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众所周知是我国外交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而标志性事件，便是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
中美之间关系缓和，当时我国外交天团付出的努力，自是不可忽视，但有一人在其中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人便是美国记者斯诺。
斯诺虽然是美国人，但却有着很深的中国情怀，而我国也将这位美国记者当成最真诚的朋友。
1971年，斯诺被诊断出癌症，他的夫人向美国请求帮助，但是尼克松政府却视而不见，不接受斯诺回国的请求。这时毛主席发话：
让斯诺来中国，我们给他。
斯诺是美国人，尼克松为何在他身患癌症时，假装没看见？而毛主席又为什么“敢于和美国作对”，表示要接下这个特殊的病人？
斯诺是1928年来到中国的，当时在上海的一家报社担任记者。身为记者，斯诺用脚步丈量了很多地方。他游历了日本、东南亚以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但最终却选择在北京安家。
1934年，斯诺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为方便工作和生活，他还在海淀镇军机处4号院购买了一处住宅。中国俨然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据斯诺回忆：
（斯诺）热爱中国的一切，闲暇时光，就喜欢带着太太一起远眺颐和园的风光……也非常努力地学习中文，希望能更好的融入中国。
在北京期间，斯诺结识了宋庆龄、鲁迅等人，并在鲁迅的建议下，着手写《红星闪耀中国》。他希望著作发表后，能让外界用一个更加客观公正的态度去看待中国。
如果不是七七事变爆发，日本暴露了他们的狼子野心，也许斯诺会在中国会过上更长一段时间的平静生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曾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斯诺以特派记者的身份质问日本人：
为什么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搞军演？为什么要借口士兵失踪挑起争端？
一个个问题抛出来，让日本发言人哑口无言，最终只能含糊其辞，草草结束招待会。斯诺的正义感在那个时刻，简直爆棚。也正是这样正义的发言，让斯诺不久之后就认识了一个人。
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党高度重视国际宣传以及外交工作，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的明明白白：
“单只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否则是不能胜利的。”
于是应毛泽东的邀请，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来到了我国陕北的革命根据地——延安。
像斯诺这样的国际记者加入进来，我党非常欢迎。而斯诺的正直感，也让清楚，这是一个能实事求是做报道的好记者。
斯诺进入苏区前，因为受到国民党那边不实报道的影响，对红军是带有偏见的。后来是周恩来告诉斯诺：
你看到什么你都可以写下来，报道出去。
斯诺这才发现，自己亲眼见到的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口中的共产党军队，完全是两个样。这里虽然纪律严了点，但是不管是红军战士还是领袖毛泽东，都能和老百姓相处融洽，根本不像国民党那些颐指气使的官僚。斯诺就曾亲眼看到毛泽东“到人民群众”中，和大家一起看戏。
于是，在斯诺笔下，一个团结、纪律严明但又不失人情味的红军团体跃然纸上，一个一点不介意和老百姓待在一起的一党首领形象，也被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但由于报道实事求是，红军队伍整体都透露着积极向上的气息。但国民党可不乐意看到这个。
于是，国民党想了一个昏招：取消斯诺的记者特权。
记者证被取消，斯诺的稿子就算写出来，都不会有任何一家中国境内的报社敢刊登。
没有办法，斯诺就只能亮出了“国际记者”的身份，和国民党对峙。国民党实在没什么理由，就灰溜溜地又让斯诺“官复原职”。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在皖南有预谋地袭击新四军，最终酿成皖南事件的爆发，红军战士们在经过浴血奋战7昼夜，最终因为寡不敌众，只2000余人突围成功，大部牺牲。
事后，蒋介石更是污蔑新四军叛变，想要取消新四军的番号。
当时斯诺身在国民党的大本营重庆，他如果实事求是报道，肯定“过不了审”。但斯诺不在乎这个，事实是啥样，他就把报道写成啥样。果然，重庆方面发，甚至连内地其他报刊都发不了，于是斯诺就在香港媒体上发布。
