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医学生。
悬壶济世、圣手仁心、妙手回春，这是中医的至高追求，千百年来被无数杏林学子奉为圭臬。
理性和关怀，就像是医学的一双翅膀，缺少了任何一只羽翼，医学都无法飞翔。
对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李子禹来说，这样的理念深入骨髓——过去几十年里，他奋战在抗击肿瘤的第一线，在全世界率先发起了新辅助化疗相关研究，首次证实新辅助化疗可以使患者有生存获益；推广医患共同决策，帮助患者厘清不同治疗手段的利弊，实现“我的治疗我做主”；建设心语墙、心音坊、休闲花园，让医院的角角落落舒适宜人，抚慰人心。
“严谨的科学态度、精湛的医学技术和温暖的人文关怀，从来就是医疗服务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医学不单纯是‘技术活’，它充满人文关怀。”李子禹说。
作为胃肠肿瘤专家，李子禹“护胃”，更“暖心”。
李子禹（左）佩戴3D眼镜在高清镜头下进行手术
邀患者参与决策
周三一早，刚刚在病房完成会诊的李子禹行色匆匆，迈着大步走进门诊楼二楼。等候的患者纷纷围上前，他大手一挥，“大家不要着急，我上午都在，一定给大家看完。”
李子禹在诊室刚坐定，年近八旬的张先生被家人搀扶着走了进来。他前一阵儿查出了直肠肿瘤，刚刚完成放疗。“大夫说肿瘤明显缩小，病理结果也显示为良性，想问问您，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对着检查结果沉默片刻，李子禹开口：“虽然现在活检结果是良性，但活检毕竟取的都是局部组织，并不能代表全部。对于实体肿瘤，手术是首选的治疗方法。”顿了一下，他接着说，“当然，也有20%的概率是，我们做完手术，发现切下来的组织中已经没有残留的肿瘤细胞。但没办法，这就是医学发展的局限性。”
“如果我是那‘20%’，是不是就可以不做手术？”张先生紧紧抓住李子禹的最后一句话。
“咱听医生的！赶紧安排手术！”站在一旁的家人当场劝阻。
李子禹没有接病患家属的话茬儿，将椅子拉近张先生，俯身解释：“做手术确实挺折腾的，所以您的想法我特别能理解。如果就是想要定期复查、严密观察，我个人觉得也未尝不可。您的意见是最重要的。”
张先生松了口气，还有些不放心，继续追问，“我现在不做手术，将来会不会后悔？”
“现在有些纠结很正常，因为不好选，换了谁也不好选。我个人觉得，选择做手术是积极的治疗，不做手术相对保守，无论做什么选择，都没有对错。”说完，李子禹轻轻拍了下患者的肩膀，“选完了咱们就开心生活。”
接下来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李子禹又细细分析了做手术和不做手术的利弊，叮嘱了保守治疗期间的注意事项，还主动介绍消化肿瘤内科专家，方便对患者身体状况进行密切追踪。
患者和家属满意而归。
由于医患双方在医学专业知识和认知层面上存在差距，疾病的治疗方案往往只由医生说了算。但在李子禹带领的胃肠肿瘤中心团队里，情况却不一样——“医患共同决策”成了新传统。
这一观念的兴起与医疗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疾病的治疗手段越来越多样。“有些手段从医疗角度上来看，效果可能是差不多的。不同的个体也存在差异，在充分了解疾病后，不同的人可能会根据自身情况做出不同的选择。”李子禹解释，医患共同决策不仅避免了患者一味地被动参与治疗过程，也杜绝了治疗选择的盲目性。从卫生经济学角度看，这种模式有利于降低医疗成本，降低患者的决策冲突，提高他们的就医体验，甚至可以提高疗效。
因此，在与患者的实际沟通过程中，李子禹会充分讲解疾病的特点、所处的阶段、不同的治疗选择及带来的不同影响，与病人和家属一同权衡利弊，共同进行符合病人利益最大化的治疗决策。
显而易见，这样的沟通模式更费时间——医生主导式沟通5分钟能解决的事儿，李子禹现在要说20分钟，甚至半个小时。
但他乐此不疲。
“对于医生来说，但凡有‘为病人服务’的初心，行医观念就不应该那么简单粗暴。医生主导的决策方式，除了体现医生的‘权威’，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在李子禹看来，医患共同决策也是在捍卫患者的看病权。为此，他甚至不惜与患者家属“硬刚”。
轮到宋先生看病时，他的妻子抢先一步进了诊室。“我老公心眼儿小，还不知道得的什么病，能不能先别告诉他。”
