代特征的民族政策和统治策略，在进一步丰富中央王朝民族治理经验的同时，有力地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各民族间的交流。
首先，隋唐时期一改以“华夷之辨”和“夷夏大防”为基调的民族思想，把“华夷一家”定为当时处理民族关系的主流思想。受儒家民史观的影响，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在处理民族关系时都不同程度地践行着“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的民族思想，尤其是在国家处于分裂和汉民族政权处于弱势的历史时期显得尤为突出。然而，到了隋唐时期，或许是因为隋唐统治者本身就是胡汉混血的原因，整个隋唐时期虽然也有如褚遂良等重臣坚持“先华夏而后夷狄”的观点，但“华夷一家”的民族思想已成为这一时期处理民族关系的主流基调。如隋炀帝时所强调的“今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朕皆欲存养，使遂性灵”［4］的思想，集中体现了隋代“混一戎夏”，诸族一家的民族开放思想。到了唐代，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雠敌”［5］的言论，以及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所强调的“自古皆贵中华，贱戎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6］的观点，集中代表了隋唐时期对民族关系的认识。隋唐时期“华夷一家”的民族思想将周边各少数民族以统一的名义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之中，不仅极大的丰富了“大一统”的思想体系，还有力地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唐太宗死后，“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拗哭，剪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请杀身殉葬”［7］等情况，便是隋唐时期“华夷一家”民族思想获得巨大成功的集中体现。
其二，羁縻府州的设置进一步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民族地区的统治。隋唐时期，面对境内众多“来去无常也，饱则飞去，饥则附人”［8］的少数民族，唐高祖时期就制定了“怀柔远人，义在羁縻”［9］的民族政策。唐太宗平定东突厥后，“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利故所统之地，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10］。之后，将羁縻府州的设置推广到奚、契丹、室韦、靺鞨、吐谷浑、薛延陀、回纥等少数民族地区。据统计，唐王朝先后在东北、北方、西方、西南、南方设置了856个羁縻府州，按地区分别由关内、河北、陇右、剑南、江南、岭南诸道管辖。［11］在设置羁縻府州的民族地区，唐朝“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12］保留了原来部落、部族首领酋长的政治地位，不改变原来的政治制度，不触动原有的经济结构。羁縻府州“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辖区内的居民不直接向国家缴纳赋税，户口不呈送户部，享有高度自治权利。只不过羁縻府州的“诸蕃渠帅有死亡者，必下诏册，立其后嗣焉”［13］，各族首领嗣立需经过朝廷册封，要接受都护府的节制，服从朝廷的调遣。唐代羁縻府州的设置，较好地处理了中央王朝和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维护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为唐王朝树立了极高的声威，唐太宗因此被少数民族尊奉为“天可汗”。［14］可以说，唐代的羁縻制度上承秦汉的道制和魏晋南北朝的边郡制度，下启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
其三，和亲政策的实施既维护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又搭起了民族融合的桥梁。和亲政策创始于西汉，鼎盛于隋唐，在隋唐时期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据初步统计，西汉享国213年间与匈奴、乌孙及鄯善等少数民族和亲共16次，隋朝立国37年间共与吐谷浑、高昌、突厥进行过5次和亲，唐朝统治289年间共与吐谷浑、契丹、回纥、吐蕃、突骑施、奚、宁远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进行过28次和亲。与汉代相比，隋唐时期的和亲政策不仅更加频繁，而且和亲的民族和地域也从北部和西北一隅拓展到东北、西北、西部和西南地区的吐蕃、吐谷浑、突厥、契丹、奚、回纥等少数民族政权当中。隋唐时期和亲政策的实施，达到了平息了和亲双方的战争，分化瓦解削弱和控制少数民族政权，借兵和结交军事同盟等目的，对巩固和发展当时的大一统局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隋代通过隋文帝与西突厥沙钵略的和亲，使沙钵略发誓说:“天无二日，土无两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藩附。”［15］又唐与吐蕃的和亲，使墀德祖赞普在给唐的奏表中进一步表达了“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16］的良好境愿。唐蕃和亲不仅保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进一步发展，还为元代西藏成为统一中国一个行政区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随着和亲政策的推进，中原与边疆开放互市，中原大量的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源源不断地进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地区的文化艺术和畜牧产品也传入中原地区，促进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上的交流。
