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转载自：梅溪杂谈，梅溪是宋代状元王十朋的字。
梅溪杂谈作者每篇文都是精心之作，长约万字，五六天才可以磨出一篇。更重要的是其内容并非是翻来覆去抓住：袁崇焕杀毛文龙，崇祯上吊，李自成拷饷，东林党乱国之类已经被写了无数遍的题材，而是有着独特的视角和开阔的视野，比如我今天转载的《野蛮的骄傲》。
对于认真写字的作者，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还记得这两年国内网络很火的台军通讯兵简郁珊吗？因为2022年某次松山演练时接受电视采访，其奶凶奶凶的独特嗓音和充满天真的眼睛，迅速在网络成为传播热点，让不少网友喊出了“踏平阿里山，活捉简郁珊”的口号。
“草莓兵”这个词最早出现于2019年的网络上，是当时台湾媒体用来批评台军士兵缺乏训练，不能吃苦耐劳，在33度高温下无法出营作业的嘲讽用词，这个词的确反映了当代台湾许多士兵的状态。
但是，这些只能代表一部分台湾人，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台湾人，更不能代表过去的台湾人，特别是100多年前居住在台湾中央山地的那群人。如果深入了解一下相关历史的话，不要说踏平阿里山，迈进阿里山就足以让你“不寒而栗”。
你知道北洋水师成立以后的第一战打的是谁？你知道他们19世纪晚期曾先后击退美国人、日本人，并且已经跟清军死磕了200多年？再之前是跟郑成功的明军，更早之前是跟荷兰人、西班牙人全都开干过？
答案你肯定想不到，他们的战斗对象只有一个——台湾的原住民，就是现在统称高山族，当时被称为“生番”的台湾山地民族。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这个熟悉而又十分陌生的兄弟民族时，才会发现他们原来是如此桀骜不驯、勇猛擅斗。
01 族群与传统
高山族是中国台湾南岛语系各族群的统称，是最早的台湾居民，指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上汉族及其他大陆民族以外的“中华民族”人口，范围大概相当于历史上汉族所谓“生番”，日占时期殖民当局所谓“蕃人”、“高砂族”。
历史上，特别是明代以前，并没有高山族这个名称。高山族民族来源是多源性的，但主要来自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古越人的一支。
自汉族居民移居台湾后，原住民族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定居平原，与汉族融合，称为平埔人，包括西拉雅族21社，洪安雅族13社，巴布萨族9社，巴则海族4社，拔埔拉族4社，道卡斯族6社，凯达格兰族28社，噶玛兰族34社。
另一部分仍定居于山区，受汉族影响较少，至今保留着原住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等特点，我们现在叫现高山族，一般指这一部分少数民族。
至2008年4月23日，台湾已确认的高山族族群为13个。另有未被确认的族群，包括：巴布萨族、巴赛族、洪雅族、凯达格兰族、雷朗族、马卡道族、巴布拉族、巴宰族、猴猴族、西拉雅族和道卡斯族。
台湾地形是山地，连绵的地貌是支离破碎，就形成了很多独立的生活家园，也孕育出了几十个非常独立的原住民群落。长久以来，各个族群之间有的会互相通婚，互相之间的争斗仇杀也是家常便饭。所以他们一直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群体意识，更不用说国家民族意识。
浓厚的祭祀传统
高山族社会是一个泛灵崇拜及祭祀盛行的社会，灵魂被认为充斥于宇宙万物之中，传统节日大都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基本上是以祭祀典礼的形式出现的。在节庆期间，除歌舞聚宴外，还有体育比赛、民俗展演、游艺活动等。高山族举凡农耕、渔猎、征战、生育、婚丧、建筑、远行等皆有祭。
战祭 (Mayasvi玛雅斯比)是邹族部落中最神圣的祭典，早年依征战及狩猎的情况择期举行，如今则于每年阳历2月份左右举行。邹族的战祭又有“凯旋祭”、“人头祭”、“敌首祭”、“迎神祭”等之说法，其主要供奉征战之神，即战神和司命神，除向其祈求战力外，也藉此求得神灵的庇佑，并含有激励族人士气的功用。
卑南族是台湾原住民中最崇尚武力的族群，约在每年12月下旬举办的“猴祭”，被视为卑南族最具特色的祭典。所谓“猴祭”，是指卑南族男子进入少年会所的成年礼仪，一般称为“刺猴祭”。传统猴祭中，卑南族少年须经过一连串严格的考验，其中尤能以竹竿刺杀猴子最为重要(如今猴子已改为藤制的模型替代)，藉此培养少年的胆识体魄及分工合作的精神。
布农人的射耳祭在每年四月到五月间月缺时举行，这是布农人最盛大的宗教节日，往往需要提前一个月准备。射耳祭开始之前，男子组成猎团进山狩猎，最迟在祭典前一天下午返家。祭典在凌晨两点开始，男人们携带猎枪，陆续来到祭场内的大树下，树下挂着历年来祭祀用的野兽下巴骨。待天空大亮时，射耳祭便正式开始。普遍以鹿耳作为兽耳的代表，因此射耳祭也称为“鹿耳祭”。狩猎领队手拿酒瓢，向武器洒祭，众人手握芒草，齐唱祭枪之歌，祈祷能猎到更多的野兽。
出草（泰雅语称mgaya“姆嘎亚”）
在16个高山族族群中，除距台湾本岛49海里的兰屿岛雅美人外，其他分支历史上均有过“出草”习俗。“出草”原指打猎，或特指猎鹿。黄叔璥《台海使槎录》记载：“捕鹿名曰出草，或镖、或箭，带犬追寻。”朱仕玠《小琉球漫志》第八卷“射鹿”一节描写：“番以射猎为生，名曰出草。”
台版《国语辞典》对“出草”一词的解释为：“旧日台湾‘原住民’埋伏于草丛中，捕杀入侵者或猎取他族的人头，再将人头去皮肉，置于髑髅架上，称为‘出草’。此行为象征自卫、勇敢，并有宗教意义。”
