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数据显示，流动老人数量为1778.4万，
在流动老人中，以照顾晚辈和家庭团聚与养老为目的而选择到子女工作所在城市生活的随迁老人占比近70%。由此推算，我国随迁老人的数量在1245万左右。
随迁老人的概念界定
随迁老人通常是指离开户籍地跟随子女到异乡生活的老年人。作为流动老人的一部分，随迁老人的迁移对自身、家庭、社会均有一定影响。
首先，处于与原居住地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关系网络中，老人自身面临适应新环境、新生活和再社会化的挑战；其次，对父母的身心健康、适应情况及生活安排，老人子女应给予关注。
最后，随迁老人的增多可能带来更多对医疗、健康生活等的需求，流入地的社区工作、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相关政策可能也需做出一定调整及应对。
从随迁老人带来的系列变化来看，关注随迁老人的健康状况尤为重要。随迁老人的健康状况不仅与他们自身的生活质量有关，而且关系到家庭幸福和社区、社会政策的发展。
随迁老人常被视为“孙保姆”，作为流动老人中特殊的一部分，在个体特征、社会支持和健康状况方面都可能有所不同。
因此，对随迁老人的健康状况进行专门研究或许能够得出一些与流动老人总体情况不同的结论。
然而，以往学术界更多关注的是流动老人的健康状况，对其中的随迁老人并未给予特别关注。
近年来才有针对部分地区随迁老人调查数据的分析，但仍然缺乏全国层面的分析。基于此，本文拟在全国层面探究随迁老人的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同时也讨论随迁老人与流动老人健康状况的差异性。
西方国家由于代际生活相对独立，较少产生随迁老人群体，相关研究较少。
目前学术界对随迁老人概念尚未有统一的定义，相近的概念有“老漂族”等。不同研究者对随迁老人定义的区别在于随迁老人的年龄、在流入地生活的时间、户籍地城乡之别等。
基于我国人口调查中常用的对流动人口和老人年龄的界定，在本文中，随迁老人是指跟随子女或其他亲人离开户籍地、与子女或其他亲人在流入地（跨越了地市级行政区划的改变）共同生活1个月以上且年龄在60岁以上的老人。
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测量指标
国外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研究开展得较早，Katz等在1963年提出用日常生活功能评估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状况，1983年又提出用预期寿命评估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Idler等的研究发现自评健康是死亡率的有效预测指标。这3个指标在关于老年人健康的许多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国内研究者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在老年人健康的测量上做了进一步探索和发展。
如郑晓瑛提出从人口预期寿命与健康预期寿命、生理与心理健康指标、日常生活功能和社会完好性四方面评价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其中日常生活功能包括日常自理功能和社会服务设施利用功能。
在这些健康状况评价指标中，自评健康在研究中的运用更为广泛，该指标在调查时使用方便，并能有效预测老人发病率、死亡率。
在一定时间内它还能综合地反映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医疗卫生状况以及个体生活条件、居住环境等情况，因此较多研究者选用自评健康作为老年人健康状况的评价指标。
而在生理健康方面，研究者则多就慢性病、住院经历、生活自理能力等对老人的健康状况进行考察。
总的来说，自评健康能更多地反映与健康有关的因素，而患病和住院的经历则能更客观地反映老人的生理健康状况。
因此，本文将老人的自评健康和生理健康相结合，对随迁老人的健康状况进行更综合的考察。
随迁老人健康状况的相关研究
对随迁老人的既有研究集中在社会适应、社区融入等方面，针对随迁老人健康状况的有关研究只有刘庆等对深圳市随迁老人健康状况的研究。
在生理健康状况上，刘庆等的研究发现，较多随迁老人患有慢性病，接近一半的随迁老人在生病时选择自我治疗或选择不处理。在心理健康状况上，刘庆等也发现，迁移之后的压力显著影响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状况。
池上新则发现深圳市随迁老人的生理健康状况较好，但心理健康状况有待进一步提升。虽然鲜有关于全国层面随迁老人健康状况的研究，
但由于随迁老人作为流动老人的一部分，与流动老人整个群体的社会背景具有很多相同点。
所以对流动老人健康状况的研究亦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从以往流动老人的自评健康结果看，流动老人的整体健康状况较好。
此外，郭静等在研究中将流动老人的自评健康结果与一般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结果相比较，发现流动老人的自评健康水平明显高于一般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水平。
