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是我党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人，特别是在近20年的情报生涯中，他以过人的特工天赋，游刃有余地周转于国民党、侵华日军、汪伪政权之间，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是我党隐蔽战线上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高级谍报人员。
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忠心为党、屡建奇功的传奇人物，却因为隐瞒与汪精卫的私下会面，而在解放后的1955年，被毛主席亲自下令拘押审查，后被错误地打成“内奸”“反革命分子”而含冤入狱，成为一名悲情英雄，直到27年后的1982年8月才被正式平反。
潘汉年的人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为什么去私会汪精卫而隐瞒不报？他的蒙冤入狱仅仅是因为这件事吗？
其实，“潘汪私会”只是潘汉年蒙案爆发的导火索，由于种种原因，此前，主席已对潘的行事作风表现出不满。
1、青年才俊，隐蔽战线建奇功
潘汉年1906年2月出生于江苏宜兴一个书香之家，其曾祖父潘亭山、祖父潘元夔分别是清朝嘉庆年间、咸丰年间的举人，但二人考取功名后都辞官不就，而是回到家乡做塾师，教书育人。其父潘莘臣是清代秀才，民国初年曾当选为宜兴县的议员。
受良好家庭环境的影响，潘汉年从小饱读诗书，才气逼人。13岁时他就和同学一起创办了小学校刊《小研究》，17岁时在上海《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经常发表小学教学方法和小学教科书编辑方面的文章，以及新诗、散文、童话等文学作品，显示出不凡的理论水平和文学才能。
因为其父做县议员的原因，潘汉年接触社会较早，了解社会现实，思想较为激进，18岁时开始加入郭沫若、成仿吾等领导的创造社，发表了大量尖酸泼辣、很具战斗力的散文与政论文章，在文化界极为活跃。
1925年是潘汉年人生转折的重要一年。这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各地纷纷举行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无锡进步社团组织——锡社也积极筹备悼念活动。当时，博古是江苏省无锡锡社的负责人，按照党的指示，要把追悼活动办成一次范围广泛、规模巨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宣传运动。正在无锡读书的潘汉年主动找到博古，要求参加筹备工作。由于人手短缺，博古答应了他的要求。
经过几天接触，博古发现潘汉年办事利落，精明机灵，特别是文笔较好，于是就让潘汉年负责筹备活动的宣传和安全保卫工作，两人也通过这次活动由相识到熟悉、了解，成为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
经过十几天的紧张忙碌，悼念活动筹备工作准备完毕。3月底，博古的革命启蒙老师恽代英前来参加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听博古介绍了潘汉年的情况后，建议潘汉年到上海发展，潘汉年听从了恽代英的建议，活动一结束就动身去了上海，并很快进入中华书局，一边工作，一边从事秘密革命活动。
这一年，19岁的潘汉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波澜壮阔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生涯。
在上海，潘汉年在各种进步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和文学作品，深受各界进步人士的欢迎，很快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他的文采、能力、战斗精神也受到党组织的重视和赏识。1929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决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这是我党从组织上加强对革命文化工作领导的开始，潘汉年被任命为第一任文委书记。
次年，根据党的指示，潘汉年又充分利用自己对上海文艺界情况熟悉、交友广泛的优势，联络了鲁讯、夏衍、冯雪峰等一大批进步作家和文化工作者，深入宣传发动，于1930年2月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随后，又组织协调各左翼文化团体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潘汉年被任命为“文总”的第一任党团书记，领导左翼文化团体积极开展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
1931年1月，潘汉年以出色的工作能力和水平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如果不是一次关系我党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潘汉年的人生可能就会沿着革命文化战线领导、文学家的轨迹发展下去，就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一氓所说：“以汉年的文学气质，要是不受历史命运的拨弄，一直埋头于诗文小说的创作，……其成就决不让当代一些杰出的文学家。”
但一次意外事件，让潘汉年逐渐退出了文坛，他的人生再次发生了转折。
