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政治清明，社会安定，适合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及繁荣。商人阶层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得到了发展和壮大。唐代商人阶层在成长、壮大的过程中，产生出特有的心理特质，从而形成商人固有的伦理观念。
在唐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商人阶层的形成与扩大。庞大的唐代商人阶层的形成，促使商业的繁荣，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说，这是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商人在买进卖出中积累财富的经营活动以及富裕后的社会活动，都是和整个唐代社会分不开的。
特别是关于唐代商人在积累财富和之后使用财富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社会伦理观念：尽管世人看轻商人，但是唐代商人始终勤勤恳恳，不畏惧社会的舆论压力，不仅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巨额的经济财富，而且在致富之后，在分配财富收入的过程中，继续谋求社会地位的改变以及世人的认同。
由此，揭示出唐代商人的社会伦理观念是忍辱负重、勤奋进取的积累个人财富，随后富而求贵，寻求社会上的突破，并且将财富投入到商人的社会行为中，逐渐使得商人阶层融入到唐代社会中。
（一）求富抗俗
中国传统社会是农业文明的社会，重农轻商的观念根深蒂固，士、农、工、商四类中，商居其末。“无商不好”的成语，反映出商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颇为不佳，人们多用“黯商大贾”、“豪商猾贾”来形容商人的狡黠和奸猾。
到唐代时，商人以勤奋为基础，以牟取更多的物质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商人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阶层。
商人积累财富的过程，其实就是商人完成资本积累的过程，即商人将大量的货币集中到自己手中的过程。唐代商人以勤奋为职业伦理，但是在当时的世人眼中，他们对商人这一阶层，特别是富商大贾，并不持有肯定的观点。
比如陈怀卿的故事，人们只看到他偶然得到的“意外之财”，而看不到养鸭的辛劳和善于发现，善于思考，自身努力的结果。
其实，商人们也了解世人对他们的看法，虽然并不想从事“恶事”，但是为了财富和家世而不得己为之。商人从自己本身而言，也并不是希望以此为业的，加之世人的歧视和曲解，更加让商人在社会上抬不起头。商人从事商业的被动性与对于商业排斥的矛盾心理意识是并存的。在当时商贾之业为贱业的观念仍旧存在。
唐代及唐人一直把商人贬斥为社会的下流，他们是一种不体面的人。在唐代，人们不仅贬抑商人，还把经商贬斥为一种下贱的职业。
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唐入对商入有着如此大的偏见昵？
首先，历代统治者都提倡百姓“工于农事”，这是为了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社会经济复苏、繁荣的需要。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古代社会的商人常处于社会的从属地位，甚至被排挤到社会的底层。商人从事的商业活动是下贱的职业，这在社会上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可。“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在唐代的统治者那里仍然占主要的地位。
虽然在唐代的中晚期，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但是有唐一代对商人的态度依然是“抑”，因此，在这种主流思想的控制下，唐人对商人的评价不会很高。在这种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儒家独特的文化氛围中，使得唐代商人始终具有独特的特质。
其次，在唐代社会中，由于商人的特定职业，有一些唯利是图、薄情重利的奸商，使得商人的形象颇为不佳。仅如此，甚至连“神仙”也对商人不满。其实哪里是“神仙”对商人不满呢？不过唐人本身看不起商人，对商人存在许多不满的情绪，借“仙人”之口说出来而已。
由此可见，社会风俗和人们一方面是对金钱的向往和狂热追求：另一方面却是对商人行为的鄙视、嘲笑以及对金钱的仇视。这体现了在社会变动的过程中，人们认知的矛盾性现象。
唐宋时期，商业活动的繁盛和社会秩序的变动、社会风俗的变异，都为当时商人阶层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尽管唐代社会中，商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及在社会价值序列中的地位比较低贱，但是他们能够冲破这种观念的束缚。