对于这样的拜托，李子禹已习以为常。他苦笑了一下，指了指门外，“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你老公认字，现在来的是肿瘤医院，你们没有必要跟他玩这种游戏。病人知情了，才能更好地配合治疗。”趁着患者还没进门，李子禹又补充：“有些选择，谁都不能替患者做主。”
等宋先生进了门，聊了十几分钟后，李子禹直言不讳，“你得有思想准备，但是也要有信心。有信心，这个病就好治了。”
把选择题“抛回”给患者，会不会被认为医生在推卸责任？面对记者的提问，李子禹爽朗一笑，“常有的事儿！”
误解的消除还是要靠沟通。“患者来找我是对我的信任，我把选择题抛回去，是对患者的尊重，也是对职业的坚守。只要足够有耐心、讲解得足够清楚，患者最后能感觉到我们这才是真正地对他负责。”
“大医”始于心诚，成于精湛。
李子禹始终坚信，医生在“治病”的时候，要“见病”，更要“见人”。
用数据回应质疑
在李子禹的诊室里，“新辅助化疗”“腹腔镜”是他与患者对话中出现的高频词——多年前，他率先带领团队进行了胃癌新辅助化疗后腹腔镜手术相关研究。得益于他的研究，如今，停留在高深论文里的术语，已经成了让无数患者受益的治疗手段。
之所以能在这些研究上取得突破，李子禹笑称是因为两次“洗脑”。
第一次“洗脑”发生在李子禹就读博士后期间。彼时，化疗药物主要用于胃癌手术之后或者晚期无法手术的患者，对肿瘤治疗的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外科大夫特别是综合医院的外科大夫对化疗药物在胃癌中的应用仍抱有一丝不信任。在综合医院历练过的李子禹，就是带着这种不信任来到了北大肿瘤医院。
在这里，李子禹遇到的是胃癌新辅助化疗探索的“先驱”、北大肿瘤医院原院长季加孚。他的职业道路也因此进入了新的轨道。
所谓“新辅助化疗”，就是在手术前，先对患者进行化疗；通过化疗药物的作用，使肿瘤体积缩小，便于后续切除或放疗。在季加孚的带领下，李子禹博士后论文课题瞄准了胃癌的新辅助化疗，在收集病例、撰写论文的过程中，他也不断被“洗脑”，渐渐认识到了新辅助化疗的价值。
当时，综合医院的很多大专家对此都满腹怀疑：先化疗再手术，这不是在耽误病人吗？
面对质疑，李子禹和团队用数据说话。该团队自2002年起开始胃癌新辅助化疗的相关研究，结果发现，新辅助化疗组并发症发生率为10%，低于直接手术组的17.2%。针对食管胃结合部腺癌手术病人的研究发现，两组病人5年无病生存率和总生存率无明显差异。这些数据都提示，新辅助化疗并不会额外增加手术风险。
“研究的阻力是很大的，开始很不容易，必须跟病人多磨嘴皮子。常常有患者前一天答应入组，第二天又变卦了。”新生事物的出现，最先引发的可能是恐慌。对于研究背后漫长的拉锯和沟通，李子禹几句带过。
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
20多年前，新辅助化疗手段首次应用到临床。如今，新辅助化疗手段被写入《中国肿瘤整合诊治指南》。越来越多的患者因此获益。
在不遗余力地推广新辅助化疗的过程中，李子禹遇到了职业生涯的第二次“洗脑”。
2010年前后，腹腔镜手术成为临床应用的“新宠”。与新辅助化疗不同，这一技术在北大肿瘤医院“遇冷”。“专科医院对于外科的新技术会相对保守，对其可靠性的考虑会更周到。”虽然谨慎，但医院并不守旧，为李子禹提供了各种学习机会。奔波在不同的学术会场里，李子禹看到了这一技术的光明前景，成为新技术的拥护者和实践者——回到医院，他主导了院内首例胃癌腹腔镜手术。
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将新辅助化疗与腹腔镜手术结合，成了水到渠成的事儿。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腹腔镜手术在新辅助化疗后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如何？能否给患者带来更小的创伤、更高的术后安全性、更多的生存益处？翻遍当时的文献，没有答案。
李子禹写下了自己的答案——他带领团队开展了全球第一个单中心的针对新辅助化疗后腹腔镜手术效果的随机对照研究。
多年努力结出硕果。研究结果显示，接受腹腔镜手术的患者在术后30天内的并发症发生率为20%，显著低于开腹手术患者的46%。术后早期的疼痛程度评估显示，腹腔镜组患者的疼痛明显少于开腹手术组。这种显著的差异说明，腹腔镜手术不仅能提供更好的术后恢复体验，还能减少因术后并发症导致的辅助化疗延迟或中断的风险。这意味着，患者更有可能接受完整的治疗方案，从而改善总体治疗效果和生存率。文章上线后迅速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迄今为止，期刊官方统计浏览数量超过1.2万次，被引超过百次。