这个事件就是曾差点改变了中国命运的顾顺章叛变事件。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最高保卫机关--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顾顺章的叛变，给党组织和我党地下工作组织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高级领导不得不分批转移。
为了尽快加强中央特科工作，经博古推荐，潘汉年被调离宣传系统，进入中央特科，被任命为特委会委员兼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从此开始了长达18年的红色特工生涯。
潘汉年没有辜负党中央对他的期望，进入特科后，他很快将近乎瘫痪的我党地下工作组织建起来，并不断发展情报网络。潘汉年英俊倜傥，精明能干，又有安全保卫工作经验，面对风云诡谲的形势和情报战线变幻莫测的变化，他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时而扮成工人、商贩甚至沿街乞讨的乞丐，以不同身份游走于各种不同场合，凭自己的机智勇敢、精明伶利和沉着冷静，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一个又一个重要任务。
潘汉年在地下隐蔽战线和统一战线最为人熟知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项：
1933年4月，他成功策划了暗杀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的行动。在魄恐怖笼罩的上海，沾满烈士鲜血的反革命分子王斌之死，震惊了整个上海滩，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同年10月，潘汉年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代表，到福建与十九路军谈判，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并担任中共驻第十九军代表。
他是第一个参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中共高级领导，“西安事变”前后，潘汉年又以我党联络员和谈判代表的身份，到南京、上海等地沟通联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贡献。
1941年6月13日，他根据有效的情报掌握和数据分析，成功推算出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苏德战争爆发后，他又通过各方面的情报，向中央准确报告了日军究竟是南下还是北进的情报。
同年，他又获取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为党中央战略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不断拓展情报网络，将情报触角延伸到国民党内部、汪伪政权、日本情报系统，为打破国民党、日伪对根据地的围剿、封锁做出了积极贡献。
解放战争后期，党中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前，他不辱使命，突破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警戒森严的层层封锁，将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大批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秘密从香港接送到解放区，先后组织20多批，350余人，没有一次失误。
1949年春，潘汉年组织策动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起义，使大批技术人员、资产和档案资料被完整地保护下来。同年11月，他又参与了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义。将12架民航飞机安全飞到北平和天津，为新中国民航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党中央和毛主席先后多次以不同方式，对潘汉年和他负责的情报工作给予表扬和肯定。这样一位功绩杰出的红色谍王，为什么会被打成“内奸”蒙冤近30年呢？
2、赴苏迟归，“不知轻重”惹不满
潘汉年第一次引起党组织和主席的不满，缘于一次“特殊使命”。
1935年1月我党召开遵义会议，改选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了博古的临时中央负责人职务，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初步确定了毛主席的核心领导地位。但遵义会议是在党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的特殊形势下召开的，按照当时的情况，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重要会议和重大人事调整，必须经共产国际派人参加或认可。
为此，会议结束不久，中央即派陈云和潘汉年分两路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并设法与共产国际重新建立电报联系。
陈、潘二人身负重大秘密使命，历经辗转，先后于1935年9月下旬、中旬到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共召开遵义会议的背景及长征期间的情况，取得了共产国际对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理解和支持。