关于台湾高山族猎首习俗的文献记载最早为三国时期沈莹所著之《临海水土志》：夷州民人“得人头，斫去脑，驳其面肉，留置骨，取犬毛染之，以作鬓眉发编，具齿以作口，自临战斗时用之，如假面状。此是夷王所服。战得头，着首。还，于中庭建一大材，高十馀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历年不下，彰示其功”。
书中不仅描述了高山族先民对头颅的处置方式，还表明猎首有彰显个人勇猛的作用。之后的《隋书·琉球传》也载：“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斗战杀人，便将所杀人祭其神。……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髅以为佳。”可见猎首与祭祀亦有关。《明史》载，高山族先民“既收获，即标竹竿于道，谓之插青，此时逢外人便杀矣”。
在清代的文献记载中，“出草”一词已逐渐成为台湾高山族猎首习俗的别称，如“生番向例俟秋冬间，即须出草杀人”，并将之与头目的推选联系起来，云“生番……杀人割截首级，烹剥去皮肉，饰骷髅以金，夸耀其众，众遂推为雄长”。
亦有描述“出草”与婚嫁间关系者，称“能割取首级者，众人称为英雄……番俗方肯以女妻之”。又胡传在《台东州采访修志册》中亦言：“如说合(婚姻)时,女实不愿而不许，则男出草杀人，以人头为聘；若女之兄弟亦能出草杀人，以人头报之则已。倘无以报，则必许之矣。”
台湾高山族各分支的“出草”过程基本一致，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准备、袭击和凯旋(或落败)。“出草”前的准备包括招募人员和占卜，有组织有领导的团队合作会增加猎得人头的概率，也可保护自己免受伤害，个人“出草”的情况极为罕见。
出发前一晚须留意梦境，吉梦才可出发，不吉则往后推迟，此为梦占。另有以鸟占来判断是否可以出发，即留意鸟的叫声。出发时除带上武器和干粮外，还会携带装人头的布网袋及一身盛装，在猎得人头凯旋时用。
出发后，指挥者须十分留意途中的事象，若遇见蛇、鼠等不吉之兆，则立即返回。整个袭击过程计划周密，有人负责潜伏于道路两侧或草丛树木中协助夹击，有人负责在远处射击，也有人负责在高处放哨，此外还须准备好回撤的最佳路线。袭击的过程短至一两天，长或数十日，近则猎取同族地界内的人头，远则跋涉至他族范围，或从山中出发袭击远在平地的人。
“出草”对象可能是族内仇人，也可能是族外敌人，甚或素无恩怨的平民，视“出草”动机而定。若猎得人头而己方无伤亡则为胜利，若己方有伤亡，即便猎得了人头也不算成功，须尽快就地处置好尸体后，偷偷潜回。成功猎得人头后会即刻快速而隐蔽地沿此前选好的路线向部落方向撤回，快到部落时，换上盛装，鸣枪示意和庆贺。
“出草”者会割取敌首头发的一部分，装饰于刀鞘或枪杆上。部落男女老少皆出门欢迎凯旋，一般先在部落头目家门前空地绕着头颅载歌载舞。之后，“出草”者会带着头颅，轮流拜访部落头目和长老，然后去有病患的人家，用头颅帮助祛除病魔，所到之处皆盛情款待。
“出草”者一家须杀猪，并以小米、酒、槟榔等物祭祀头颅。祭祀完毕后准备人头架，将头颅放入架上，待其腐坏再晾干后，集中供奉于公廨，或放置于头目家或专门的祭屋内，也有少数族群祭祀过后直接掩埋头颅或弃置于特定地方。
胡传笔记中的“番膏”
既然有杀戮，那被杀的一方肯定有报复，处置的手段也是半斤对八两，不遑多让。胡传在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任台湾知州期间，发现埔里地方有卖人肉和番膏的情况。他记载道，当地汉人看到原住民便争相杀之，取人肉来卖，每两卖二十文，买者争先恐后。同时，他们将原住民的骨头煎熬成膏，称作“番膏”，售价极高。尽管官府禁止这种行为，但民众仍有买卖行为。
“埔里所属有南番，有北番。南番归化久，出亦不滋事。北番出，则军民争杀之；即官欲招抚，民亦不从，盖恐既抚之后，不能禁其出入，道路为所熟悉，不能复制也。民杀番，即屠而卖其肉；每肉一两值钱二十文，买者争先恐后，顷刻而尽；煎熬其骨为膏，谓之「番膏」，价极贵。官示禁，而民亦不从也。” ——胡传《台湾日记与禀启》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五月十七日迄二十四日
胡传（1841-1895），原名胡守珊，字铁花，号钝夫，安徽绩溪上庄人，清代官员、知识分子，近代民国著名学者胡适之父。1891年奉旨调往台湾，任台东直隶州知州之职，兼统镇海后军各营，为守卫和治理台湾殚精竭虑。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割让日本，胡传忧病交加而死，其任职期间留下的《台湾日记与禀启》是研究日本占领之前台湾历史的重要资料。
马偕神父，又译“偕叡理”（George Leslie Mackay，1844~1901），是一位19世纪70年代前往台湾长期居住的加拿大传教士，也是一位医生和业余生物学家，曾在清朝统治下的台湾生活18年，1893年返回故乡加拿大，将日记和回忆整理成了《台湾遥纪》一书。因为马偕神父会医术，能救死扶伤的医生放到哪里都是受人珍惜的，所以他得以深入那些坚持猎头习俗的野蛮生番部落，同吃同住，一探究竟，对生番社会的留下的记述很详细。
大意是：汉人巡逻队打死生番后，生番的尸体被刻意肢解以便分离出可食用和供药用的部位。在这种情况下（边境冲突中打死生番），亦或当生番猎头者潜入汉区腹地被杀时，生番的心脏会被吃掉，肉被切成条状（售卖），然后骨头会被熬煮成胶状（即所谓的“番膏”）并被视为专治疟疾的特效药物保存。
此外，日治时期大正十年（1921年），任职台南地方法院通译官的片冈岩所著《台湾风俗志》中也记载了汉人吃原住民肉的史实，包括番膏的制作和销售情况。
