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满清入主中原后推行的“剃发易服”政策，
不仅引发了满汉民族之间的激烈冲突，还严重阻碍了新生国家的重建进程。
那么问题来了，对于满汉民族而言，“发型”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内涵？已经全面接受程朱理学治国思想的清朝统治阶层，
为什么偏要跟老百姓的发型“过不去”？
面对残酷的“剃发令”，明朝遗民们又做出了什么样的抗争？我查阅了一些资料，跟大家简单聊聊。
1）“发型”的文化内涵
众所周知，17世纪初的满（洲）族，是一个兼具渔猎、游牧和农耕特色的“混合民族”（
一文概述：什么是“骑马民族的征服王朝”？
），崇尚武力；以农耕为主、深谙儒家文化的汉族，一直讲究崇文重礼，标榜诗书礼教。因此，
彼时的满汉二族，大到生活方式，小到“衣着发型”，都有着较大的差别。
实际上，
北方的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一直都有着“剃发”、“结辫”的风俗。
在《资治通鉴·魏记》中，作者将三国时期的鲜卑人的“发型”称为“索头”。
坦诚说，
“剃发”和“结辫”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具体而言，在骑射环节，“辫发”不会遮住眼睛，干扰视线；在野外作战或狩猎过程中，“结辫”还能起到枕头的作用。
长期居于东北的满洲诸部，“毫不例外”地延续并传承着“辫发”的习俗。
对于“满洲发型”，朝鲜使臣申忠一在《建州纪程图记（1544）》中如是写道，
“胡俗（满洲）皆剃发，只留脑后少许，上下二条，辫结以垂。”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发型”最终成为了满（洲）族人独有的生活符号。因此，即便在入主中原之后，他们也一直没有刻意改变自己的“发型”（
读书笔记：“聪明汗”皇太极的“汉化”之路
）。
与满洲不同，中原汉人一直讲究“全发绾结”。
在《礼记·曲礼》中，作者就要求
男子在二十岁时必须“束发加冠”
“将头发束于头顶，外加冠套住，中间横插一笄以固定”
表示自己正式成年。
2）迥异发型背后的文化差异
1）儒家文化体系下的“发型认知”
在儒家的文化体系中，
“头发”代表着“生命之根”，并兼具“生命”的内涵。
因此在《说文解字》中，作者许慎就将“发”解释为“根”。实际上，像“曹操割发代首”、“杨贵妃断发示死”等仪式化的行为背后，均有着“将头发视为生命”的意味。
古代中医认为，头发“为精血所聚”。
比如在《黄帝内经·素问》中，就有
“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
的说法。
因为人的“精血”源自父母。于是，“发”与“孝”又奇妙地联系在了一起，
所谓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
的观点，便是极为精准的阐释。
一言概之，
与“（生命）根”和“孝”均有渊源的头发，是汉族族群的身份符号和精神寄托。
因此，古代汉族人不仅精心呵护自己的头发，还将剃发、髡发、断发等行为，视作对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侮辱；对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披发”、“辫发”风俗，他们不仅极度鄙夷，还将之视为典型的“化外之征”。
2）满洲人的“发型认知”
与汉族一样，
“发”在满（州）族群体中，同样有着较为深刻的内涵。
比如在满族的创世神话《天宫大战》中，就有着“女性辫子神创世说”的观点。
另外，当时的满（州）族人们普遍认为，
人的头发与天穹最为接近，是人的灵魂所在”，发辫是“真魂的栖息之所”。
因此，战场上的幸存者们，
通常会将阵亡的八旗将士的发辫带回故里并隆重埋葬，
这便是所谓“捎小辫”风俗。
3）“剃发令”引发的血雨腥风
综合前面的描述看，
迥异的发型，已经成为了识别满汉民族属性的显性标志。
实际上，在更早的古代史料中，编撰者们就通常会以“发型”为切入点，进行族群识别。
比如《史记·西南夷传》中的
“西南夷….皆编发随畜迁徙”，
《谷梁传·哀公十三年》中的
“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