此后，根据工作需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安排陈云留在莫斯科工作，另派张浩（林彪堂兄）和潘汉年分两路回国，向党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对新中央领导班子的任命。
张浩带着密电码于10月初出发，扮成蒙古商人，一路跋山涉水，辗转打听，于11月9日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瓦窑堡，向中央汇报了共产国际七大情况和对中央新领导机构的支持。
但由于种种原因，张浩带来的密电码并没有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当张浩问及潘汉年时，周恩来说他还没到。
其实，此时潘汉年还没有离开莫斯科，他正在共产国际情报局学习新密码，边学习边背诵，经过三个月的学习训练，才全部熟练掌握。
1936年1月，准备就绪的潘汉年正计划出发回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又找到他，交给他一项新任务：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的精神，安排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与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接触谈判，完成谈判任务之后再回国。
此后，一直到2月底，潘汉年先后与邓文仪进行了三次谈判，取得了初步成效。双方确定，于7月份在南京和国民党高层代表陈果夫继续深谈。
为确保早日取得谈判成效，王明要求潘汉年马上动身回国，向新任总书记张闻天汇报谈判情况。
潘汉年于2月24日从莫斯科动身，准备直接乘希腊客轮从海路绕道香港回国，但因为种种原因，客轮出发几天后又返回。直到4月份才搭乘上国际列车，又几经转折到达香港，此时已是1936年5月中旬，离约定的与国民政府的7月份谈判日期只有一个多月了。
更重要的是，潘汉年到香港后才得知中央红军已到陕北，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先回陕北再南下南京，既不安全，也耗费时间。为了不耽误谈判时间，潘汉年犯了一个错误：他没有先向中央汇报，而是按照事先约定的联络方式，以肖淑安的化名直接在香港给陈果夫发出讯息，让陈果夫派人和他联系，商谈南京谈判事宜。陈果夫于是安排国民党中央委员、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与潘汉年见面，并协助潘顺利到达了南京。
潘汉年到南京后，陈果夫得知他尚未和陕北中共主要领导人会面后，便只派了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来和潘汉年见面，要求潘先回陕北，将中共中央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然后双方再进行正式谈判，并给了潘汉年一张特别通行证。
有了特别通行证，潘汉年于8月7日顺利地抵达了陕北保安，向张闻天汇报了他此次出使共产国际的情况、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及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任命，特别是重点汇报了王明交待的任务和他与邓文仪、张冲、曾养甫分别在莫斯科、香港、南京会面谈判的情况。
潘汉年不知道的是，他离开一年半后，中共中央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期间，毛主席以超人的政治、军事谋略，带领困境中的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完成了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并确立了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
而潘汉年赴苏迟迟未归，比张浩晚到9个月。回国后没有第一时间向中央汇报相关情况，没有及时将共产国际的密电码译出上交，却把王明交待的任务放在第一位，直接与国民党联系谈判事宜，这自然引起了中央和主席的不满。
因此，潘汉年回到延安后，主席和周恩来都没有接见他。一次会后，主席对周恩来说：“潘汉年这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9个月，不马上回来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却先去办‘国共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大事。”
主席甚至说：“潘汉年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电码’给中央还看得重。”由于潘汉年与博古、王明的特殊关系，毛主席这话的份量显然很重。
3、潘汪密谈，隐瞒多年成“祸端”
真正改变潘汉年命运的，是他与汪伪高层的秘密会面。
1939年，潘汉年到上海发展情报网络。当年秋天，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通过特定关系向中共地下组织传来消息：他愿意与中共建立联系渠道，为我党传送相关情报。
根据中央南方局指示，潘汉年派地下党员、左翼作家关露与李士群取得联系，从此潘汉年通过关露建立起了与汪伪政权之间的情报传递渠道。这期间，李士群出于为自己留后路的需要，向中共传递过几次情报，并为新四军送过药品等紧缺物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加强了对新四军根据地的围剿和封锁，而附近伪军是由李士群控制。为了更好地利用李士群，获取更多情报，经上级同意，潘汉年决定亲自出面，与李士群接触。
