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民从河南一隅起步，逐步走向四方，最终占据了东亚最为肥沃的土地，这一过程绝非凭借温良恭俭让的态度，而是历经风霜雨雪，披荆斩棘，一寸一寸地开拓出来的。
那么，中国先民是如何开拓土地的呢？
虽然数千年前的事迹已难以考证，但我们可以从近几百年来中国先民开拓台湾的过程中，窥见他们开疆拓土的艰辛历程。
在这片文章中，我们将聚焦于中国先民开拓台湾的血泪史。
从地理条件来看，台湾或许并无特别之处，其陆地面积约为3.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江苏省的三分之一。
台湾的地形以山脉和丘陵台地为主，占据了三分之二的面积，而宜居的平原地区，如嘉南平原、屏东平原、宜兰平原和台东平原等，仅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然而，当我们将台湾置于东亚板块的大局中观察时，便会发现其独特的战略地位。台湾位于中国大陆与太平洋之间，北部最窄处与大陆相距仅130公里，南部则有澎湖列岛作为跳板。
东北部紧邻琉球群岛，可通往日本；南部则是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相望。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台湾成为了中国东出太平洋的咽喉要道，也是日本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的必经之路，更是欧美殖民者渗透东亚的重要通道。
在中国处于农业时代，且世界海洋贸易不发达的时候，台湾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但到了近代，随着中国人口的激增、土地承载能力的极限以及世界贸易的繁荣和海运的畅通，台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了世界各国争夺的焦点，也是中国先民开拓的必争之地。
要开拓一片土地，人口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台湾的人口最初来自中国大陆。早在远古时期，中国大陆的部落就开始向南迁徙，其中一支最终散布在浙江、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百越族群；另一支则散布在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山区，形成了百濮族群。
距今约1.2万年前，世界发生了一次大型海退，海平面大幅下降，中国大陆与澎湖列岛、台湾连成了一片。
于是，百越族群的一支便徒步穿越了台湾海峡，进入了台湾。而在海退之前，西南山区的百濮族群中，已有人进入中南半岛，扩散到南洋群岛，与当地土著融合形成了南岛语族。海退之后，南岛语族的一支也通过菲律宾进入了台湾。
后来，随着海平面的回升，这两支进入台湾的人口便无法再回到故土，只能留在台湾，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直到后来中国大陆的汉人移民进入台湾后，这些最初进入台湾的人就被视为土著，被称为“番人”。
那么，中国大陆的汉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台湾的呢？虽然三国时期的孙权曾派卫温、诸葛直访问过台湾，隋炀帝杨广也曾三次派人出海招抚台湾，但这些充其量只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外交联系，并不能算作真正的开拓。
汉人真正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向台湾挺进，要追溯到南宋时期。
那时，福建泉州作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发达的航海技术和频繁的贸易往来为中国大陆的汉人渡过海峡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技术条件。
而福建地区的人地矛盾则成为了他们东渡的原始动力。据史料记载，从唐朝天宝年间到南宋绍兴年间，福建的人口数量翻了七倍之多。同时，泉州寺庙的田产占据了泉州田地总量的70%，漳州也达到了60%。
这种尖锐的人地矛盾迫使泉州、漳州的无业农民乘船东渡到澎湖列岛开垦荒地、捕捞鱼虾。于是南宋政府便将澎湖列岛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并在岛上驻兵防守。元朝时期又设立了澎湖巡检司来管理这一地区。
