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巷人家》最新的剧情中，向来忠厚老实、软弱可欺的庄超英居然发怒了。
对于所有人而言，我们是情绪的主人，情绪不是我们的主人。此时的庄超英，年过半百、成熟稳重，早就修炼成了情绪管理的大师。
闲看花开花落，静观云卷云舒。在破天荒地顶撞父母之后，我行我素、破罐破摔的庄超英总算参透了人生的真谛。他不再无止境地满足父母的索取，而是将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小家庭上。
这一次，庄超英意外的发飙，着实令人有些意外。
向鹏飞这孩子，虽然学习成绩一塌糊涂，但是脑子活、反应快、目标明确、执行力强，简直是经商的奇才。下海经商开公司、购买大巴跑运输，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他成了最早一批的创业者。
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开公司、赚大钱，相比跪着要饭，鹏飞站着挣钱，一点也不寒碜。
大学毕业的庄筱婷，一心想去沿海地区、满门心思认准外企。当时的广州，机制灵活、机会遍地，对于筱婷这样的高材生，简直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正如庄图南说的那样，林栋哲在外企宝捷的收入是长三角地区收入的十几倍。在这样断层式的薪水差距面前，广州自然对筱婷们有着无限的吸引力。
毕竟，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所有人的选择。
出人意料的是，对于女儿决定到广州闯荡的决定，庄超英罕见地发飙了。他们宁愿背上父母干涉、棒打鸳鸯的骂名，也不愿让筱婷去广州。
对于庄超英的发癫，站在旁人的视角，我们大概能猜出他的内心——女儿擅自决定远赴广州，是对父母的不尊重；以当时的通信和交通条件，远嫁女儿就意味着天各一方。
在林家以往的大事小情中，庄超英总是扮演着老顽固的角色，而黄玲则是开明的现代家长。因此，夫妇两人在家庭关系、为人处世上总是意见相左。
唯有这一次，两人破天荒地达成了一致。筱婷想去广州打拼，庄超英不同意，黄玲也不同意。黄玲甚至不惜现身说法，以自己的遭遇劝说女儿留下。
毕竟，女性要想独立，必须要给自己留有退路。
父母反对，形势严峻。庄筱婷与林栋哲的感情，出现了危机。对于这样的局面，小情侣一百个不开心、一万个不乐意，庄超英在女儿与男友之间，扮演了法海的角色。
外甥做生意，女儿进外企——这样的人生剧本，换到如今的年代，大多数人做梦都会笑醒。然而，一旦我们代入庄超英的视角，就会发现他的顾虑并非杞人忧天、庸人自扰。
这一年，是1991年的上半年——距今不过33年的时间。
对于人生而言，三十岁已经即将步入下半场，但在时代和岁月的长河里，三十余年不过是短暂的一瞬。
毕竟，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也只有短短的四十余年。我们今天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情，在当年约等于洪水猛兽。
事实上，在《小巷人家》的故事里，庄林两家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是摆在台面上的明线，而改革开放的激荡岁月才是剧中埋下的暗线。
从全剧的第一秒开始，改革的春风渐渐地吹过了神州大地。恢复高考、知青返城、价格双轨、物价飞涨、投机倒把、企业改制，这些熟悉又陌生的名词，是庄林两家故事的时代底色。
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改革是个新生事物，争论和非议一直没有停止过。改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摸着石头过河。
此时此刻，历史的时针指向了1991年。
这一年，东欧剧变愈演愈烈，超级大国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遭到了重大的挫折。
同样是在这一年，在 “姓资”与“姓社”的路线之争中，国内对于市场经济反对批评的声音也甚嚣尘上、不绝于耳。
庄超英之所以不愿意让筱婷去广州，自然有他的考量。他是这样说的，“广州那是什么地方啊？舆论的中心！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从二月份开始，就一直在争论经济路线，市场还是计划，到现在尚未定论。”
从1984年确定市场经济以来，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共同富裕虽然已经成为共识，但是改革注定是个曲折的过程。因此，伴随改革的争论和质疑从未停止。
1991年的中国，经济路线之争、“姓资”还是“姓社”是全民热议的话题。
筱婷的就业，鹏飞的创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真实故事。
在路线不明、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庄超英想让筱婷选择稳定的工作，并不是自私和短视。无独有偶，鹏飞开设公司、创办企业，在当时而言，也缺乏制度层面的依据。在巨大的政策风险面前，庄超英不得不为孩子们的未来考虑。
最终，为这场路线之争一锤定音、画上句号的是邓公的南巡。在庄筱婷、林栋哲从交大毕业半年后，88岁高龄的邓公亲自出马、南下巡视。
从上海到深圳，从长三角到珠三角，邓公每到一处，不停地走、不停地看、不停地思考。正是在南巡的谈话中，邓公妙语连珠、金句频出。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改革开放胆子要更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第一条是不要怕犯错误，第二条是发现问题赶快改正。”
这些耳熟能详的句子，在今天看来不觉惊奇，但在三十二年前，却是振聋反馈。
在南巡过后，华夏大地上出现了汹涌澎湃的下海潮，下海创业、私营经济如雨后春笋一般。这就是春天的故事的第二季。
在当年的《深圳特区报》上曾有一篇题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通讯。在全文的开头，有这样一段文字十分醒目，“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邓公的到来，是对深圳特区最大的关怀和支持，是对深圳人民最大的鼓舞和鞭策。”
历史就是这样，最激荡的时代，在最朴素的文字里。
一九九二年，那是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