经过关露牵线，潘汉年很快与李士群见面。李士群对双方的会面表现得比较积极，主动提出让自己的亲信胡均鹤作为潘、李以后的联络人，并特意让胡均鹤编写了一套专用密码，用于他们之间的联系。
此后，在胡均鹤的牵线下，李士群又约潘汉年见过一次面。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李士群还向潘汉年透露了日伪即将对苏北根据地大规模扫荡的军事行动计划，为新四军开展反“扫荡”起到了积极作用。
进入1943年，日伪进一步加大对根据地的扫荡，但采用胡均鹤编写的密码与李士群联系十分不畅。为及时获取日伪情报，有针对性地部署反“扫荡”工作，经时任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批准，潘汉年决定再赴上海，与李士群会面，商谈加强情报搜集、传递工作。
到上海后，潘汉年首先联系上胡均鹤，当潘提出要面见李士群时，胡均鹤却说李士群不在上海在苏州，想见面的话要到苏州去。
考虑到自己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和李士群会面商谈情报工作，潘汉年没有多想，就跟着胡均鹤来到了苏州。
但到达苏州后，李士群的家人却说李去了南京，有急事可到南京找他。
转了一大圈，连李士群的人影都没看到，更别说获取情报了，潘汉年既失落又疑惑。略微思索后，他还是决定到南京走一趟。
谁知到了南京李士群的住所，李仍不在家。特工总部的一个小头目告诉他：李士群去见汪精卫了，他奉命在家等候“肖先生”（潘汉年化名）。这期间，李家人来人往，特工头目逢人就介绍：“这位是李先生的朋友‘肖先生’”。就这样，潘汉年还没见到李士群，自己的行动已经公开化了。
一直等到第二天上午，李士群才露面。还没等潘汉年开口，李士群就说：“汪先生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
此时，潘汉年才明白，原来这一切都是李士群设计好的，自己被李士群牵着鼻子转了一大圈骗到南京，是为了挟迫自己与汪精卫见面。
潘汉年作为长期从事宣传工作和地下工作的我党高级干部，自然知道私下面见汪精卫意味着什么。但如果断然拒绝，后果难料。事已至此，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当天下午，在李、胡的陪同下，潘汉年前往汪公馆，与汪精卫会面。
而这次会面，也成了潘汉年心中永远的痛。
潘、汪二人会谈的内容，至今未有权威资料披露。据1955年潘汉年给中央的交代材料，会谈时，汪精卫希望中共方面跟他合作。潘汉年立即回绝了他，并且劝汪精卫能够早日回头，这样兴许还能有所转机。而这仅仅是潘汉年自己所言，并无任何旁证，也无任何证据能证其言。
唯一让潘汉年稍感心安的是，回到上海后，李士群随后跟来，以朋友的身份将他介绍给自己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协助潘汉年获取了一些“清乡”方面的情报。
令人不解的是，潘汉年回到根据地后，只向饶漱石汇报了上海之行的相关情况和获取的“清乡”情报，而对自己被诱骗会见汪精卫之事，只字未提，这也为他后来的蒙冤入狱埋下了祸端。
195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在讨论会上，主席要求凡是和高、饶问题有牵连或过去有问题而没有主动交代的高级干部，都要主动把问题讲清楚，在会上没讲或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可以写成材料上交。
会上还印发了饶漱石、杨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分子的材料，而此前几个月，杨帆已被隔离审查，胡均鹤已被逮捕。正在参加会议的潘汉年时任上海市分管政法、公安工作的副市长，作为饶漱石的老部下、杨帆的直接领导、与胡均鹤的特殊关系（潘汉年安排胡均鹤任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和专员），潘汉年深感自己应该主动把当年密会汪精卫的事情讲清楚。
4月1日，他找到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详细讲述了当年去见汪精卫的前因后果，作了检讨后，将自己连夜赶写的报告材料交给陈毅，请他转交中央。
陈毅感觉此事重大，第二天亲自面见主席报告此事，并将潘的材料一并上交。主席看后当即作了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随即下令逮捕审查潘汉年。
4月3日晚8时，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带人来到北京饭店，将晚饭后刚回到房间的潘汉年秘密逮捕，押送到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监狱。5年后，又将其移送到刚落成的秦城监狱。1963年，潘汉年以内奸、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70年又改判为无期徒刑，永远开除党籍。
1975年，潘汉年被移送到湖南第三劳改场——茶陵县洣江茶场，与自愿前来陪伴他的爱妻董慧，共同度过了一段艰苦而又温馨的日子。1977年4月14日，71岁的潘汉年病重不治含冤离开了人世。
1982年8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彻底为潘汉年同志平凡昭雪、恢复名誉。此时，距潘汉年病逝已过去了5年4个月。
（参考资料：《潘汉年会见汪精卫之谜》《潘汉年冤案的历史背景》《潘汉年的情报生涯》《潘汉年传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