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特务统治，分为三个系统，即戴笠掌握的“特务系”，康泽操纵的“别动系”和贺衷寒把持的“政学系”。这三个系统都直接听命于蒋介石，不受“复兴社”内部组织的节制。贺、戴、康三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在蒋介石面前争功邀宠，各显神通。
贺衷寒作为“政训”系统的特务头子，积极从事反共的政治特务活动，严密监视国民党军队及各军事学校的军官和学生，俨然就是蒋介石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作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复兴社四大台柱子之一，贺衷寒颇具野心，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他错判形势，咄咄逼人，以忠诚的名义上演了一出实为“逼宫”的大戏，将其阴狠毒辣展现的淋漓尽致。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黄埔系和复兴社的人员无不惶惶然，但贺衷寒却异常果敢。他先是授意邓文仪给驻汉中的王耀武51师、驻洛阳的董钊28师下达命令，令其迅速开赴咸阳、潼关，“应付变乱”。
而后，贺衷寒建议力行社以南京、武汉、上海、开封、北平为五个中心，“检讨在全国内能控制的区域范围”，据说是为了控制各地军阀乘水摸鱼。开封、北平“检讨区域”无可指责，可南京、上海、武汉一向在蒋介石的手中捏着，这时候搞“检讨区域”，几乎等于赤裸裸地打上了接收地盘的烙印。
这是间接逼宫，要蒋介石死在西安的节奏啊。
因为只有蒋介石死在了西安，才可能去搞“检讨区域”。
做完这些，贺衷寒还觉不够，此后他又发动黄埔系将领通电“讨逆”，拥护亲日派何应钦主持军事。为了博取何应钦的信任，他还将复兴社内部组织情况及社员名册，双手奉上。
宋美龄得知贺衷寒行动激进，非常愤怒。
但第一夫人的训斥，没能阻止贺衷寒进一步采取激进行动。
随后，贺衷寒收编了在南京的中央各军校毕业生，发动并组织了300人的“讨逆赴难团”。该团的口号是：“武装起来，开赴泛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
宋美龄闻讯，在孔祥熙的陪同下来到朝天宫找到贺衷寒等人，苦口婆心，反复说明不能军事打击的道理。
贺衷寒站在宋美龄一侧，脸色铁青，一言不发。
宋美龄前脚还没跨出去，贺衷寒紧接着又抛出一枚重磅炸弹——《敬告民众书》。
在《敬告民众书》的末尾，贺衷寒写了这么一句话：“深知领袖只知爱护党国之自由与生命，从未尝顾及其一己之自由和生命。”
很明显，贺衷寒这是以唱高调的方式给蒋介石下了一个死套：作为领袖，唯有一死才能保全英明；想活，你活不起啊。
以《敬告民众书》表明心志之后，1936年12月16日，贺衷寒又集合两千多黄埔学生、失业军人声势浩大地搞了一场“白衣誓师”集会，将那句能要蒋介石性命的口号“武装起来，开赴泛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的口号又高呼了一遍。
西安事变期间，贺衷寒的算盘打得很精：蒋介石万一被张杨放了，那他就有“勤王”之功；如果张杨沉不住气，把蒋介石处死了，自己早就有了准备，抢地盘也能占得先机。
然而，这是典型错判形势，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安全回到南京后，戴笠立即报告了贺衷寒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蒋介石听完报告，认为贺居心叵测，大骂：“我还没有死，就把我出卖了，浑蛋的家伙！”
从此，贺衷寒失去猜忌成性的蒋介石的欢心，变得一蹶不振。
1941年，贺衷寒闲居于重庆李子坝，整天无所事事。
有一次，他请曾任中国文化学会总会书记长的肖作霖吃腊狗腿。
肖作霖醉后大发牢骚，痛骂蒋介石昏暴。贺衷寒此时虽有几分醉意，却因此说出了平日里不敢讲的“真心话”。
贺衷寒说——
“你哪里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统驭术的绝顶高明吗?
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三个命根子。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他又让这三种力量互相依赖、相互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
这三个方面的每一个方面，又都各有三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泊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他们之间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算是昏吗？
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唯恐复兴社发展到一朝难以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是湖南人，这也是他难以放心的。他的运用和打算，都是有极高明的权术的。你还骂他昏，可见你还是年轻不大晓事，你自己才是有点昏。"
贺衷寒的这一番“真心话”被传出后，无论国民党高层还是坊间都认为，这是昔日近臣揭开蒋氏黑幕的机密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