“如果说我们的科研工作填补了所谓的‘空白’，不过是遇到了时代发展的机遇。”对于成就，李子禹始终很谦虚。“之前化疗药物疗效不好，内科的生存空间被外科‘挤压’。随着药物的不断迭代，将来外科肯定要受到内科的‘挤压’。”李子禹所说的“挤压”毫无贬义，“学科向着对病人最有利的方向倾斜，我觉得特别正常。”
时代的发展也给李子禹团队抛出了新的课题：新辅助化疗后的很多病人手术后切下的样本中并未发现癌变——这是个两难的问题，不做手术，医生没法确认；做了手术，又没起到治疗效果，“这是我们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医护人员穿过与院徽同一形象的“希望之门”
医路之花开到高原
“李院长，我们离北京太远了，能不能在我们呼和浩特当地的医院做免疫治疗？”
“太能了！北大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是我们集团化管理的分院。我们在那儿有团队，我来给您推荐个专家……”
每逢遇到来自内蒙古和云南的患者，李子禹都会感到格外亲切——北大肿瘤医院是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输出医院，目前建设了两个中心，分别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云南医院。过去两年多，李子禹一半的精力都投入在了中心的建设上。
“应该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
秉承着朴素的愿望，李子禹持续推进北大肿瘤医院管理、技术、品牌的平移，力争实现中心所在地区肿瘤诊疗能力、肿瘤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科研创新能力、医院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切实满足当地人看病就医需求，减少异地就医人数，控制就医成本，降低肿瘤发病率、死亡率。
一组数据映照出北大肿瘤医院实实在在的付出：李子禹本人担任北大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的法定代表人，向内蒙古派出50余名常驻专家；两所医院的领导班子中，近一半是北京派出的专家。
效果立竿见影。
以北大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为例，有了北京专业力量的加持，该院手术量、门诊量和住院人数翻了近一倍。
“只靠输血带来的增量是有限的。我们正在积极改善当地医院的造血能力，提升医院员工的整体素质和医院的整体文化氛围。”
这无疑是李子禹带领团队将优质医疗资源进行辐射下沉的写照。但并不是孤例。
参与完善首个多中心胃肠道术后手术安全与质量控制数据库建设，一步步实现胃癌术后并发症诊断、登记在更大范围内的标准统一；通过获取高质量的数据，书写适合我国人群及胃肠肿瘤现状的临床指南；打造标准化、规范化、同质化的“北肿规范化诊疗体系”，推进医联体成员单位和技术合作医院的培训、认证及质控……北大肿瘤医院的优质资源正在遍地开花。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30年，总体癌症五年生存率提高15%。“我们医生知道，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不是单纯靠医生诊治就能达到的，需要在肿瘤诊治的全周期发力。”李子禹拉出了长长的任务单：“我们需要提升全社会的健康意识，需要做好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需要提高手术、药物治疗的规范化，需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做好患者的术后康复及院外指导……”
忙碌之余，李子禹有时会对着医院的院徽沉思——这是一个“生命之门”的形象，承载着医患携手穿越生命之门、迎向新生的美好愿望。
为了给更多的人打开生命之门，他一刻也不停歇。
来源：《北京日报》
记者：牛伟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