要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在120多年前，距离我们并不是很遥远。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更为具体的细节让人头皮发麻，已经不能再继续展开。不过还是要强调一下，不要用现代人的价值观来衡量那个时代，这些行为在当时当地确是勇敢、剽悍、无畏的象征，是男人的成人礼，是某种重要的仪式，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也有大量类似习俗。看到这里，你还觉得对岸同胞都是软软糯糯甜甜吗？
02 入侵与反抗
从16世纪开始，台湾高山族屡遭受外国侵略。也是由此开始，关于高山族的文字记载变得更加清晰。
1563年，日本倭寇侵入北部鸡笼（基隆）一带烧杀抢掠，当地高山族被迫迁居山区。1593年，日本统治者要求他们朝贡日本，遭到高山族人民的断然拒绝。
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入西南部大员、赤嵌一带。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侵入北部鸡笼、淡水一带。1642年，盘踞于台南的荷兰殖民者北上进击西班牙殖民者，取而代之地占领台湾北部。
荷兰殖民者在台湾实行了38年的殖民统治，建立台湾城（热兰遮）和赤嵌城（普罗文查）等军事据点，使用武力镇压高山族，烧毁村社，任命高山族部落头人为长老，进行殖民统治；征收苛捐杂税，掠夺鹿皮等特产；推广基督教，强迫进行奴化教育。荷兰殖民者的野蛮统治和贪婪压榨激起了高山族和汉族人民的多次反抗，其中以1652年郭怀一起义的规模最大。
郭怀一起义，又称郭怀一事件。为1652年于台湾发生的汉人农民武装起义。当时农民因甘蔗业衰退而谋生困难，又不满荷兰东印度公司士兵在临检人头税时的各种恶行，公司也提不出办法来改善农民的困境，农民不满累积到了极点，因此引爆这场起义。也有说法指出，当时贌社（pú，台湾荷兰统治时期所实行的村社承包制度）正逢泡沫经济破灭，事件领袖郭怀一、六官（Loukequa）、黑须新哥（Sinco Swartbaert）等人为了摆脱沉重债务，才打算反抗荷兰人的统治。
这场起事共有4000~5000名同胞参与，约为当时台湾人口的四分之一，因事件规模较大，有人称其为尔后台湾史上频频向统治者反抗的一个先声。虽然郭怀一部众在人数上占有优势，但大部分都只以镰刀为武器，不敌荷军的火枪，遂被荷军镇压。整场事件历经12天才结束，共有3000~4000名同胞被杀死或饿死。
美利坚的觊觎&罗妹号事件
自道光二十七年起，美国曾数次派船到台湾勘察煤矿、测量港口。1847年和1849年，美驻华海军就曾两次派舰驶台，发现台湾物产丰富；美驻华专使伯驾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一个计划，由美、英、法三国分别占领台湾、舟山群岛和朝鲜。
伯驾甚至向美国政府建议占领台湾，建立一个“受美国保护”的“独立政府”。1867年5月18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台湾琅峤（今恒春）登陆，被当地高山族人击退。次年二月，先是美船罗佛号舰长等人在台湾南部琅峤登陆，被当地高山族人杀死十三人，只逃走一名水手。
三月，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率军舰前来报复，是美国针对福尔摩沙（也就是今日的台湾）的一次“报复性远征”。此次因罗妹号事件而引起，三桅帆船罗妹号在台湾海岸搁浅，船员遭岛上斯卡罗酋邦的武装排湾族原住民出草杀害，美国海军及美国海军陆战队企图登陆报复，但指挥官旋即被原住民狙击阵亡，美军指挥官自忖地形险恶继而决定鸣金收兵，战败撤退，这也是美国少有战败的海外军事行动之一。
五月初，美国又派军舰两艘进攻台湾。十八日，美海军陆战队一百八十多人在琅峤登陆，进行偷袭，当地高山族人民利用地形熟悉等有利条件袭击美军，打死其领队军官，将其驱逐到海边。
美军侵台失败，后在美国外交官李仙得斟旋下，与斯卡罗酋邦大头目卓杞笃双方同意以书面纪录下非正式的谅解备忘录，俗称南岬之盟。
伸出魔爪的日本&牡丹社事件
1871年11月，琉球的两艘进贡船，离开那霸港驶往中国大陆。不料中途遭遇飓风，这两艘船就漂到了台湾岛沿岸，其中一艘获救，被安全送到台湾府，另一艘在台湾西南海岸的八瑶湾触礁沉没。船上69名船员，其中3名淹死，66名船员奋力游水才登上岸。可没想到的是，这66人闯入了台湾原住民排湾族的领地——牡丹社。
顺便提一句，动力火车这个组合，成员都是排湾族人，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台湾原住民。
这些原住民生性彪悍，不但剥了琉球人的衣服，还把他们扣押在了部落中。当琉球人试图逃走时，牡丹社的原住民则大开杀戒，一下子砍死了54个琉球人，剩下的12人一路狂奔跑到了附近的保力庄，正好遇到了当地的汉民杨友旺和陈阿三等人。
杨友旺平日与牡丹社的排湾族人做生意，会说当地原住民的语言，他跟原住民交涉，用酒、牛、布等物品换回了12名琉球人的性命。就这样杨友旺把幸存的琉球人交给了当地政府。
琉球当时为中国属地，日本却声称为其领有，借口保护“属民”，策划侵略中国台湾。1873年，日本政府派外务卿副岛种臣等来华交涉。中国声称“二岛（台湾岛和琉球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自杀，裁次固在于我”。
翌年（1874年）五月，日军于琅峤登陆，大举向牡丹社一带进攻，遭到以阿禄父子为首的高山族人民的反抗，后迫于日军火力退入深山。日军为实现长期占领和扩张，在占领区内修桥筑路，并设立都督府。
清廷得悉，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福建布政使潘蔚为帮办，前往台湾部署军事，加强海防。日军后援不继，又遇恶性疟疾流行，经英国公使威妥玛出面“调停”，与清政府签订《中日台湾事件专约》，给日本政府白银50万两，作为“抚恤”及在台湾修路、建屋等补偿。日军于同年十二月撤军。
