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一直伴随着权力的斗争，但这权力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皇权的争斗里，相权一直是由皇权所掌控，宰相权力的大小在于当朝皇帝是否支持，相权是致力于服务皇权和国家的，相权和皇权之间一直维护着一种微妙的关系。
不同君王都会运用办法来掌控相权，以免宰相一家独大后祸乱朝纲，让本族的江山落入贼子之手，直到宋朝时期，皇权与相权谁强谁弱之争引得众说纷纭。
那么为何到了宋朝，皇帝却自甘“放任”宰相权力，宋朝皇帝不怕相权威胁到皇权吗？到底是皇权大对皇朝有利，还是相权大对皇朝有利呢？
宋代相权的职权
1、佐天子而总百官
宰相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历朝历代都有宰相这一职位，为皇帝协理日常事务，直至两汉时期，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弊端暴露，宰相权力走向鼎盛。
宰相权力过大，直接影响了皇室的走向，魏晋至宋，便将宰相的权力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宋史·职官志》中对宰相的权力定义为“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并且强调了“事无不统”。
作为北宋开国大功臣的赵普也是权势滔天，他有一个显赫的名声——“半部论语治天下”，他虽没有出现在前台，却为君王出谋划策，为北宋的建立做出不小贡献。
司马光就在《资治通鉴》中提到了“普独相十年”，又说他以天下为己任，他这样的英勇果敢深得赵匡胤的欣赏，立下了不少功绩。
一次内侍侯莫陈以幻术博得宋太宗宠幸，骄横恣意，赵普要按罪诛杀，宋太宗一把拦下道：“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赵普作为宰相反驳“不诛则乱天下之法”，之后赵太宗才不得已“命诛之”。（《宋纪》）
赵普如此大的权力离不开皇帝对他的信任，而赵普并不是唯一博得皇帝信任的宰相，纵观宋朝，相权之大屡见不鲜，相权到底有多大呢？
宋代时，皇帝的诏书需要通过朝廷商议后，再经皇帝批阅才可颁布执行，皇帝如果没有按照正规流程，也就是经过中书省的议定，直接在宫中颁布诏令，被称为“内降”。（《续资治通鉴》）
皇帝虽可以直接颁布诏令，却会收到宰相们的反对意见，这也在一方面限制了皇帝的权力，如果皇帝时不时就直接“内降”，想必天天都会受到朝臣们的严厉指责。
宋孝宗时期，“内降”出现了苗头，宰相便马上书道：“须奏审方行”。（《宋史》）将这一苗头又按了下去。
宋真宗时期，真宗想封刘氏为贵妃，遭到了宰相的强烈反对，甚至直接烧掉了真宗的诏书，然而真宗竟然没有去追究其责任，而是“其议遂寝”，打消了这一念头。
宋高宗时期，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奸臣“秦侩”，秦侩贪得无厌，利欲熏心，而宋高宗屡次提拔和封赏让群臣看到了风向，纷纷投入秦侩麾下，著名忠臣岳飞也被秦侩施计杀害于风波亭，越多的朝臣献媚于秦侩，进入秦侩府中的钱财如流水一般，甚至超过了南宋朝廷的国库。
秦侩独揽朝纲之后，更是蒙蔽赵高宗耳目，传入高宗耳里的都是秦侩美化或恶意中伤之后的话语，赵高宗想让群臣直谏，群臣却因畏惧秦侩权势，无一人敢言不快。
宋代宰相的强大权势离不开宋代皇帝的放任，而这些放任是真的放任吗？宋代在宰相的权力结构上又有着怎样的调整？
2、宋代相权的兴盛
相权并不是一直在一人手中的，宋代初期，赵匡胤立国之时，鉴于曾经国家政权纷争不断，决定强化皇权，但他并没有直接夺走宰相的权力，而是将宰相权力的结构进行了调整。
开国之时，赵匡胤将军权收回到手中，对相权开始第一步削弱，而后赵匡胤又设立了二府三司宰相制，进一步将独大的宰相权力瓦解掉。
二府指的是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中书成为宰相们议事的地方，而原本属于中书的权力——军政大权，被分给了枢密院。
这两府与宰相平起平坐，直接归于皇帝管辖，而三司掌管着财权，参知政事分割了属于宰相的行政权，宰相手里空空如也。
然而这些举措真的削弱了相权吗？不尽然。
赵匡胤的成功离不开拥护他的众人，他既担心因相权过大而历史重演，实施二府三司的制度，又害怕如果损失了这些人才，朝廷无法运转，所以他采用那么多手段去削弱相权，并没有真正打击到相权的实力，在这些制度的制定之后，并没有真正按部就班进行。
宋代军事活动的繁冗，让宰相的权力进一步增加，出兵征伐不能是皇帝一个人的决断，还需要缜密的布置，而这些布置离不开朝臣出谋划策，朝臣的意见纷杂，就势必会出现宰相收集意见，主持朝政。
