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剧《唐顿庄园》描绘了英国近代约克郡一个虚构的庞大贵族庄园内的故事。无论格兰瑟姆伯爵一家遇到了怎样的变故，宏大的唐顿庄园始终俯视着时代的变迁。在这座英国旧贵族的庄园里，不仅有供主仆生活的城堡，还有巨大的草坪、修剪整齐的花园、池塘等等设施，甚至主客众人还可以在庄园中来一场围猎。
人们在庄园里，可以满足从日常起居到娱乐出游的一切需求，“足不出户”也可以享受丰富奢华的生活。不仅如此，庄园内还有巨大的粮仓和特聘的厨师，基本不需要考虑“囤货抢购”。
英国贵族的庄园史，要从11世纪的诺曼征服后建立封君-封臣制度说起。而在中国，公元3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样的大型庄园就已经出现，而且规模有过之而无不及。
谢灵运的“居家”生活
魏晋南北朝时期，建造属于自己家族的大规模庄园成了士族中的风气。这些大庄园往往依山傍水，取自然之精华；又兼以农田、奴仆，供给主人一家的日常开销。东晋末年的文人、曹植著名迷弟谢灵运便写过一篇《山居赋》，来记载自己在庄园中“枯燥而清贫”的居家生活。
谢灵运。来源/纪录片《中国影像方志》截图
在这篇文章中，谢灵运详细记载了“小小”山居的周边环境：
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还汀。面山背阜，东□西倾。抱含吸吐，款跨纡萦。
在这座小屋的东边，是一片有山有水的山地田，水流顺着山势倾泻而下，注入湖中，山上树木苍森，缘壁而立，是一幅上好的山水景象；
在这座小屋的南边，则是一片浩渺的水域，其间碧波荡漾，水光粼粼，水映山势，风拂水面，周围则环以槃木，亦是生机勃勃、水天一色；
后世绘画中描绘的东晋山水。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简单勾勒完这小屋面山背阜、左湖右江的环境，谢灵运开始记述自己山居中的丰富物产。
虽然这是一座祖上遗留的旧宅子，但好在“基井具存”，基本的生产设施还都保留着，推开朝东的窗户，就是一片上好的农田；远处的山地也被开辟出阡陌，可以进行农事。家里的农户也非常珍视这片土地，修建了许多水利设施，“导渠引流，脉散沟并”，因此这片土地的出产非常丰富，“麻麦粟菽”，从主食蔬菜到衣料，都有可观的收成。究竟有多可观呢？谢灵运“谦虚”地表示，他一家的生活实在是不需要这么多的粮食，多收的粮食也不过“供粒食与浆饮”，拿来酿了酒；或者“谢工商与衡牧”，卖给商贾了事。种出来的粮食足以果腹就可以了嘛，要这么多囤货干什么呢
（生何待于多资，理取足于满腹）
为了家人的营养平衡，谢灵运还搞起了水果种植。“北山二园，南山三苑。百果备列，乍近乍远”，在这南北两山的果园中，谢家人可以享受到苹果
（柰）
、杏、橘、板栗、桃、李、梨、柿、枇杷等如今市面上常见的大部分水果，开一个水果批发市场也绰绰有余了。保证了家人“果篮子”的供应后，谢灵运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菜篮子”工程。在自家的菜园中，绿葵、白薤、寒葱、春藿应时而发，全年不歇地提供蔬菜。
除了基本的粮食蔬果出产，经旅行家谢灵运实地考察发现，这片山居内还有许多野生动植物。比如水域中，“蒹菰苹蘩，蕝荇菱莲”，各种水生植物野蛮生长；在山上，则有茯苓、人参等中草药，以及松柏檀栎等参天古木。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当然也少不了动物的身影。谢灵运一口气记载了四十多种动物的名字，十余种鱼类在水中畅游，时不时跃出水面；八九种鸟类晨凫朝集，为谢灵运奏乐助兴；山上的熊罴豺虎、猿猴狸獾，也早已学会了与人们和平相处，猿鸣空崖，虎啸深谷，自得其乐。
面对此等美景，谁能满足于困顿于一隅呢？谢灵运立即在家里搞起了土木建设。他在南面的山岭上修建经台，在北阜筑起讲堂，在险峻的山崖上建立禅室，又在浚流边建起僧房。无论是在山野间漫步游赏，还是在各处房舍内参悟学问，皆是“会性通神”，油然而生一种超然的快乐。