其四，纳质宿卫不仅加强了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还促进了儒学教育的推广与传播。质子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汉代，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隋唐时发展到了极盛。唐代在少数民族地区遍设羁縻府州的同时，“选其酋首，遣居宿卫”［17］，把纳质宿卫作为朝廷处理民族关系，巩固和维护统治的重要工具。有唐一代，朝廷把纳质宿卫看成是四夷宾服，天下大治的重要标志之一，以至于不论遣子入质的国家，还是入质人数都超过了其他朝代。据初步统计，各族蕃将中入宿卫的总人数为119人，人数最多者为契丹26人，其次为新罗15人，东突厥14人，西突厥12人，渤海9人，蛮7人。［18］围绕着纳质宿卫，唐代形成了包括身份查验、宿卫授官、轮流替换、抚养教育等在内的完备的质子管理体系。入京宿卫的各少数民族质子，不仅授予官职，纳入唐朝的官僚体系，还有机会接收唐代正规的学校教育。唐朝的最高学府“国子学”中便有不少少数民族首领子弟入学就读。史载贞观十四年(640年)，国子学“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19］。不仅如此，唐代还充分利用地方学校教育机构积极向少数民族推广汉文化。南诏于德宗时重新归附于唐后，“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如是五十年”［20］。唐代纳质宿卫制度的推行，不仅起到钳制少数民族政权，巩固中央王朝统治的作用，还为民族地区培养人才，传播儒家文化思想，达到了“质其种裔，习我华风”［21］的目的，对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和中华民族大一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五，互市的开设和朝贡贸易的推行，加强了中原与周边民族地区的经贸往来。隋代曾设“交市监”统一管理与西北各族的互市，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改隋“交市监”为“互市监”，“诸互市监各掌诸蕃交易之事”［22］。凡设互市之所，“其市四面穿堑，及立篱院，遣人守门”，到具体交易之日的卯时之后，交易双方“各将货物畜产，俱赴市所，官司先与人对定物价，然后交易”［23］。隋唐时期，中央王朝与吐谷浑、突厥、吐蕃等均进行过互市交易，用汉族地区的丝织品、茶叶、粮品等换取马、牛、羊、骆驼等牲畜，成为宋代“茶马互市”的滥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互市之外，这一时期开放的民族思想和德化的民族政策深得各民族的拥护，各民族上层遣使朝贡络绎不绝。贞观年间甚至出现“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24］的壮观场面。在朝贡的政治活动中，常伴随着贡赐贸易往来。中央王朝常常根据边疆民族首领或使臣贡物的品种和数量，按照“计价酬答，务从优厚”［25］的原则，回赐一些丝织品、粮食、茶叶、铁器、瓷器等器物。隋唐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市和贡赐贸易往来，加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内农耕区和游牧区的经济联系，客观上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加速了中原与边疆经济一体化进程，对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隋唐时期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及汉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隋唐时期，中央王朝与周边突厥、高丽、吐谷浑、回纥、吐蕃、南诏等少数民族政权之间都发生过战争。但从历史发展的主流来看，各民族间经济文化往来更加密切，相互之间渗透融合不断加强才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这一时期，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方面，唐代不仅在地方上设立羁縻府州，册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都督、刺史管理民族地方事务，在中央官僚机构中，也大量吸收各族上层人物参与国事。贞观年间，先后约有500突厥人在朝廷内担任官职，其中五品以上高官达100余人。同样，回纥人在朝廷任职的达上千人之多。隋唐时期政治上的开放性，不仅巩固了国家对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的统治，还使唐朝的行政管理制度成为当时各民族政权竞相效仿的模范。如回纥效仿唐朝的官制，设有外宰相六、内宰相三，并有都督、将军、司马等官号。渤海靺鞨设有左、右相，左、右平章，各部有郎中、员外等官，武官有大将军、将军等职地方建有府、州、县。南诏政权也仿照唐制，建立了一套等级森严的政治制度。国王自称元，其下有清平官，相当于唐之宰相，并设有九爽，“幕爽主兵，琮爽主户籍，慈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阙爽主工作，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贾”［26］。各民族间政治体制上的相互借鉴，有利于各民族政治上的一体化，加速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