03 划界与开山
1661年4月，民族英雄郑成功率军自厦门、金门出发，从台南禾寮港登陆，在高山族和汉族同胞的支持下，很快占领赤嵌城，经过9个月的战斗围困，逼使龟缩在热兰遮城堡的荷兰侵略军投降，收复了台湾。
郑成功来到台湾以后，因为征地拓疆没少对这些原住民动武。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武力镇压，结合移民、教化等一揽子举措，才使得平原地区的原住民逐渐归化，服从郑氏的管辖，这些原住民就被叫做平埔族，就是所说的平原人。但郑氏政权实际上控制的地方是非常小，与之相对的大部分高山族人的地盘还是难以进入。
1683年10月8日，郑成功孙子郑克塽剃发降清。1684年（康熙23年）4月14日，台湾（时为台厦道台湾府）正式纳入中国版图，隶属福建省，下设台湾县、凤山县、与诸罗县三个县，府治设在今台南市。
“番汉分治”
随着台湾汉人移民的增多，番汉冲突愈演愈烈，多次酿成流血事件，台湾原住民经常“出草”取汉人首级；而汉人也经常反击，捕捉原住民来制“番膏”进行报复。除此之外，原住民的反抗也是非常激烈的，清史明确记载的从康熙35年开始到光绪18年，200年时间，台湾的生番发生138起武装反抗的事件，基本上是年年造反，你也可以说是起义，你也可以说造反，看站在什么角度。
双方对立如此严重，所以清王朝决定采取“番汉分治”的政策以解决此冲突，清王朝承认番民（高山族）自治地权，自清康熙61年（1722年）起，清朝进行严格的汉番隔离政策，官府于入山的重要路口，以立碑、立界方式来规范汉人生活区域，严禁汉人超越其区域。
而到了18世纪初期，由于大陆人口膨胀，人地矛盾激化，大量移民蜂涌来台，为了延续“番汉隔离”政策，清廷则另加以“挖沟推土”方式，构成原汉界线。土堆俗称“土牛”，加上深沟，故称为“土牛沟”。除此，而在地图上则常以红线延伸其土牛沟所设置区域，因此又称为“土牛红线”，简称“土牛线”。
土牛线以西，为清王朝正式设立府县管辖的地域，生活着汉人和已经归化的台湾原住民（平埔族）；而土牛线以东，清政府并不进行管理，任由高山族活动。《大清律例》对私自跨“土牛线”的惩罚很重，明文规定“凡民人偷越定界，私入台湾番境者，杖一百”，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移民不断增加，侵界垦地屡有发生，土牛线的界限功能逐渐被削弱。
这样台湾就相当于被分成了两半，西边是台湾汉人和入籍清朝平埔族的居住区，清政府在这里设县设厅，由各级政府管辖；东边是高山族生活的山地，任其自生自灭，清政府是不闻不问。
“开山抚番”
但到了清朝统治的后期，受牡丹社事件的影响，清廷认识到台湾的重要性，对统治台湾的态度有极大的转变，国策就由“划界封山”就变成了“开山抚番”。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由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建议，清廷改变对汉人和“社番”长期采取的隔离政策，解除禁垦令，鼓励汉人向台湾东部山区移垦。同时，派军队开通了4条横贯中央山脉的大道：南路赤山至卑南，射寮至卑南；北路苏澳至奇莱；中路林圮埔至璞石阁，共长800余华里。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地设招垦局，募人赴台垦殖。光绪三年后，又开辟了枫港至卑南、集集至水尾等道路多条。光绪十三年，设立全台抚垦总局，加强“抚番”工作。数年间，归化“生番”806社，14.8万余人。占台湾全岛2/3的东部山区，自此得到逐步开发。
“开山抚番” 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建设的系统工程，要想做到统一管理，这项国策的开展难度就相当大。毕竟，东部的生番本来就非常的桀骜不驯，天性就好勇斗狠，哪有那么好管理？老子无拘无束、落拓不羁习惯了，让我给你们当官的下跪，让我老实交税，那可能吗？于是，冲突就在所难免。
北洋舰队第一战&吕家望社动乱
1888年，台湾东部爆发以原住民（卑南族）为主的吕家望社动乱，围攻驻守埤南的提督张兆连所部。张兆连手下只有300多人，只能勉强死守待援。台湾巡抚刘铭传闻讯以后，一面调兵前往增援，一面致电李鸿章，请求派“快船两只来台”，协助救援被围的张兆连部。
刘铭传请求北洋水师派船增援，本意不过是考虑到台湾交通不便，走海路更为便捷，利于传递消息，当通报船使用。不过李鸿章却让丁汝昌派出了服役不久的“致远”、“靖远”两艘主力舰前去，大约是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让这两艘新式巡洋舰有机会历练。
等到“致远”、“靖远”抵达埤南时，清军已经击破了围攻埤南的民军，并顺势围攻吕家望，只是尚未攻破而已。刘铭传考虑到已经不需要“致远”、“靖远”两舰继续承担通信任务，于是转而要求将舰上快炮拆下，装上炮架以后上岸协助陆军作战。
北洋水师师从英国，建设过程中也大量参考了英国的海军制度。当时军舰上的小口径火炮大多配有舰用炮架和陆用炮架两种炮架，海战时可以用舰用炮架设置在舰上使用，登陆作战则换成陆用炮架上岸使用。“致远”、“靖远”上的哈奇开斯57毫米和37毫米速射炮，还有格林转管机枪就都配有陆用炮架。按照英军的习惯，船上配备了不少陆上的武器，就像致远舰船上就配备了80杆马丁尼亨利的后膛步枪，军舰要步枪干嘛？就是为了登陆作战。
根据池仲祐所著的《海军大事记》记载，接到命令以后，“致远”、“靖远”就抽调了60名水兵组成枪队，由帮带大副刘冠雄和陈金揆率领，携带两门六磅炮——也就是哈奇开斯57毫米速射炮——登陆协助陆军作战。就这样，“致远”、“靖远”服役后的首次实战变成了陆战。
这队人马开过去以后，先是用快炮一顿狂轰滥炸，炸垮了吕家望社碉堡的围墙，紧接着邓世昌就派出两个军官带着60名陆战队员下船作战。