有了澎湖列岛作为跳板后，到了明朝末年中国大陆的汉人便正式登陆了台湾。那时的福建仍然面临着严重的人地矛盾以及小冰河时期带来的连年大旱和饥荒问题。而福建泉州的郑芝龙已经崛起成为了东南沿海实力最雄厚的武装海商。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和抱负看中了台湾这块宝地以及福建的饥民作为自己的支持者。于是他便向福建巡抚提议招募福建流民到台湾开垦荒田以度过灾年。
这个提议得到了巡抚的批准后，郑芝龙便招募了数万福建饥民乘坐自家的大船经澎湖列岛运送到台湾，并给予他们银两和耕牛，让他们努力开荒，将台湾打造成郑氏海商的根据地。可以说，正是郑芝龙的一己私心促成了汉人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地进入台湾。
然而就在郑芝龙试图将台湾打造为根据地的时候荷兰殖民者也盯上了台湾这块宝地……
他们为了争夺香料、瓷器、丝绸和茶叶等贸易的利润已经深入到了东南亚地区。他们觉得如果占领了台湾就可以控制中国商品的货源进而打开对华贸易的大门。
此外，台湾还可以作为他们向北通往日本和朝鲜、向南通往东南亚诸国的中转站。而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菲律宾又与墨西哥和南美洲开辟了一条稳定的太平洋航线。
因此荷兰殖民者认为控制台湾是控制世界贸易、建立世界商业帝国必不可少的一环。
和荷兰殖民者一样西班牙和日本也都有类似的想法并试图征服台湾。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1624年荷兰殖民者自澎湖列岛登陆台湾并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击败了西班牙和日本的侵台计划于公元1642年将荷兰的势力扩张到了台湾北部并独占了台湾。
在荷兰殖民者的统治下台湾的土著人口（即最初进入台湾的“番人”）被控制在6万左右占台湾土著人口的40%-50%之间。为了扩大统治基础荷兰殖民者也不断招募福建饥民到台湾开荒累计招募了3.5万人左右。这是中国大陆的汉人第二次大规模、有组织地进入台湾。
然而随着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入关以及郑芝龙向清朝的投降其子郑成功开始统领郑氏的兵马和商船。那时的郑成功年仅23岁急需时间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暂时顾不上郑芝龙经营多年的台湾根据地。
于是荷兰殖民者顺势将郑芝龙的台湾根据地纳入了自己的治下。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荷兰殖民者却在台湾缔造了第一次经济腾飞……
他们通过砂糖贸易、水稻种植以及皮货出口等方式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并将台湾打造成了东亚的贸易枢纽。不过这一切随着郑成功收复台湾而宣告结束。
郑成功收复台湾除了民族大义之外其实还出于三个目的：
一是清朝统治日渐巩固郑成功抗清屡战屡败急需建立新的根据地作为长期抗清的基地；
二是郑氏海商集团是郑成功的重要财政来源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经营极大影响了郑氏海商集团的利益；
三是郑成功认为台湾是郑芝龙为郑氏打下的地盘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不仅是侵占中国的领土也是侵占了郑氏的领土。
于是公元1661年4月郑成功统帅大军自金门出发顺利抵达澎湖列岛然后兵锋直指台湾。次年2月郑成功便击败了荷兰殖民者结束了其38年的殖民统治并在台湾建立了“明郑政权”。
随着郑成功的收复台湾也迎来了第二次经济腾飞。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带去了三万左右的官兵后来其子郑经移居台湾又带去了一万余人。
而听闻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清朝为防止沿海地区的人民群众接济郑成功便下令“迁界”导致大陆有数十万人流离失所。郑成功听说后便派船渡海到大陆的沿海地区招揽了大量人口前往台湾。统计下来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台湾的汉人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2万之众。
