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朱总司令、李先念主席、贺总、刘帅、徐帅《年谱》和《历史的回顾》《吴瑞林回忆录》等刊载的文献/史料：
1932年11月下旬，四方面军西出“一翻秦岭”入关中，至户县（今西安市鄠邑区），中央军胡宗南部等5个师亦“尾追”（没有去陕南、亦没有入川）入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顺风顺水的完成了“号令西北，统一民国”之军事部署……。“关中虽好，却非红军落脚之地矣！”
29号，方面军自周至县南“二翻秦岭”，经城固、过汉水，于12月中旬至大巴山北麓之西乡、镇巴，准备在那一带“建立根据地”。
《历史的回顾》说：这时，我们从敌人报纸上得知，四川军阀正在成都一带混战，有隙可乘，于是决定进军川北。一一此“说法”存疑！
因为：四方面军是在川军刘湘、刘文辉间混战结束一周多之后、抵达西乡等处的，报刊新闻已无“跟踪报道”之必要及可能；割据川陕边的是“川军三流”田颂尧部，他未全力以赴介入刘氏堂兄弟之间的混战，红军刚刚入川、其赓即自嘉陵江沿线调兵遣将赶赴南江、通江；巴中、南江和通江一带，多是那个年代的“保安队”/“城管”在看家护院，几无新闻报道噱头/“价值”；况且，邮路通畅与否，几无二论…。
匪夷所思的悬念是：中共陕南、汉中党组织曾派人主动找四方面军“接头”，还收了“一些武器”回报；但却没有提供/介绍川东北与陕南/川陕边地界上政治、经济、军事和社情等等的任何情报、信息？四方面军亦无人“打听打听”？
换句话说：四方面军“入川决定”之信息基础，其“来源”不合逻辑！
故“入川决定”信息基础的来源之历史真相，更可能还包括中共陕南/汉中/川东北党组织多年以来的工作……：
一1927年1月，中共重庆党组织负责人杨闇公（杨尚昆胞兄）和朱总在万县决定，建立健全中共川东北党组织；朱总向杨移交了自己“下线”全部党员的组织关系；
一是年6月，四川“泸顺起义”失败，总指挥刘伯承由中共川东北党组织护送走秘密路径，经川东北、陕南/汉中抵西安，再往武汉转至南昌参与领导“八一起义”；
一吴瑞林、四川巴中人，1927年参加革命，毛主席、彭老总誉为“打美军打得最好”的那个军长，五五年开国中将；亦是受中共川东北党组织派遣，迎接四方面军入川之“第一人”忆叙：
……1932年12月中旬，中共川北特委紧急指示“即去通江以北，代表川北特委迎接红军”，“冈溪河团支部报告，红军先头已到南江以北（西乡县）地区，在找人打听通江、南江的情况”；下旬“我先到了通江烟溪场，在那里等候、迎接到了红军，见到了朱光、张琴秋、曾中生和邝继勋。之后，又带引红军解放了通江县城。”
可见，中共川东北/陕南汉中党组织有若干“成熟”渠道了解、掌握四方面军动向，并联系四方面军，是四方面军“入川决策”情报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应当授予他们首功！
后记：
在张国焘入川一年左右，中共川东北党组织骨干几乎遭“杀光”，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亦遭关押；此举等等，使川陕边“全国第二大苏区”桂冠仅仅维持了不足年半……。
故川东苏区创始人、川陕边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原中共“川东游击军”军长王淮舟直言：红军未来，盼红军来；红军来了杀自己人“太凶了，还不如不来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