北洋水师派出这两名军官都非常值得一提，一个叫陈金揆，是致远号的副舰长兼大副，甲午海战中跟邓世昌一起壮烈殉国；还有一个叫刘冠雄，是靖远号的副舰长兼大副，也参加过甲午海战，后来做到了民国的海军总长。
这两员猛将拎着枪带着炮一顿打，你说这帮土著还有活路吗？最后被消灭了大半，剩下400多人都投降了。 刘铭传在奏请奖励有功人员时，提到海军枪队在战斗中“快炮骤轰，声震陵谷”，表现不错。
李鸿章的奏折也提到此战到十六日吕家望被攻破时，枪队有1名副头目阵亡，8名水兵受伤，显然登陆部队在战斗中确实打得很卖力，冲杀在前，这说明北洋水师的陆战训练还是非常可以的。
这一仗让那些骄傲的生番第一次领教到了铁甲军舰和洋枪洋炮的威力，从此消停了好一阵时间。
04 誓不臣倭
七年之后，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和澎湖列岛被割让于日本。消息传来，台湾人民群情悲愤，誓死不做亡国之民。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汪春源等人上书清廷，沉痛地表示：“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台湾在籍士绅丘逢甲上书呼吁：“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台湾绅民张贴布告，宣称“愿人人战死而失台，不愿拱手而让台”，悲愤地表达了誓死保卫台湾的坚定决心。
“台湾民主国”
然而，腐败的清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悲愤抗议和台湾人民的死活，几次诏令台湾巡抚唐景崧率领文武官员内渡，撤离台湾。并派割台专使李经芳于5月19日前往台湾办理交割。6月2日，李经芳慑于台湾人民反割台的巨大声势，不敢登岸，在基隆外一艘日本军舰上正式与日本海军大将桦山资纪（日本任命他为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办理了台湾交割手续。
日本从清政府手中接收台湾虽毫无困难，但在当地人面前却并不容易。1895年5月25日，在丘逢甲等人的推动下，台湾官绅组成了“永隶清朝”的“台湾民主国”，推举唐景崧为总统，丘逢甲为义军统领，著名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为大将军。台湾民主国成立后立即立即向清政府表示：“台湾绅民，誓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同时宣示中外，“台湾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预，设以干戈从事，台民惟集万众御之，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
1895年5月29日，负责接收台湾的日军部队从现今新北市贡寮区的澳底登陆，投入包含近卫师团等正规军队的三万余名兵力。而台湾方面除了以台湾民主国为主的抗日政权外，主要有台湾人民等自发性组成的抗日义军及刘永福的黑旗军和唐景崧的广勇等；合计正规军约有三万三千余名，及民兵十万名。10月21日，日军攻入台南，10月23日，日军控制全台湾，战事持续总时间约5个月。11月18日，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向京都大本营报告：“全岛悉予平定”。
从1895年4月,台北阻击战开始，至台南陷落，在近半年的浴血奋战中，台湾军民用鲜血和生命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字，在台湾被击毙和病死的日本官兵，包括北白川能久亲王和山根少将在内，共4800余人，重伤者500余人，另有21000余人回国治病，5200余人留台治疗，总计损失32000余人，占侵台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对比一下“九一八”事变，事变当天日军只伤亡了24个人，用时4个月零18天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东北全境沦陷。所以，你说台湾民风彪悍吗？
无尽的反抗&“台湾卖却论”
大规模的反抗停止之后，后面几年对日本来说仍然是一场噩梦，日本人一连换了三任总督都搞不定。
1895年5月，台湾第一任殖民总督桦山资纪上任，但因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太过激烈，仅干了一多年便因镇压不力被免职。1896年6月，台湾第二任殖民总督桂太郎（后出任日本首相）接任，这人因为太恐惧台湾百姓的抗日斗争，半年都没干满便动用关系离开了台湾。
1896年10月，台湾第三任殖民总督乃木希典继续接任。这家伙参加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被日本誉为“军神”，可实则是个"又蠢又坏"的草包。他上任后，台湾各地的抗日斗争继续波涛汹涌，使他带着日军穷于应付，疲于奔命。
1906年8月1日，花莲泰雅族人“太鲁阁蕃”十四社联合袭击日人贺田组为主的脑寮区，击杀区内贺田组人员、日人脑丁、教员共30余人，花莲港支厅长警部大山十郎亦被杀，史称“太鲁阁事件”。
由于台湾人的反抗日益激烈，日军及其官员经常受到台湾人的袭击，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恐惧不安。而且付出这么多代价，每年收的税还不够开支的1/4，日本政府还得往里贴钱；这还是日常开支，台湾当时是农业社会，要啥没啥，如果你还要为了自己利益而投入建设的话，这更就是无底洞了。