事后，国民党再一次取消了斯诺的记者特权。
但是斯诺为我党正名这事，却依然完成得十分漂亮，最大限度地降低国际上对我党产生负面印象的可能。对外界正确认识我党，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但是斯诺毕竟不是中国人，这个身份就决定了他不能在中国长待。可他已经对我党、我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一直希望他的母国美国和中国之间能恢复正常邦交。但因为他与我党关系密切，这让美国极右政客麦卡锡非常不满。于是斯诺被限制了自由，根本没办法来到中国。最后，为了能得到自由，他不得不背井离乡，侨居瑞士。
在中国和美国断交那些年，美国民众被美国新闻机构时不时放出的“烟雾弹”折磨得够呛。那时中美记者是严禁互访的，于是，不清楚中国情况的美国新闻机构，只能通过其他二三手渠道获取中国的消息。有民众甚至抱怨说：
“报纸使我烦躁，今天说中国要垮台，明天又说中国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这么前后矛盾的报道，我们究竟该相信谁？”
直到60年代，美国意识到：已经十年没了解那个在朝鲜把自己打趴的对手了，是时候找个人去探探情况了，同时再抹黑一下中国。而这个最佳人选就是斯诺。
美国政府本想着斯诺能以记者的身份，到中国挖出一些不好的事实报道出来，以证明美国官方不是在胡说八道。
但美国政客们忽视了斯诺的职业素养，这位可是个专喜欢说大实话的记者。
1960年，周恩来终于在见到了克服重重困难才，再次访华的斯诺。周总理说：
我们把你当成一名作家，而不是记者。
而斯诺给出的回应也非常直接：
谁关心呢？主要还是故事本身。
于是，在接下来的一百来天里，斯诺就像是一名来游玩的普通外国人一样，游历中国。
虽是故地重游，但如今中国已经换了一副新面貌，斯诺内心感慨良多。回国后，他就马不停蹄地创作，写出了《今日的红色中国》这本书。书中，他着重提到：
“对美国所提出的‘让我们重新开始’的观点,某些中国领导人一直准备响应。……所以他们显然希望,我的访间或许有助于重新架起沟通的桥梁。”
可见，对中美之间关系的改善，斯诺非常乐观。但他的这本书，却像之前打了脸一样打了美国的脸，美国政府脸上很是无光。并且从那时的国际环境来看，中美之间关系缓和的事情，还任重而道远。
1964年，斯诺二次访问中国。为了让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能抛下成见，斯诺甚至还自费拍摄了一个名叫《人类的四分之一》的纪录片，并在美国放映。
斯诺二次访华相较于第一次，在西方国家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因为当时斯诺会见毛泽东的大幅照片被醒目地刊登在《人民日报》最显眼的位置，而美国报刊上也刊登了这张图片。虽然有图无文，但斯诺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信号。
于是，他立即从瑞士回美，并立马联系美国国务卿迪安。
当时斯诺认真发表自己的看法，而迪安却在狼吞虎咽地吃他的早饭，仅仅10分钟，迪安就以有事处理为由挂断了电话。而这一挂断，中国关系就整整又被耽误了9年。
并且9年后，斯诺才知道，自己身上还有个自己都不曾知晓的大秘密。
时间来到70年代，国际形势多变，尤其是中苏关系破裂后，更是边境冲突不断，此时中美关系缓和刻不容缓。1969年尼克松上任后，就屡次向中国示好。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系恶劣了几十年，要想一夜之间冰释前嫌，几乎没有可能。于是，这个时候，斯诺再次来到中国。
1970年6月，毛泽东主席邀请斯诺夫妇访华。
7月31号，斯诺夫妻搭乘的飞机在香港降落。那时的斯诺还在发高烧，一直硬撑着从瑞士到北京。
8月18号，斯诺再次见到了老朋友周恩来和毛泽东。周总理握着斯诺的手，亲切地问：“斯诺先生，听说你前一段时间生病了？”
斯诺则摆摆手回复道：“是的。没关系，一点小病。”
其实，那时斯诺的身体就已经在向他发射一个危险的信号了，但是他没有重视。
10月1号这天，斯诺带着夫人洛伊思，参加我国建国21周年的庆祝会。摄影记者便拍到了一张意义深刻的照片：斯诺和夫人与毛泽东一同站在天安门城口上的合照。
12月18号早晨的5点，正在睡梦中的斯诺被人叫醒，被告知去中南海与主席一同吃个早饭。来人还告诉他，也不必拘泥于形式，睡衣不换都可以。
斯诺知道后，心中非常高兴，为表正式，不仅脱下了睡衣，还穿上了一身笔挺的西装。
在与毛主席谈话中，斯诺提到了尼克松访华的事，毛泽东表示：
“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斯诺明白了毛主席的态度，中国也在积极促进中美建交。
12月26号是毛主席的77岁生日，《人民日报》当天选择在头版头条刊登毛主席此前国庆节检阅游行队伍时和斯诺的合影，而在新闻报道上写的则是：
“毛主席同斯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此时已经是西方的圣诞节，斯诺的夫人洛伊思因实在太想念孩子，便提前回到瑞士，但是斯诺由于还要等待主席敲定谈话稿，就暂时留在中国。
