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征可以称为人类革命史上的一大奇迹，三万红军在前有狼后有虎、缺衣少食，药弹贫乏的情况下翻雪山、过草地辗转二万五千里后，绝地逢生。这肯定是一大壮举，其艰辛也是显而易见的。
可是，红军主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过后，实际上更大的困难是留给了在各革命根据地坚持不懈打游击的队伍，这一点，从陈元帅当初的一首“绝笔诗”中可以清清楚楚的感受到。
那时候，三万守留军队在20多万国民党中央军的围歼下分别突围，后来仅存1400多人来到粤赣交界处的油山地区会师，又惨遭伏击与重兵包围，陈元帅与项英相当于在荆棘丛中藏身了二十多日，，饥寒交迫，加上没法与迁移出去的主要红军取得联系。孤军悬后，强敌环伺，虑不得脱，遂有《梅岭三章》三首留于衣底以为明志。陈元帅革命的情怀与舍生忘死的革命意志都展露无遗，但那时候的艰辛也一览无余。
严寒、挨饿、就医难，弹少兵弱，对众多的留守战士来讲是常态化，可最煎熬的是漫山遍野的失落绝望——打不掉对手的不断围歼，又联络不到主力部队，加上“肃返”时很多革命根据地的负责人残酷屠戮留在人们心里的阴影，让很多人看不见希望，接连不断的开始“溜号”，甚至投靠到国民政府，迈向改革的对立面面。
尤其是那些岗位很高的叛逃者对游击队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他们不但要承受走狗带来的摧毁与屠戮，还要承担心理上巨大的工作压力。
就在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看不到希望的湘鄂赣军分区总指挥长、第十六军师长孔荷宠背叛投敌。主力部队长征，孔荷宠的这一行为引起了一大批红军高级将领外逃。
不仅以前的老属下一个接一个的投靠蒋介石，蒋介石还亲自任命他们为剿抚大员，并且许多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也下山“投诚”。中间军分区副司令龚楚、闽赣军区司令员宋山泉、赣湘省委副书记兼赣湘军分区司令员陈洪时、闽浙赣省委副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彭佑、新红十军副师长倪宝树等依次背叛。
这种外逃“大员”对各革命根据地的影响是毁灭性的，他们中许多人摇身一变成了“剿抚”总司令，亲身领着国民党搜山、围攻，残害自己以前的战友。陈洪时一手导演的“北山恶性事件”让赣湘革命根据地的众多地域基本上彻底变成了白区，许多县的基层党组织被连根拔，中央红军游击队之后十多年间都没法在本地立足。
一边是国民党的趁火打劫，残忍屠戮，一边是国民政府政府对革命根据地推行的“攻心”战略，“三分国防七分政冶”，笼络施压一齐上阵，还有一边是叛逃者针对革命根据地致命性的毁坏，恪守南方地区三年阵地的项英、陈总、张鼎丞等遭遇的艰难、艰辛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