这么一个强硬派在台湾干了一年以后也怂了，对日本在台湾的统治前景感到灰心失望，想趁早甩掉这个包袱回国。 因此，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将台湾卖出去，而且最好是卖给英国。
乃木希典在对友人的信中抱怨日本殖民台湾一事：“就像一位叫化子讨到一匹马，既不会骑，又会被马踢”。1897年春，乃木希典利用回国之机，向当时的日本首相松方正义及军界、政界的要人谈了日本在台湾的处境及自己的想法。
他建议将台湾卖给英国，台湾虽然为大日本帝国国土面积扩大不少，但每年却要为台湾付出一大笔开支，同时还要搭上很多人的性命，太不划算。倘若能将台湾卖掉，既可甩掉一个包袱，又可以大赚一笔，何乐而不为呢？
当时的日本政府正处于财政危机当中，入不敷出，对台湾的管理也陷入困境。乃木希典的建议引起了首相松方的兴趣，而且日本很多要员也都认为台湾是块烫手山芋。日本国会也一度出现了以一亿日元的价格将台湾卖掉的想法，称为“台湾卖却论”。
在乃木希典和大部分内阁大臣的强烈要求下，日本政府同意与有钱的西方国家谈这个问题。一开始，日本找到英国，但英国开价不高，因为它自己的殖民地就很多了，已经管不过来。因此，双方谈了几次就不愿再往下谈，这次交易最终没成。
接着，日本又找法国谈。经过多轮谈判，日法基本谈拢，价格为1500万法郎，但法国政府又因财政困难给耽搁了。
后来，当台湾人民听到日本要将台湾卖掉的消息时，为了不再受日本人和外国人的欺凌，他们踊跃筹集资金，想把台湾买回来。甚至有些民众还说：“只要能买回台湾，我们卖田卖地也愿意。”
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十分惧日，对台湾民众的要求与呼声置若罔闻，爱理不理。李鸿章还明确阻拦说：“台民即使买回台湾，还是会被别国垂涎，这完全是多此一举。”后来，李为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仅公开阻拦买台行动，还指示驻台官员找相关人士做工作，让他们放弃买台行动。同时发出威胁，如果惹出麻烦，与清廷无关，清政府概不负责。这等于是断绝台湾人民买台的最后希望。
糖饴与鞭
1898年2月，儿玉源太郎到台湾上任，此后一直担任台湾总督到1906年猝死的那天。儿玉这人还是有点水平，原来是陆军大臣，被誉为“明治时期第一智将”，文武两路都是一把好手。
他来当总督之后，打了一套组合拳，实施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政策，他们叫“糖饴与鞭”，其实就是大棒加胡萝卜，招安归顺者既往不咎，不投降那就是格杀勿论。
在不到10年时间里，儿玉推行了一系列殖民措施，如恢复保甲制度，厉行连坐法，大力推行招降政策，严厉打击抗日民众，设立银行，统一货币，实行烟酒、鸦片、樟脑、食盐专卖制度，修建铁路……
他在台湾的一系列举措，奠定了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的基础，被日本政界评价为“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对台湾乃至日本都影响深远。
军事上，儿玉和前几任总督一样残暴，仅在上任的前4年里，就杀害了12000余名抗日人士，基本上摧毁了台湾抗日组织。
经济上，儿玉在任期间，历时6年，组织了147万人次对台湾土地进行重新丈量。他可不是要让台湾百姓“耕者有其田”，而是为了增加税收。通过这次丈量，日本政府再也不用给台湾经济补贴。
最让日本政府满意的，是儿玉让日本人深受其益的对台湾经济的疯狂掠夺。仅食糖一项，就解决了日本国内的大量失业问题，还让日本赚了大钱。
雾社事件
日占期间，日本人对台湾原住民实行“理蕃”政策，在部落外围设置“隘勇”，不准其自由进出，禁与汉族人往来，禁止持有枪械弹药，强化警察统治。
同时，日本人对原住民也多了很多的限制，比如说原住民最不满的不能“出草”，包括“纹面断齿”这些传统的习俗也遭到了禁止。断齿就是到一定年龄把牙齿磨掉或者砸断，当地人认为这是一种美，现在也都被禁止。再就是限制使用武器，高山族很多都是猎人，你得报备才能领枪和子弹，给的数量还很少。
日本人通过建邮局，开办学校等措施，试图用所谓“先进”的文明教化“野蛮”的原住民，而原住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文化与信仰，跟原来无法无天、自由自在的花果山的生活迥若云泥。而且驻地那些日本警察天高皇帝远，不少人觉得自己是土皇帝，也会随意欺凌原住民。这些事经常发生，都为日后的反抗埋下了伏笔。
雾社，是高山族同胞聚居的一个地区，也是日本强化殖民统治的一个“示范”中心。日寇对其采取法西斯专制，设置警察课分室，调集大批军警分驻18个驻在所来施行武力压制、监视附近各村社的高山族人。通过霸占土地、分派劳役，压榨人民血汗，通过反动的“番童公学校”，对儿童施行奴化教育。
1930年的一天，赛德克族马赫坡社的首领摩那罗达奥为长子举行婚礼，日军警官在这时来到婚礼现场，莫那的儿子按习俗向警官敬酒，没曾想这给脸不要脸的日本警察嫌弃原住民肮脏，直接将酒打翻，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们怎么能忍得了这种羞辱，更何况他们早就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在场的赛德克男子们群起痛扁了嚣张跋扈的日本警察。莫那知道后为了避免殃及族人前往警察所道歉，但这帮人渣怎么会和莫那讲道理，他们勒令莫那交出犯事者，否则就踏平马赫坡。
虽然摩那罗达奥早知道日本瞧不起自己这些“野人”，也无数次目睹过日本帝国主义恐怖的战争机器，但他之前依旧抱有幻想，幻想着顺从殖民者就能换取族人的平安。但如今，血淋淋的事实摆在了他的面前：原住民在日本人眼中就如蝼蚁一般，无论莫那作何选择，族人的惨死都不可避免。