经济方面，隋唐中央王朝通过推行和亲、贡赐和互市等政策，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交流搭建了通畅的渠道，进一步密切了各民族间的经济联系。如唐朝与吐蕃和亲后，文成公主积极向吐蕃传授汉族的耕作方法，教会了藏族妇女纺织和刺绣，对吐蕃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唐代通过与吐谷浑、突厥等民族的互市，不仅使边疆游牧民族地区得到了汉族地区得到丝织品、茶叶、粮品等生活资料，也使汉族地区得到农耕生产所需的马等耕畜。正如《唐会要》所载，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中国丧乱，民乏耕牛”，但通过与吐谷浑、突厥之间的互市，“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27］，解决了当时耕畜不足的困境，对中原地区的生产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文化方面，隋唐时期中央政府实施开明的民族政策，一方面使得大批内附的少数民族迁居内地，并通过杂居、通婚的形式加强了与中原汉族的融合，为中原汉族文化注入了“胡化”的因素。另一方面，强大的汉族文化通过频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源源不断地传播到周边少数民族地区。隋朝时期，西域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国王仿效华夏兴办学校，“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28］。到了唐代，汉文化在周边民族地区的传播越加深远。如唐蕃和亲后，松赞干布“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29］。南诏则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学习汉族礼仪文化，并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公文翰之美，冠于一时”。［30］同样，新罗也不断派遣子弟入唐学习，并在国内也设置国学，以《周易》、《尚书》、《毛诗》、《论诗》等儒家经典教授学生。隋唐时期中原汉文化的广泛传播，既丰富发展了各民族具有自己个性特点的传统文化，又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了文化认同，从而产生一种较大的文化内聚力，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格局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艺术方面，隋唐时期不断从周边民族艺术中汲取养份，创造出辉煌灿烂的隋唐文化，从而成为中国古代艺术集大成的时代。音乐方面，唐太宗时包括燕乐、清商、西凉、高丽、扶南、龟兹、疏勒、康国、安国、高昌在内的《十部乐》中，除清商、燕乐之外，其余八部全来自西域和域外。当时，西域各族的民族音乐在大堂非常盛行，元稹《法曲》“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王建《凉州行》“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等诗句即是对此准确的概括。在绘画艺术方面，西域画风渗入中原画坛，色彩运用受到普遍重视，甚至出现了专以“番族”为题材的画家。此外，许多杂技乐舞如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等也由西域传入中原，散于民间的舞蹈也被加以搜集、改编和补充，极大地丰富了隋唐的舞蹈艺术。
习俗方面，随着各民族之间交流融合的进一步深入，隋唐时期汉族文化习俗虽然仍是华夏衣冠文化，但风俗习尚方面到处弥漫着一股强烈的“胡风”。如婚俗方面，受鲜卑、突厥等族的影响，隋唐时期妇女贞节观念极其淡薄，收继婚盛行，改嫁成风。据《唐书·公主列传》统计，唐代再嫁的公主有28人，其中嫁过二次的有25人，改嫁三次的有3人。服饰方面，隋唐汉族服饰受少数民族服饰的影响，唐代男子服饰从“仁衣下裳”变成“上衣下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女子服饰则吸取了胡服衣身较窄的特点，显露出女性的曲线美，并受唐代开放意识的影响，低胸服饰十分流行，方干《赠美人》“粉胸半掩凝晴雪”和周濆《逢邻女》“漫步罗裙半露胸”等诗句中均有记载。同时，受吐蕃等服饰文化影响，唐代还流行蛮鬟椎髻，八字低颦，赭黄涂脸，乌膏注唇的“啼装”。白居易的《时世妆》中“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蛋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鬓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褚面状”的诗句便描绘了当时的胡妆流行的盛况。饮食方面，“饮食胡风”现象已经成为隋唐饮食文化的一大特点。这一时期，胡饼、烧饼、搭纳等胡食深受喜爱，“贵人供馔，尽供胡食”［31］。唐太宗时期从高昌引入葡萄及其酿造技术后，葡萄酒受到了唐人的高度赞美。在当时的长安城中，胡姬侍酒的酒肆生意兴隆。李白《少年行二首》中有“落花踏尽游何处?笑人胡姬酒肆中”的描述。思想方面，虽然这一时期道教和佛教非常兴盛，唐高祖李渊甚至下诏提出先老、次孔、末释，赋予道教很高的政治待遇。但随着隋唐时期门阀士族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崛起，汉晋以来儒家注重清谈、玄理的玄学之风逐渐消失，儒家学说在大量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开始复苏。此外，隋代科举制度的推行，将儒家经典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促成了儒学与个人利益直接挂钩。唐太宗时下令全国各地普建孔庙，兴办学校。下诏在州县都设立孔庙，搭建了孔庙和学校联系的桥梁，为儒家教育走向官学化铺平了道路，出现了“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32］的兴盛局面。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儒学重新取得了统治地位，并完成了对汉晋儒学的历史性总结和超越，为宋代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