有了人口就要开荒。
荷兰殖民者撤退时留下的大量肥沃田地被郑成功直接划为官田由明郑政权直接管理。同时郑成功还下达命令允许文武官员和东征官兵随意开垦荒田并将其作为世业传承。
据记载，文武官员开垦的“文武官田”达到了两万甲左右；各镇官兵开垦的“营盘田”也有1.5万甲左右。
这样算来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台湾逐渐拥有了4.5万甲、即51万亩左右的田地。这些田地中文武官田的税率最低只有6%左右；而官田和营盘田的税率则高达30%。
但由于台南属于热带地区田地以水田居多水稻能一年两熟所以亩产能达到5石以上。因此虽然赋税较重但官兵和佃农所留存的粮食仍然很多。
正是凭借这些赋税和粮食，明郑政权才能以12万的人口组织起6万大军，来保卫台湾这片来之不易的土地。
当然，台湾作为东亚地区的关键贸易节点，其地位不容忽视，明郑政权同样未曾放弃对祖传海洋贸易的传承与发展。
明郑政权特此设立了仁、义、礼、智、信五大商号，每商号均统辖十二艘大型远洋船只，总计六十艘。这些远洋巨舰与明郑文武官员的私人商船并肩作战，共同构成了明郑政权的海上贸易舰队。
他们年复一年地在浩瀚的大海上往返穿梭，将鹿皮、砂糖、丝绸等日常用品远销日本及东南亚各国，同时从日本采购铜、黄金、白银、盔甲、兵器等军事装备，从东南亚国家购得香料、苏木、象牙、燕窝、布料等民生必需品。
尽管大陆实施了禁海政策，但沿海地区的走私贸易活动却从未停歇。明郑船队得以在大陆沿海秘密收购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再将这些商品高价转售至东南亚，从而赚取巨额利润以补充军费——“凡中国之货，海外皆仰赖郑氏，是以通洋之利，独为郑氏所掌握，财富日益丰饶。”
而明郑政权在台湾的开拓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政策便是推广文化教育，引领台湾从原始落后步入文明殿堂。
早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时，众多不愿归顺清朝的文人士大夫便随其一同抵达台湾。他们后来协助郑经修建孔庙，并设立学院、府学、州学、社学，亲自执教，逐步构建起一套完备的教育体系。
为鼓励土著子弟入学，郑经颁布法令，凡符合入学条件且正式入学者，均可免除徭役。
历经数年的教化，随郑成功来台的官兵子弟已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其中佼佼者甚至能参加明郑的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土著民族也分化出汉化程度较深的“熟番”与未汉化的“生番”。
总体来说，继宋元明三朝初步开发之后，荷兰殖民者与明郑政权数十年的经营，为台湾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为清朝全面开发台湾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明郑政权在台湾的深入开拓，清朝也基本平息了大陆的内忧外患，自然无法容忍这个不愿归顺的政权孤立于海外。于是，在公元1683年7月，康熙皇帝命令水师提督施琅率领两万兵马、两百艘战舰，横渡海峡收复台湾。
施琅首先攻克澎湖列岛的望安岛，一战夺得台湾门户，重创明郑政权的斗志。到了10月初，施琅亲率大军登陆台湾，接受了郑克塽的投降。
关于台湾的去留问题，清朝内部意见不一。
许多大臣认为，台湾远离大陆，治理不便，不如放弃台湾，效仿宋元明时期，仅驻守澎湖列岛，扼守台湾门户。
但闽浙总督姚启圣坚决反对，他认为台湾是苏、浙、闽、粤四省的门户，若清军不能实际控制台湾，荷兰、西班牙或清朝的反对势力仍可能重新攻占台湾，威胁沿海四省的安全。
最终，姚启圣得出结论——以澎湖制台湾，以台湾卫中国，两者不可偏废。
姚启圣的见解深刻体现了地缘政治的智慧，康熙皇帝对此极为赞赏。
公元1684年4月，康熙皇帝下令设立台湾府，下辖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台湾县又管辖澎湖列岛。这一府三县均隶属于福建布政使司。
台湾归属清朝后，由于清朝严格限制海外贸易，台湾作为东亚贸易枢纽的地位不复存在，但岛内经济却迎来了第三次飞跃。
这主要得益于高产作物的引进和人口基数的快速增长。自康熙末年起，大陆人口激增，人地矛盾加剧，那些富有冒险精神却无地可耕的人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福建、广东一带的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台湾。