在随迁老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上，刘庆等主要指出随迁老人的个体特征对其身心健康状况有显著影响；
池上新则发现文化适应对随迁老人的身心健康状况有重要影响，表现为态度文化适应影响心理健康状况。
行为文化适应影响生理健康状况。同时，流动老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方面的相关成果较丰富且可借鉴，主要可分为社会人口学特征、流动特征、社会经济结构特征以及健康生活四个层面。
在社会人口学特征层面，男性较女性的自评健康结果更积极，而且患慢性病的概率更低，老人的健康状况随年龄层次的提高而变差，受教育程度高的老人的自评健康结果更积极。
在流动特征层面，城城流动老人的自评健康结果比乡城流动老人的更积极，流动时间越长，老人的自评健康结果越消极。
在社会经济结构特征层面，有配偶支持的流动老人的自评健康结果更积极；经济来源为个人劳动收入的流动老人比主要经济来源为社会保障收入和家庭支持或其他的流动老人的自评健康结果更积极。
家庭收入水平越高的老人的自评健康结果越积极，患慢性病的概率越低。在健康生活层面，参与社区免费体检服务的流动老人的自评健康结果更积极，与未参保的流动老年人口相比。
参保的流动老年人口患慢性病的比例更高，参加体育锻炼、在流入地朋友较多的流动老人的自评健康结果更积极。
随迁老人作为流动老人群体的特殊部分，流动老人健康状况的研究结果虽然对随迁老人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借鉴价值，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基于各种人口数据，可以看出学界对流动老人的关注不少，但尚未有专门对全国随迁老人的实证研究，随迁老人到流入地生活的原因更多是照顾子女或晚辈。
他们的生活状态与其他流动老人有所不同，因此如何提升他们的健康状况仍待进一步探索，
在对流动老人的健康状况进行考察时，较多研究选取自评健康作为评价指标，对健康状况的测量较为单一。
鉴于此，本文拟以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为基础，描述中国随迁老人的自评健康、生理健康状况及群体差异，从个人基本特征、流动特征、社会经济结构特征和健康生活特征四个层面探究随迁老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
同时探讨其与流动老人健康状况的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尝试从个体、家庭和社会的角度讨论如何提高随迁老人的健康水平。
随着许多年轻人选择异地就业，随迁老人的数量也呈增长趋势，这些老人的迁移给自身、家庭、社会都带来了一定影响，
尤其是随迁老人的健康状况应受关注，但目前学界少有关于随迁老人健康状况的研究。
根据对全国随迁老人数据样本的分析，随迁老人的自评健康和生理健康状况整体较好，其中自评健康的比例为87.74%，患有慢性病的比例为25.65%，一年内曾住院的比例为9.77%。
分四个特征层面进一步探究随迁老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得出四点结论。第一，在个人基本特征层面，年龄越大，随迁老人自评健康和生理健康状况都越差，受教育程度越高对老人自评健康状况越有积极作用。
在流动特征层面，流动范围越广，随迁老人自评健康和生理健康状况越好，流动时间越长，随迁老人的自评健康和生理健康状况都越差。
在社会经济结构特征层面，拥有配偶的随迁老人自评健康状况更好，家庭月收入水平更高的老人自评健康状况更好，但患慢性病的可能性更高，有劳动收入或理财收入的老人自评健康和生理健康状况都更好。
在健康生活特征层面，交本地朋友对随迁老人自评健康和生理健康状况都有积极影响，参与锻炼对老人的自评健康状况有积极影响。
对家庭而言，子女可以与随迁老人多进行沟通和交流，鼓励老人交新朋友，逐渐形成适应本地的健康生活方式。
家人也可以鼓励老人在流入地适当参加社会活动（如参加老人活动的组织），使老人在流入地也能展现自身价值，获得老年阶段的成就感。
对社区和社会而言，社区工作人员可定期收集社区中随迁老人的信息，为随迁老人搭建能够与新的同辈群体认识和互动的平台，帮助老人建立新的社区支持网络，丰富老人所需的情感支持。
此外，医疗保险在异地能为老人提供服务的内容和条例存在局限，因此政府可以尝试出台相应面向随迁老人群体的规划/政策，努力保障随迁老人在流入地也能享有基本的甚至与户籍老人同等的福利，
更好地跟进随迁老人的健康服务，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随迁老人进行社会融合。
结语
由于随迁老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很多，所以仍有一些可能的因素未被考察到，如老人或家庭的作息习惯、文化适应情况等。
由于缺少比较对象，本文无法直接对不同老人群体的健康状况进行横向比较。最后，对随迁老人健康状况的测量缺乏心理健康维度的分析。未来的相关研究可进一步丰富随迁老人健康状况的测量指标，纳入更多可能的影响因素，并关注随迁老人与本地户籍老人群体在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上是否存在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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