宰相如果手中没有权力，是无法让朝臣信服的，皇帝为了让人分忧也会下放权力，赵匡胤也曾说道：“永图共理，别俟酬庸。”赵匡胤一路走来，深知自己的成就离不开股肱之臣的辅佐，军事活动的频繁，也无法让他真正削弱相权。
宋代国君的治国之策，也在暗地里为相权的强盛推波助澜，北宋到南宋的相权并没有一成不变，而是一个由弱到强的趋势。
宋代中央的权力是相权强弱的一个缩影，起初宋太祖建立二府让三权分立，到后来三省和枢密院共同执政，这个变化同时也是相权由被分散到统一的变化过程。
这一变化离不开皇帝的执政能力，如宋光宗期间，他惧内心理严重，荒废朝政，而后精神病发作，无法治理政务，在太后的同意下由宰相代理朝政，也是加大了相权的力量。
而宋仁宗期间，皇帝和宰相都掌握着最高决策权和行政权，双方相互制衡，任何一方都不能摆脱另一方做出单方面的决定。
宋神宗时期，北宋冗官成灾，神宗十分需要一个人替他排忧解难，神宗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法，但朝廷上众臣相极力反对，新法触犯了太多势力庞大的官僚，王安石纵使有天大的权力，也敌不过皇帝的不信任和士族的反对，新法不得善终。
在失去王安石之后，神宗才下决心改制，但由于朝廷积病已久，没有进行彻底的改革，皇权仍是没有完全归到自己手中。
君臣共治天下
1、士大夫的崛起
宋代相权的增加离不开皇帝的治国理念，开国皇帝宋太祖为了免去武力争雄的隐患，改为“以儒治国”，从此奠定了宋代的基本国策。
此外，宋太祖还提出“不得杀士大夫”，并让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这让宋太祖的后世子孙一直尊崇着这一原则，为宋代朝政提供了稳定的政治氛围，也让士大夫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
这样的治国理念并不是要将权力全都交出去，而是为了让皇权和相权之间有更好的制衡。
国家并非国君一个人的国家，他需要思虑的不仅仅是一日三餐，更多的是如何治理天下，让百姓安居乐业，为自己留下一个好的名声。
“共治天下”的表象是为君主与士大夫之间共同管理国家，让国家长久安定，方能国祚绵长，而士大夫所追求的正是能与皇帝一同治理天下，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追求自己的远大理想。
在“共治天下”的表象下，其实是皇帝的忧虑，一方面是自己一人独揽大权容易行事武断，如果有大臣在自己下达命令之后帮忙审度，才会让国家治理得更加完善；另一方面是唐朝的覆灭离不开武力的斗争，皇帝重文轻武的态度，能让更多学士进入朝堂上书言事，皇帝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达到更好的治理效果。
士大夫的崛起不仅仅有治国理念的改变，还有历朝历代观念的转变。
唐太宗认为“不以天下奉一人”，就明确表明了国家的治理不仅仅是皇帝一人之事，更是天下之事，武则天也提到过“同功共体”，意味宰相朝臣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帮助皇帝治理天下。
这些观念的转变自然也影响了后来的皇帝，让皇帝这一身份不再被神化。
赵匡胤作为后周的禁军统领，被一众人拥立为帝，他深知自己的身份是如何得来的，他也提到了“非一人之天下”。（《全宋文》）可见士大夫的崛起是必然的，且在开国之初就已经定下了结果。
2、相权与皇权谁大更好
纵观整个宋代，其实并没有出现宰相祸乱朝纲、取缔皇帝登基的事件，即使是奸臣秦侩一手遮天，也没有夺走宋代江山。
这也展现了皇权相权相互制衡的好处，宋代的大多数国君都采用了较为温和的手段保持着君臣的和谐，让君臣之间有了更加有效的沟通，让臣相的权责有了更加明确的划分。
忠臣在得到权力之后为国鞠躬尽瘁，效率大大提升，但封建制度下，权力的下放并不能完全消除皇权与相权的争斗，皇帝对于两个权力的调节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皇权和相权的大小关乎着国家命运，张弛有度的管理方法才能让国家走得更加长远，所以，皇权和相权并没有真正的谁大谁好。
小结
宋代权力的分散代表着宋太祖的“共治天下”治国理念，而这一治国理念又影响了宋代未来的发展。
宋代相权的强弱并不能以一言以蔽之，还需结合宋代各个国君的执政能力和思想观念来整体上去看待，宋代相权的强势只是表面的，它并没有真正代替了国君的位置，而是与国君的统治相辅相成，使宋代有了更加长久的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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