于是，在摩那罗达奥的领导与汉族人的支持下，雾社附近的马汉博、博亚伦、罗德夫、大鲁宛、苏可、鹤歌等六社的高山族有1200人，迅速组织了一支300余人的青壮年武装，以大力、木枪、农具为武器，严格进行射击训练，成为勇敢善战的队伍。不久义军扩充至500多人。他们秘密商定于10月27日，也就是“台湾神社祭日”，趁日寇在雾社公学校举办运动会之时发动起义。
10月27日，正当雾社的日本人齐聚当地的小学参与集会时，起义民众突然冲出宛如神兵天降。在场的日本人怎么也想不到这些曾经任由他们差使的赛德克人竟然有勇气向自己挥刀，不到一个小时就有一百多日本人被杀。同时，起义部队分兵出击，扫荡了数个警察所，总共杀死134名日本人，仅有少数人逃脱，起义军缴获了182把枪支和各类弹药2.3万发。
这是一场必定失败的战争，摩那罗达奥对此心知肚明。但他要给予殖民者最沉重的打击，他要让殖民者们血债血偿。在起义的当天，一名侥幸逃脱的督学将起义报告给了日本政府，总督府为之震动，当即组织了三千余人的讨伐队，其中有2000多是正规军和警察，总督府还向日本政府求援，日本在台湾的海陆空军当即投入战斗，飞机大炮齐齐向雾社扑来。
殖民者有飞机大炮，赛德克人们却只有缴获的步枪和私藏的落后猎枪。人力的差距更大，赛德克起义六部落总人口只有1236人，这其中能够参战的不过数百人而已。
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赛德克人们藏身的房屋很快便成了一片废墟，他们边撤边打，退入了山地，在这里日军绝不是他们的对手，每当日军步兵向上攻击，赛德克人们便居高临下给日寇痛击。日军久攻不克就丧心病狂的试图用炮弹炸平山头，用烈火焚毁森林，甚至投放了糜烂性毒气。
赛德克人们那里见过这种武器，一个个猎手在挣扎中死去，莫那知道，在此处的抵抗已经难以为继，只能带领族人退入密林。一些老弱妇孺不愿意成为战士们的负担，也为了坚定战士们的决心，纷纷在密林中自缢（雾社死亡者中有妇女312人，多为自杀）。
摩那罗达奥与族人们退入岩窟，凭借着水源和存粮不断袭击那些不熟悉地形的日本人。恼羞成怒的日军再次动用了毒气弹，终于在当年12月1日，摩那罗达奥选择走进最隐蔽的密林中自杀，这些天生的猎手终究没有跪倒在殖民者身前，而是死在了自己的猎场之中。
5个月后，日寇又调集精锐部队，血洗雾社村庄、山林，杀害青壮年，将800名老弱妇孺驱赶出雾社，制造“第二次雾社”事件。就这样，摩那罗达奥领导的雾社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05 仆从与征伐
如果你去印尼的摩罗泰岛旅游，你会惊异地发现这个风景如画的岛上竟然有一尊高大的铜像，是一个腰佩军刀的二战日本兵，站在那里目视北方，很多中国人看了就要画个问号了。二战期间日本兵不是侵略者吗？怎么当地人还给他立雕像呢？另外，这事儿和本篇文章有什么关系？别急，我们从“雾社事件”之后说起。
皇民与同化
“雾社事件”发生后，日本人也对自己的殖民方式进行了反思，发现一味的强硬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他们对原住民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再一味地军事镇压，而是改用怀柔政策，尊重原住民的文化习俗。数十年下来，日本人和台湾原住民的关系已经大为改善。原住民年轻一代开始学习日语，甚至与日本人通婚。
这些原住民成千上百年以来一直处于原始部落社会状态，只有族群概念，没有什么家国的情怀。大家都生活在部落里，压根没有什么国人、外人之分。只要你敢于侵犯他们的领地，强制他们放弃习俗，破坏他们的传统，他们必定奋起反抗，而不管你是荷兰人、西班牙人、郑成功以及大清国官兵，或者美国人、日本人，原住民从未屈从。他们纯粹而质朴，直接又了当，如果你表示出对他们足够的尊重，他们也就很快放下敌意，好酒美食舞蹈款待你。
19世纪70年代牡丹社事件发生之后，清廷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采取了“开山抚番”的政策，开始逐步教化这些原住民。奈何没多久甲午战争战败，台湾被迫割让，这一进程被彻底打断。
日本人很聪明的意识到这一点，在占领台湾的过程中，对这些原住民的“皇民化教育”是一刻也没停，从语言、服饰、文化、教育、生活习惯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渗透和改变。
日本的国民性格就是做事特别认真、细致，为了强化对这些原住民的皇民教育，日本在台湾特地成立了“理蕃”当局，从部落中挑选能说流利日语的青年来组织“青年团”，勉励勤劳农耕并实施军事训练。许多青年团中的原住民，把原名改为日本名，如“中山清”、“井上一郎”等，对日本人深表服从与信任。
另外，1895年日本窃台后，对原住民实行种族隔离的政策，严格限制他们与汉人往来，并禁止他们学习自己的历史。更有，为了便于操纵原住民的思想，日本教育当局还禁止他们接触有智慧的知识。这导致很多人成年之后都仅有七、八岁小学生的知识水平。从小就是一个“劣等人”
关于参加日军，卑南族原住民文学家孙大川则认为，这是一种寻求认同的行为。在日据时代，日本人是一等公民，汉人是二等，原住民就是三等。这种矮人两截的心态让原住民想要努力出头，而当兵是唯一的能与日本人平起平坐的方法，因此许多年轻人就志愿从军，而且在战场上比日本人更拼命。
左翼记录作家林荣代，走访当年的幸存者，也还原出了一些真相：殖民政府先是日常教育栽培“效忠皇国”的观念；利用电影等文化洗脑，鼓动年轻族群参与战争；又允诺应征去菲律宾是做后勤工作，并承诺给予高薪，占领菲律宾后更可分得土地。就这样半哄半骗，将无知的年轻人变成了战争奴隶。
加入日军之后，这些原住民士兵在物质生活上过的比原来在山里的生活强多了。他们给台湾的亲朋写信，其中充满了身为“日本人”的“幸福感”，比如有个日本名字叫“丰田健太郎”的原住民士兵，寄回家乡妻子的信里说：“在日本军营里每天过着很好的生活，有很多盐巴可以吃，也有很多好吃的东西，连甜点这种奢侈的东西都得今生第一次尝到。”