从炎炎夏日待到数九隆冬，北方天气本就寒冷，斯诺却只穿着一件毛衣和一件单裤，连秋裤都没得穿。这是因为身上经费有限，斯诺的生活过得捉襟见肘。
主席和总理知道后，就给斯诺专门定做呢子大衣，顺便买一些棉服。而在吃住方面，政府也考虑到斯诺经济不充裕，打算免除他的一切花费。
但是，1971年2月份斯诺离开中国时，却“固执已见”，硬是结清了这次来中国的一切花费。
斯诺回到瑞士后，便开始着手写这一次的访华文章，并将它们发表在报刊上。4月份，美国白宫表示：尼克松总统“看到”了斯诺传达的信息，并表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机会访问中国。
1971年7月9日，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联合公报》签订，基本确认尼克松总统将在来年五月份之前访华的事情。
斯诺在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那时他还在书写访华的新书《漫长的革命》，也已经做好准备，四去中国，见证尼克松访华这历史性的一刻。
但是，意外来猝不及防，打乱了斯诺的计划。
当时65岁的斯诺在家中撰写《漫长的革命》，但却突然感觉身体非常疲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肝脾肿大，经过深入检查，斯诺被告知患上了胰腺癌。
癌症发展起来往往来势汹汹，斯诺住进了医院。他的夫人洛伊思突闻噩耗，连忙给美国英国的亲友都写信求助，也没有忘记将斯诺的情况告知给毛泽东。
而斯诺因为身份特殊，结识的人中有很多政要，按理说，无论去美国还是英国，都能得到最好的医疗资源。但出乎意料的是，当时美国政府并没有接受斯诺回国，英国那边也久无反应。
这是因为，斯诺年轻时与我党关系密切，这无疑得罪了那些美国专门诽谤、迫害共产党等进步人士的诸多政客。因此受到迫害，不得不远离故土，侨居瑞士。
建国后，斯诺与我国也一直保持友好联系，而当时中美之间的关系虽然有了缓和的迹象，但麦卡西主义影响在美国政府依然没有彻底根除，这也使得尼克松政府忽视了洛伊思的求助。其实说得难听一点，斯诺被美国当成一颗棋子，需要你搭桥的时候用你，现在尼克松已经表态访华了，就不再需要你斯诺什么事了。
但美国不要，英国不要，却有人要。
快八十岁的毛主席在知道这件事情后，立即表示要邀请斯诺到北京来治病，一定要给他配备最好的医疗资源。毛主席还特地叮嘱北京日坛医院为斯诺准备一间单人病房，等候斯诺一家的到来。为了方便他们上飞机，我国政府还特地包租了法航班机的一等舱。
一切准备就绪后，中国卫生部顾问马海德带领着一个六人医疗小组奔赴瑞士。但为斯诺重新做检查时，他们发现了一个不妙的事情：癌细胞转移，且伴有肝功能衰竭。
这样严重的病情，根本不适宜再折腾了。最终，马海德建议，率领医疗团队留在瑞士，将病房直接设置在斯诺家中。
治病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不时送去亲切问候。
尽管马海德和医疗小组成员竭尽全力救治斯诺，但也只能尽量延长他的生命。
1972年的2月份，周恩来总理给当时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发送一封加急电报：
赶紧去瑞士看望病危的斯诺，代表主席和我向斯诺问候。
黄华看完电报后，连忙收拾东西，搭上飞机，飞去了瑞士。
再次看到斯诺，黄华几乎认不出这位昔日的老友。因为癌细胞已经扩散，正躺在病床上的斯诺瘦骨嶙峋。他昏迷了好几天，此时刚刚清醒。边上的马海德用轻柔又高兴的语气喊着斯诺：“斯诺，你看看谁来看你了？是黄华啊！”
斯诺费力地睁开双眼，一看马海德确实没有骗自己，当即高兴又费力地伸出枯瘦的双手，紧紧抓住黄华和马海德的臂膀，笑着说：“啊！咱们3个‘赤匪’又凑到一起来了。”
那是1936年，斯诺、黄华和马海德三人在河北保安时，经常将国民党反动派咒骂红军为“赤匪”的事当成笑料。如今三人见面，虽年华不再，但联想到过去的时光，再看看眼前瘦削的斯诺，马海德和黄华虽然面上笑着，但都忍不住红了眼眶。
马海德和黄华看望完斯诺后不到两个星期，1972年2月15号这天，中国农历的春节，66岁的斯诺在他瑞士的家中病逝。
6天后，尼克松访华，斯诺后半辈子都在为中美和解努力，可惜的是，他没有看到这一天。
1972年的2月19号，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斯诺的追悼会。黑色的会标上，“沉痛悼念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埃德加·斯诺先生”显得尤为醒目。
斯诺去世后，后人根据他的意愿，将他的骨灰分成两份，一半埋葬在美国一个朋友家的花园中，另外一半，则葬入了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他将长眠在中国。
就如会标上所言：斯诺是我国的好朋友，一辈子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