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进程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我认为，关键性的转折发生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晚清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实力派，开始在安庆、金陵、上海、武汉等地创办新式军用工业，是一个时代性的标志。此时，中国政府第一次改口，把与外国人相关的事务，不再鄙称“夷务”，而一律称“洋务”，并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交部前身）。为了对付外国的“坚船利炮、声光化电”，开始引进外国科学技术，创办新式机器工业，发愤自强。因此以“自强”为目标的第一次改良运动，历史上称“洋务运动”，也叫“自强运动”。当时的指导思想集中起来有两点：一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即通过办“洋务”以“自强”，目的是为了不受列强的欺侮；二是坚持“中体西用”，只是选择性地用它对中国富强有利的“技艺”，中国原来的国体，也包括传统政治体制、传统思想文化的“立国之本”，是绝不准许变易的。
众所周知，日本的明治维新与曾、李等人创办“洋务工业”站在同一时间起跑线上。日本也是被西洋的炮舰“轰”着离别中世纪的，可它成功地走出来了。中国却步履艰难，一唱而三叹。严复的英国同学伊藤博文成了明治新内阁的首相，而且据后来的史实证明正是他最早策划了甲午战争。而严复回国后却一直怀才不遇，只能用翻译《天演论》以唤醒沉睡中的国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八字深入人心。“洋务”虽然办了不少新式工业，但官办或官督商办所造成的腐败，决定了它的低效。当权的慈禧等满贵又不把洋务放在心上。甲午一仗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破产。于是就产生了学习日本，需要改革政治体制，建立君主立宪的要求，这很快就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1898年，旧邦维新的曙光刚刚显露，年轻的光绪帝急召康有为等一班书生，宣布“变法”，史称“戊戌变法”。由于种种原因，一丝希望瞬间却化为泡影。中国近代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试验，仅维持百日，即以六君子流血而宣告流产。改革不行，老毛病又犯。1899年，激愤的中国农民组成义和团，烧教堂，杀洋人，在大河上下掀天翻地。接着八国联军长驱直入，攻占北京，再遭国耻。这已到了19世纪的最后年关，即1900年。20世纪的头一年，1901年，中国人迎来的不是什么“新世纪”的“献礼”，而是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以后可能还有三次机遇的失去。对此，史学界目前尚有争论。这里也简单说一下。
一是1905年慈禧宣布“新政”。慈禧狼狈逃窜西安，沿途备尝苦楚，终于痛感有国破家亡的可能，下决心实行立宪新政以自救。从宣布的新政纲领来看，它甚至比戊戌时期的改革内容更全面，变革的幅度更大。但它并不立即实行，总想慢慢来，能拖则拖。不久慈禧病死，接着清末最后一个当权的精英人物张之洞也紧跟下世，剩下的都是昏庸之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还没有容得他们再拖，武昌的枪声响起，辛亥革命结束了他们借变法自救的“美梦”。各省纷纷独立，看似一种新的历史局面即将出现，以致今人仍在惋惜它可能造就“联邦制”新政体的实现。历史的严酷就在于清政府改革留下的唯一实际成果：“新军”，很快演变成军阀，新一轮的内乱把所有“民国”的美梦撕得破碎。辛亥后对民国的普遍“失望”，在鲁迅、陈寅恪、章太炎、严复诸前贤的书中都表现得十分强烈，也成为今人经常在破译的一个重要历史情节。
二是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由于北伐的胜利，军阀割据时代的结束，此时正逢世界列强忙于“一战”，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遇到了一次发展的极好机缘。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状况之好，甚至被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然而日本的侵华战争把这一历史进程打断了。接着八年抗战，战后“五子登科”，国民党空前大腐败，终于迫使蒋氏王朝逃到孤岛，另谋生计。他们很像猴子为突然隆起的喜马拉雅山阻隔，被逼开始了“猴子变人”的进化。这一变革目前还在进行之中。
三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本可以按照原定的“联合政府”“建设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计划，逐渐推行现代化的目标。结果众所周知的原因，当初回答黄炎培的妙语（即如何避免中国王朝轮回，答曰：“实行民主”）被置之脑后，却发生了急着向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过渡的悲喜剧。一花开后百花杀，一系列极左的政策又使现代化的进程中断。
我个人与史学的交往屈指数来，已过四十载。总觉得中国历史走过的轨迹很像那个由阴阳鱼巧妙组合而成的八卦太极图。这个包藏着一阴一阳、变化无穷的圆，是中国先祖杰出的思维创造物。它所构建的宇宙—世界模式是最完美的——正像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所说的，还有比圆更完美的平面几何图形吗？唯其如此，中国人思维的深处总是“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就像六十四卦到了“既济”该有圆满的结局了，可接下一卦却是“未济”——中国只有跳出“圆”的怪圈，像量子力学所描述的，从一个能量级轨道跳跃到另一能量级轨道，才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