在数十年铺天盖地的皇民化教育之中，先代抗日之苦难和外界所受之侵略，原住民青年一代完全不得而知。如此的精神操控下，纯良的青年一代就被驯养成乖顺的奴隶。所以，当第二世界大战发生，日军动员台湾这些族群前往南洋作战时，原住民的报名可以说是相当踊跃。
高砂义勇队
“高砂”是日文“风景美丽”之意，高砂一语为日本古籍对台湾之称呼。1923年，当时的日本皇太子裕仁（后来的日本天皇）赴台湾巡视，因台湾原住民居住地风景秀丽，遂以“高砂”称呼台湾少数民族。1936年台湾总督府宣布把台湾少数民族“蕃人”改称“高砂族”。目的在于加强同化，并讨日皇欢心。后来，日军征募大批“高砂”青年入伍，称之为“高砂义勇队”。
据说动员台湾原住民到南洋热带雨林作战之想法，是出自日军和知鹰二参谋的建议。此构想起源于雾社事件中，台湾少数民族表现英勇，又熟知丛林气候，以寡击众，对日本军警顽强抵抗；如能征召参加日本战事，应能有所贡献。
经过招募和训练之后，1942年第一批500人成立了一个高砂义勇队，从高雄出发去远征菲律宾，正式开始为日军作战。在日军进攻丹巴半岛的战役当中是遇到了美军的激烈抵抗，最后还是靠这些高沙岭冒死攀上悬崖峭壁，在美军阵地后方扔手榴弹，才瓦解了美军的防御。这些义勇队的军服跟日军是完全一致的，只是随身配了一把民族特色的佩刀，才能分辨出来他们是原住民组成的部队。
据日本士兵回忆，该队人员能于无道路之丛林，穿梭侦察，也可以分辨远处声音，从事伏击。由于队员精于狩猎，对丛林内的动物可分辨可食或不可食，日军同僚得以在缺粮下补给。该队队员也传授日军在丛林生活的方法。日本兵罹患疟疾，高砂队员能冒险摘椰子取水解热。日军认为，“高砂队员的英勇、服从、为长官效命及牺牲奉献的精神”，日军本土成员也难望其项背。
高砂义勇队前后向海外派了7批，有4000多人参与了作战，有3000多人都战死在海外，这些人还全部都是志愿兵。那些战死海外的台湾原住民士兵，他们至今都被供奉在靖国神社里边。
实际上，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眼中他们只是炮灰。这些原住民生时被日本人当作奴隶，死后依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囚徒。他们的日文名字至今仍停放在靖国神社的牌位上，冤魂难昭。
中村辉夫与印尼独立
回到本章开头，那个雕像就是为中村辉夫所立，他被称为“最后投降的日本兵”。中村辉夫本名史尼育唔，汉名李光辉。1942年，他加入高砂义勇队来到摩罗泰岛，1943年9月，美军登陆摩罗泰岛，日军惨败，中村辉夫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只身躲在丛林中。
他所带的只有一把三八步枪、几十发子弹、一把军刀和少量生活用品。在茂密的丛林中，中村辉夫一无所知地度过了31年的野人生活，靠野果、小动物以及偷窃农户农作物维持生计。直到1974年12月29日，印尼政府才找到了他，次年，他才回到了故乡台湾。
为何印尼会给这个普通士兵立雕像呢？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是日本人的到来，赶走了荷兰人。大多数印尼人认为，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是来帮助他们摆脱西方殖民者的。他们欢迎日本的到来，希望能够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机会。而且在印尼，他们对待印尼人相对友善，并鼓励他们说印尼语。
日军还帮助印尼人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军队，让他们获得自卫和保护自己的能力。最聪明的举措之一是，日军从监狱中释放了印尼的民族领袖苏加诺，并承诺将给予印尼人民自由和独立。
1945年荷兰人重返印尼殖民，根据日本人在印尼的互助协会的统计，大约有1000名日本士兵自愿留在印尼，参加了印尼反抗荷兰的独立战争。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士兵在战争中牺牲，300多人幸存并获得了印尼国籍，只有45人返回了日本，他们为印尼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所以说，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错综复杂。
06 野蛮与骄傲
“日本人比森林的树叶还繁密、比浊水溪的石头还多，可我反抗的决心比奇莱山还要坚定！”2012年电影《赛德克·巴莱》上映，以1930年台湾南投县仁爱乡“雾社事件”为背景，展示了赛德克族人在面对压迫时的勇气和决心，讴歌了对自由的追求和对文化信仰的坚守。
电影中，赛德克族首领摩那罗达奥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你们的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么我就让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这句话至今读起来仍令人荡气回肠，感慨万千。
信仰和自由，听起来虚无缥缈，可是一旦失去时，就会觉得无比重要。对于赛德克族人和其他原住民来说，你踏上我的猎场，我就要消灭你，消灭了你，我才能成为彩虹桥上的勇士，这是他们的先祖遗训；赛德克族人坚守信仰，选择了输掉身体、赢得灵魂，回归祖灵。
“我来到这里，我曾英勇守护的山林。这是我们的山，这是我们的溪，我们是真正的赛德克巴莱......愿我为此献出生命。” ——《赛德克巴莱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