是的，谢灵运的“山居”，本质上是一整座有山有水、屋舍连栋、田园畦町俱备的超大庄园，堪比当今大型度假村+农家乐。考虑到在谢灵运的山居里，还可以采集草药、劈木造纸，便是连度假村也难以与之比肩了。当然，“凡尔赛大师”谢灵运在写完这篇文章后，还认真做了注释，表示在自己的简陋山居附近，还有义熙王穆之依大巫湖所建的居所；东面稍远一些的地方，有五处山坳，分属昙济道人、蔡氏、郗氏、谢氏和陈氏。除了昙济道人是一位僧人之外，其他四姓都是东晋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家族。这些大家族的“山居”，皆是良田水渠俱备，规模绝不在自己之下。至于住在白烁尖的王敬弘一家，据《晋书·王敬弘传》记载，不但在此有住处，在余杭舍亭山也有规模相当的山墅，且传于子孙，仍在不断扩张规模。
庄园从何开始
虽然谢灵运在《山居赋》中的记载，多少有因骈文的文体需要而故意夸大的成分。但从史料记载来看，拥有一处像这样生产生活设施齐备、可以自给自足，且风景优美、跨山连水的大庄园，并不是谢灵运的特例，而是魏晋时期世家大族的标配。
庄园在西汉末年已有雏形。如《后汉书·樊宏传》中记载：
“……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
这种庄园已经具有魏晋大庄园的雏形。这时建立庄园的人，有的是朝廷命官，更多则是地方上的巨贾豪族。他们所建立的大庄园也以生产货殖为重，生活和享乐倒还在其次。在两汉尚属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在大庄园中进行集体劳作、聚族而居，算是一种维持家族生存和延续的智慧。但到了魏晋，这种大庄园已然变成上层士族居家的标配。
士族们是如何在汉末南北朝的乱世中，建成这些规模宏大的庄园呢？
要想建成谢灵运这样的大庄园，首先毫无疑问，得先有人和地。随着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的确立，士族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他们不仅拥有出仕做官的捷径，还有朝廷认定的免税、占田特权。而没有士族身份的寒族或普通农民，由于东汉战乱、民众流离，大多数人已无自身的田产，被迫成为朝廷的屯田民，需要面对的是惊人的四比六甚至二比八的屯田税率，还不包括官府的一系列贪污和徭役。由于无法承担这样的重负，许多农民被迫选择饮鸩止渴，投身于士族门下，成为士族的佃农或家兵
（部曲）
。士族所拥有的土地和人口，随着源源不断的庇荫民户和田产的加入不断增长，这为庞大庄园的建立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撑。虽然晋武帝在位时，曾颁布诏令禁止士族招募佃客，但他同时颁布的赐客诏书，所赐予士族的农户数量更超士族因诏而不能募集的佃客数，对于士族招募佃客的行为，也没有切实严厉的惩罚措施，属实是无效禁令了。
晋武帝。来源/波士顿美术馆
拥有了人和地之后，还得发展庄园的各种生产能力，最好变成一座能够在里面宅到天荒地老的“诺亚方舟”。从东汉末年开始，中原大地便陷入长达四百余年的战乱，期间虽有晋的短暂一统，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生产生活资料靠商业交换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士族的大庄园也被迫变得越来越“全能”，从粮食生产到纺织畜牧，生产范围延伸到了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许多士族豪强为了抵御兵患，还为自己的庄园修建坚固的堡垒，蓄养大量家兵。在庄园中，依附的农户各自生产，庄园内自行进行贸易，庄园主抽取田租，俨然一个小小王国。
由于西晋年间普遍存在“炫富”的风气，一些庄园跨过了满足生活基本需求的阶段，向着更高层次的享乐发展。西晋巨富石崇在京郊的金谷涧修建了自己的“金谷园”，其间茂林修竹、观阁池沼、竹柏草药、金田家畜莫不具备。因为石崇的权势，这座“金谷园”不仅是石崇的别庐，更是当时士人谋求晋升的自荐之处。石崇在此“引致宾客，日以赋诗”，在此显露文才者便可立即飞黄腾达。石崇的好友、著名美男潘岳，也在洛水边拥有一座庄园，其中蔬果品类已不逊于谢灵运。
随着晋室南迁，这种修建大庄园的风气随着士族一起南下，同时伴随着的还有人对自然审美的觉醒。江南山水秀丽，且地广人稀，给了士族庄园更大的发展天地。在江南温柔的山水间，风景不殊而山河已异的东晋士族们逐渐在玄学和佛道的引导下获得了感悟人生的新方式。他们细腻地发现了山水花鸟的喜人之处，“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世说新语·言行第二》）