最初，清朝撤销了禁海令，允许沿海居民自由前往台湾。但后来清朝发现，前往台湾的人员成分复杂，可能混入反对势力，于是康熙末年重申禁海令，未经官府批准不得渡海。
然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任何禁令都无法阻挡的。他们无法通过正规渠道前往台湾，便设法绕过监管，以偷渡的方式前往。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偷渡甚至形成了一条成熟的产业链。
清朝巡台御史黄叔璥在其著作《台海使槎录》中提到，厦门是偷渡赴台的起点，每艘偷渡船最多可搭载200余人，其中一家九口的偷渡费用为31两白银，平均每人3两多。
经过百余年的偷渡，到公元1811年，台湾已有汉人移民190万。
随着台湾人口的不断增加，荷兰殖民者和明郑政权开发的台南地区已无法容纳如此多的人口。于是，新到台的汉人移民以台南为起点，不断向四周扩张，将嘉南平原的剩余部分和荒芜的屏东平原、宜兰平原、台东平原开辟成肥沃的农田。
随着汉人移民的深入，深度汉化的“熟番”逐渐被同化，未被同化的番人仅剩下两种：原本就不愿汉化的“生番”，以及因开辟田地导致鹿群生存环境恶化而追随鹿群撤退至深山的番人。
当平原地区开发完毕后，汉人移民将目光转向山里的丘陵台地，不可避免地与这两批番人发生了激烈冲突。这是开发台湾过程中最为惨烈的一个阶段。
因为“生番”有一个血腥的习俗——猎头。他们的青年男性为了展示勇敢，常到外地杀人割头，然后经过处理，将人头挂在院子里展示。人头越多，社会地位越高，择偶权也越大。
因此，汉人移民在开拓丘陵台地时经常遭遇猎头的生番以及保护鹿群的熟番，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但为了保护已开垦的田地并争取更多利益，汉人移民必须迎难而上。
这是一场关乎生存空间的战争。最终，汉人移民取得了胜利。因为番人总数不过十余万，除去已同化的熟番，剩下的人数并不多。而汉人移民则逐渐增长到190万。在巨大的人口优势下，山里的生番毫无胜算，台湾的丘陵台地也逐渐被汉人移民开发出来。
那么，清朝开发台湾的成果如何呢？
据台湾官员向清朝皇帝上奏的报告显示，施琅收复台湾后，汉人移民新开垦的田地近7万甲（约79万亩），加上明郑时期的4.5万甲（约51万亩），台湾总共有11.5万甲（约130万亩）田地。
这些田地的产出不仅满足了台湾汉人移民的需求，还向大陆输出了50万石稻米和60万石蔗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闽粤地区的粮食短缺问题。
而台湾的手工业相对落后，汉人移民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必须从闽粤购买。这意味着台湾与大陆形成了相互依赖的产业互补关系，台湾成为中国全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人口方面，台湾的汉人移民主要来自福建漳州、泉州地区，占比约70%，广东东部的客家人占30%左右。具体的人口分布上，台湾西北部的桃园、新竹、苗栗以及西南部的高雄、屏东以广东客家人为主，其他地区则以福建漳州、泉州移民为主。
由于福建移民众多，他们将福建的宗教信仰也带到了台湾。这种请神、移神的做法被称为“分香”。例如，台北、台南、高雄、彰化的龙山寺中的神像都是从福建泉州“分香”而来的。
除了分香请神外，他们还修建了26座大型书院，并从福建聘请知名学者讲授儒学知识。书院祭祀的精神领袖是儒家理学宗师朱熹，他出生于福建三明尤溪县。
总的来说，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台湾已经遍布大陆的汉人移民。台湾的文化是大陆文化的移植，宗教是从大陆请来的，经济更是与大陆紧密相连。至此，台湾的开发工作已全面完成。
如果没有明末清初的两百年开发历程，在进入欧美列强瓜分中国的近代时期，那个满是番人和鹿群的台湾很可能无法坚守。
而经过这两百年的努力，台湾已拥有190万的原始人口、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大陆移植的文化。
即便此后台湾的命运历经波折，但它始终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人，有文化认同，就有回家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