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都者，国家之基，安危所系。
也正是因为国都的重要性，才让选择一个合适的国都显得尤为重要。
1949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决议“北平”改称“北京”，北京也被确定为了新中国的首都。
那么为什么新中国要选择北京为首都呢？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1948年9月8日，在河北省西柏坡，中共中央召开了“九月会议”。
会议上有鉴于当时国民党实力仍旧占据优势的现实，毛泽东也提出了用5年左右（以内战爆发算起）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日程表。
而在这样的重大革命战略部署之外，其实对于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都城选择上，也已经在毛泽东的考虑之内。
会议期间，他在同当时负责带领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进行了谈话。谈话中了解到阎锡山拒绝和平解放太原，毛泽东旋即对北平这座千年古城表示“最好不要打”。
原因当然是为了不破坏北平的古建筑群，以期它能更好的承接首都职能。
事实上，从后人角度来看，尽管当时的北平预期的竞争对手“貌似”很多，可真正能构成威胁的却几乎是没有的。
这与历史进程推进、北平的地理位置历史、经济文化、国际局势等都是分不开的。
一如哈尔滨，是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又靠近苏联便于接受援助、支持，甚至于在九月会议结束后曾多次在这里召开座谈会，中央还计划在哈尔滨筹划宣布新中国成立。
诸多优点加身，然而不仅仅是人怕比较，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
尤其是当三大战役次第打响，局势逆转之后。仅仅2个月后，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毛泽东便已经断言一年左右时间便可以打倒国民党政府了。这时候哈尔滨显然就“不香了”。
而随着新保安、张家口歼灭战的胜利，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机会也越来越大。
此时聂荣臻甚至以个人名义发报中央，建议和平解放北平。
平津战役打响后不久12月中旬，中共中央便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统一领导北平的接管工作。
叶、彭对于毛主席的考虑自然是心知肚明的，表示决不辜负党和人民期望。
随着天津战役的胜利，傅作义也终于在犹豫不决之下选择了签署和平解放协议。叶、彭也开始进行北平的治理。
1949年1月，时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在河北西柏坡期间，就首都选择问题上同毛主席进行了交谈。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在何处？”
“历史上，历朝历代不是定都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合适？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的答案。”
对于这个问题，王稼祥本身就是学者出身，平素又多有考虑。
随即便有了现在网络上人尽皆知的11个候选城市的名单，即哈尔滨、西安、延安、洛阳、开封、成都、重庆、广州、南京、上海、北京。不过此说法未见于具体文件、文献。
而且公允的说，随着北平的解放，一切似乎就已经注定了。
反倒是《毛泽东与新中国定都北平的重要决策》有明确记载，它也只确定了西安、北平、开封、洛阳、南京五个城市为首都候选。
而在面对毛主席的询问时，王稼祥直截了当的指出了南京、西安、开封、洛阳四个城市的不足以及北平的优势。
南京方面确实是钟山虎踞，石城龙蟠，有政治优势；不过翻开历史定都南京的却多短命王朝，带有历史宿命论色彩（后面王稼祥也表示了共产党当然不相信这一套），还靠近沿海，国际形势上也不利。
西安方面的话，太过偏西，地理位置上显然不是天下之中。
开封、洛阳方面，经济落后，短期也难以改观，交通黄河水患问题突出。
反观北平方面，则就优点突出了。它不仅扼守东北与关内咽喉地带，还有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拱卫和渤海湾保护；又邻近苏联、蒙古，基本无战争之忧；另外还是明清两朝帝都，人民也容易接受。
听了王稼祥的意见后，毛主席是连声称赞“有道理，有道理。”
“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接下来很快便有了我们人尽皆知的“进京赶考”以及之后的政协会议上定都北京的决定。
公允的说，王稼祥的分析确实相当有道理，但他也有未考虑到国际关系的变化的一面，后来的中苏交恶便是实例。
还有一如也未能考虑到北京水资源短缺的现实问题，这一点上一如密云水库修建、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也都算是折中的举措。
事实上也确实没有十全十美的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