，并将这种对自然的喜爱引入到自己的庄园建设中。谢灵运便在自己的文章中逐个点名嫌弃前朝的风景园林，“且山川之未备，亦何议于兼求”。东晋至南朝的大庄园，要求必须是连山跨水、风景秀丽，这样才足以成为士人交游时籍以炫耀的谈资。由此，士族们将山川自然的美景框进自家庄园的一方天地中，连大自然的馈赠也变成了士族的私人赏玩。只是不知，那些在庄园中辛勤劳作、用以供给庄园主享乐的农户们，是否也有一窥自然美景的兴致？
消逝的庄园，和永远的庄园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
（405）
，一位中年人回到了他的庄园中。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他乘船，从令他身心俱疲的彭泽回乡。孩子已经等在门口，他的脚步也愈发轻快。这座小小的“庄园”不过是草屋八九间而已，幸而松菊满屋，犹可为乐；美酒盈樽，可以忘忧。他并不像同时代的谢灵运那样，拥有一整片山水在怀，可以每日寻山觅水；他拥有的只是自己屋后的一小块花园，但每日流连其间，依然有不同的乐趣。他也不像谢灵运那样，可以轻松地说出“生何待于多资”，依旧需要为日常的果腹之食头秃，好在人缘不错，各处蹭酒蹭饭，勉强也可生存。即便如此，他也不擅长农事。周围的邻居会在春天告诉他，应当“有事于西畴”了，于是他也扛着锄头来到田间，充满希望地播种下豆子，然而到了秋天再看，却只是“草盛豆苗稀”。出师不利的新手农夫顺着夜色回家，夜晚的露水打湿了衣襟。但他仍然是快乐的，因为他的愿望没有被违背，他始终是顺遂本心而活的。
他的名字叫陶潜，也叫陶渊明。他也曾有过显赫的出身：曾祖父陶侃，乃是东晋的名将，官至侍中、太尉、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显赫一时。但至陶渊明时，因父亲的早逝，家族逐渐衰败。陶渊明无法像同为东晋权臣谢玄之孙的谢灵运那样，继承家族的一大片山水庄园，但他与谢灵运一样，面对晋宋之交的政治动荡、社会昏暗感到了迷茫与厌恶，本能地想要逃离。谢灵运逃进了自己的山居，陶渊明逃去自己的茅草屋。幸而他们都找到了各自的归处和快乐。谢灵运在自家山居的山水间，成为山水诗的鼻祖；陶渊明则从田间与夕露中，打开了田园诗的世界。
陶渊明的诗歌，在南北朝纷繁的战火和永无止境的政治斗争中沉寂了很长时间，直到被一个身处政治中心的人翻开。他的名字叫萧统，是梁武帝的长子，世人更习惯称他为“昭明太子”，得名于他的著作《昭明文选》。在这本文选中，萧统意外地发现了陶渊明的诗歌和庄园，并对其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不仅在《文选》中对其大加赞赏，还亲自为陶渊明的诗文做集撰序，如此犹有不足，又为陶渊明写了传记。凭借着萧统的影响力，陶渊明的名声一时鹊起，他笔下的庄园也随着后人一代一代的吟诵，存之于今。
萧统和陶渊明，高贵的太子和落魄的士族，两个仿佛永远不会相交的灵魂却在庄园中得到共鸣。史书记载，萧统“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他心中也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庄园。可惜陶渊明有归处，萧统却没有。身在帝王家，他连退路也无一条。梁中大通三年
（531）
，年仅三十岁的萧统去世。他的名字最终没有入帝王之列，却以一位文学家的身份，永存于史册。
《昭明文选》书影。来源/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
如今的我们，早已无法再见当时庄园的实貌。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地关系逐渐紧张；科举制的实施和皇权的加强也使士族的势力逐渐受到遏制。再也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修建规模宏大的庄园；太平年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让完全的自给自足变成一件没有意义的事。庄园的内涵被一点点削减，最后只保留下名山胜水的小小一部分，成为宋明园林的前声。但从那些魏晋南北朝文人的笔下，我们仍能依稀看到当时庄园的明媚秀丽。它们不仅仅是士族的居处或田产，更是他们心灵的寄寓与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