即使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唐代商人依然能够做到忍辱负重、勤恳敬业，清者自清，不随波逐流，用自己的能力取得财富。
（二）富而求贵
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对于商之角色，……简单说是“通财鬻货为商”。历代对不同阶级的生活方式，都有不同的法令规定。比如，不准商人穿绫罗绸缎、对待商人要收更多的税、商人的儿子不准做官等等。
到唐代时，商人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阶层，商人的社会地位也有所变化。初唐时期，商人的社会地位比较低。
唐代有法定的特权阶层、平民阶层和贱民阶层三大身份等级。商人是平民阶层中最低的一等人．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于士、农、工，仅仅比贱民高，贱民并不时当时法律意义上的“人”，可见，唐代商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是相当低下的。甚至是丧葬，都不被准许厚葬越礼，这些歧视性的法律，大大的贬低了商人的社会地位。
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国家压制商人，其意在政治上防止商人的发展。但是到了唐代中后期，由于财政的需要，国家被迫改变了对商人所采取的一味打压的政策，特别是对商税的征收，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国家放松了对商业的限制。这些政策都是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唐初制定的法令条文，在中唐以后就很少重申了。
唐代中期以后，商人社会地位的逐渐提高，主要表现在商人经济实力的扩大。由于唐代前期的社会安宁，商税较轻，在这种格局下，少数商人得以迅速集聚财富，进而在一些商品集散中心城市，出现了一批富商大贾。可见，唐代商人经济上的富足，可以作为一种资本，它能够通向地位高贵之路。
唐代商人经济上的富足，即完成了“富”的目标，之后，便开始向“贵”的目标推进。单纯的大商人，往往只是富而不贵。为了维护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商人就必须出入官场，或者设法巴结达官贵人，或者让自家的子弟入仕。
由此，唐代商人逐渐进一步寻求与官员的交往及入仕的途径。从“供送”仕人到自己逐渐步入仕途，唐代商人都有所涉及，商人的社会地位已经大大的提高，故而有了“至富敌至贵”一说。
唐代商人在积累到财富之后，富而恩进，继续寻求社会地位上的改变。商人富而求贵的精神，改变了以往唐人对商人轻视的观念。
（三）以财入世
商人从商，不仅是一种个人牟取财富的行为，还是一种与社会存在着紧密联系的行为。唐代商人取得物质财富，商贾势力发展，商人与士大夫交往密切，商人部分入仕做官。同时，士、农、工、商的职业鸿沟逐渐缩小，使“四民分”发展到“四民不分”，唐代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唐代商人在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以个人财富为基础，参与到唐代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
首先，唐代商人在积累了物质财富之后，首要的社会投入就是要改变自己的住所、衣食等日常生活方面的情况。许多富贾大商衣必华服、食必美味，追求生活层次的高档化，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
其次，唐代商人在取得财富积累之后，会购置土地、良田，以显示其“富有”。与汉代相似，唐代的那些已经致富的富商大贾，把大量资金用于购买土地，进行土地积聚，仍走着“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的传统路子。
再次，唐代商人在积累到财富之后。就将之用于结交权贵、打通仕途上。前文中曾提到，唐代商人在积累了财富之后，便富而求贵，积极寻求政治上的新突破。
另外，唐代商人还与地方藩镇势力相互交往、利用。唐代藩镇割据势力借助商人力量来支持自己的割据。而唐代商人则通过与藩镇的结交，以达到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第四，商人取得了财富之后，保存财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将之储存起来。唐代官僚富商往往积存钱帛，将大量财富贮藏起来。
最后，随着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对自己的“德”和“名”越来越重视。
综上所述，唐代商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尽管一直受到世人的轻视，但是他们没有随着社会舆论的压力而自甘堕落，清者自清，他们勇于争取自己的发展机会，不仅积累到巨额财富，而且将之用于社会行为的多个方面，正是唐代商人的这种敬业和积极向上的社会伦理观念，才使得商人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