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阅读史源历史专栏第4403期。
农业“大寨模式”的代表人物、原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同志，在1980年向中央递交辞呈。
他和之前辞职的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等人有所不同，起初虽然也面对压力，但还没到立即辞职不可的地步。陈永贵主动辞职，比上述几人要晚几个月的时间。
但也就是在这几个月里，他对工作环境感觉不适应、不舒畅。因为周围大多换成了新的同事，而且中央的改革方向越来越明确，像大寨模式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模范产物，似乎越来越“不合时宜”。
陈永贵作为分管农业的领导，没有了用武之地，反而听到不少批评声音。
在犹豫一番之后，陈永贵让儿子陈明珠帮他写了辞职报告，不久后中央也审批通过。
陈永贵本想回到自己的起家之地、辉煌之地山西昔阳县，退休后干一些农活。
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干部，他的这种想法也非常正常，可以理解为落叶归根。
不过陈永贵的身体不是很好，到60多岁的时候行动已经不那么便捷了，所以邓公等领导人作出批示：在北京给他提供生活保障，解决陈永贵子女的就业和户口问题。这令陈永贵非常感动、也有些出乎意料，所以就不再坚持想法，继续住在了北京。
然而陈永贵退休后，心情不佳。虽然秘书、厨师、警卫员一应俱全，住房条件也很不错，但他却不时对身边之人发火。
原因无他：中央保留了陈永贵继续阅读文件和各类党政报刊的权利，而自从陈永贵淡出政坛后，《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也没有了“忌讳”，顺应改革开放的趋势，指出了大寨的不少问题，连续发了七、八篇关于“大寨增长数据造假、开荒劳民伤财、家长作风严重”的评论文章，这让陈永贵非常恼火。
陈永贵专门拿着一份《人民日报》，登门向李先念同志“告状”。
李先念是陈永贵在北京为数不多的好朋友，甚至连当副总理时批阅文件的习惯，他也是跟李先念学的，喜欢在文件上圈圈点点。而李先念为人十分朴实厚道，从来不拿自己老革命的资历去压陈永贵，二人的关系一直都很不错。
陈永贵之所以找李先念反映情况，除了基于私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
李先念在计划经济时代，曾长期负责整体的计划统筹与实施，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他的位置也比较特殊。
但李先念能够积极调整思路、顺应改革大势。同时对于之前倡导的大寨模式，李先念内心还是肯定了许多的优点和贡献，包括对大寨领头人陈永贵，他很少使用批判性的词语。
陈永贵愤然指出：以前我当副总理的时候，没人敢这样说大寨！
李先念听后摇了摇头：你也说是以前，那是你在岗位上的时候。可是你现在退下来了啊，思维还是要跟上形势。李先念的这句回答，令陈永贵哑然。显然他这次来，没有太大的作用。李先念接过他手中的报纸，好好安抚了一番陈永贵，让陈永贵安心在家休养，不要考虑太多。
李先念的才能和眼界，比陈永贵高出不少，能够解放思想适应变化，同时也没有亏待了老朋友。在陈永贵回去后，李先念语重心长地叮嘱自己的秘书：
安排一件事，以后不要再往陈永贵那里送党政报刊，以免他情绪不好、影响休息。
1986年3月，退休还不到6年时间的陈永贵患癌离世。此时的李先念已经是国家主席，得知噩耗心情非常沉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