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1）“剃发令”的底层逻辑
明清易代后，清朝的统治阶层尽管在意识形态领域，选择将程朱理学作为治国思想。但在显性的风尚层面，
他们不仅大力推行“剃发令”，还将违抗者视同“逆命之寇”，
不惜以武力相威胁，“诛之而后快”。
对于清廷推行“剃发易服”的动机，学界普遍认为，
兼具政治和文化的双重目的。
基于政治层面看，
清廷将“发型”视为判别中原汉族百姓“顺逆”的标志，旨在从根本
上断绝他们的“狐疑观望之路”。
顺治元年（1644）五月，摄政王多尔衮就曾颁发谕旨：
“各处城堡著遣人持檄招抚….有虽称归顺而不剃发者，是有狐疑观望之意，….如过限不至，显属抗拒，定行问罪。”
基于文化层面看，
“剃发”的本质就是
“在精神上征服汉族”。
一直以“（女真）金国”继承者自居的清朝统治者们普遍认为，“汉化”是导致金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金国百年兴亡史：其兴也勃，其亡也速
）。因此，他们不仅竭力维护“国语骑射”的“固本”政策，还严格推行“剃发易服”政策，
旨在强迫汉族人“全方位倒向满洲”。
2）汉族各阶层的“反剃发”斗争
在古代中国，面对改朝换代的历史进程时，大多数居于城乡的“农、工、商”阶层的人众，都会基于生计的考虑，
“做出适应性的选择”。
更何况，
以“明朝继承者”自居的弘光政权，早已在江南各地人心尽失。
资料显示，在弘光政权续统的一年时间里，
大笔的财政收入，几乎从来没有用于救济灾民、兴修水利等利民的举措当中
。除了豢养只知祸国殃民的军队之外，相当一部分都耗费于皇帝、宫廷和官僚阶层，供他们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
因此，
在清军扫荡江南初期，并没有遇到太多大规模的武装抵抗。
在多铎率大军入南京城时，南京百姓们不仅在家门口摆设香案，还以黄纸书“大清国皇帝万万岁”，书“顺民”二字粘于门；“清兵所过（江南）州县从风而靡，长吏罕有殉城者”，各州县纷纷投降，即便是江阴、昆山、苏州等也不例外。
弘光帝被俘后，
愤怒的南京百姓们不仅沿街唾骂，一些人还向他投掷瓦砾。
对此，士人陆圻在《纤言》中如是写道：
“丙午，（弘光）帝乘无幔小轝入城，首蒙缁素帕，身衣蓝布袍，以油箑掩面，两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帝嘻笑自若，但问马士英奸臣何处尔。”
但令清朝统治阶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剃发令”一下，江南形势瞬间风云突变。
很多原本归顺的州县百姓们纷纷揭竿而起，杀掉清廷委派的官吏，起兵抗清。
嘉兴
为例，
“六月初九日，清兵至，知府钟鼎臣以城降，居民争粘‘顺民’二字于门。清委署官吏谓之‘南选’，“市肆安堵”。
但是，
“（同年）闰六月初六日，剃发令下，百姓哄至府署，镇将曰：‘徂剃发汝等妻子俱不保’，民怨沸腾，数日间聚众三万余”，
连清委任的地方官员也被众人“磔死球场”。
嘉兴城的起义，
遭遇到了清军的血腥镇压
。据史料记载，
“城中逃出者十二三，未及出者十之七八，幸免于难者仅三百余人”，“其余（未逃出者）尽行杀戮，血满沟渠，尸积里巷，烟焰弥天”。
3）“抗议剃发”的几个原因
为什么各地百姓对“剃发令”如此抗拒？
简而言之，主要有两大因素，
即“不忍受辱”和“不忍沦为夷狄”。
对于所有的汉族百姓而言，“剃发”就是对自己人格和信仰的双重侮辱；对于深受儒家传统浸润的士大夫阶层而言，“剃发”等同于“沦为夷狄”（
什么是“中国”：清朝皇帝眼里的“中国”
）。
因此，选择“留发不留头”，誓死抵抗“剃发令”的人众，一直不在少数。
对此，因为“南山案”最终“被诛于市”的戴名世就曾指出，“剃发令”颁布之后，
“江淮之间，一介之士，里巷之氓，以不肯效国装死者，头颅僵仆，相望于道，而不悔也。”
曾言“砍头事小，薙发事大”的学者杨廷枢，也因“反清事泄”，最终在顺治五年（1648）五月二日“为巴提督所手刃”。他在临刑前大呼“生为大明人”，即便在头断后依然，刑场周围依然留有“死为大明鬼”之声，可谓壮烈。
遗憾的是，在清廷的武力威逼之下，他们不得不接受“剃发”的命运。
4）知识分子们的“消极抵抗”
在国家局势日渐稳定后，“苟活于新朝”的知识分子们，
依然采取了不同类型的“消极抗争”举措，向“剃发令”示威。
对此，黄宗羲在《两异人传》中如是写道：
“自髡发令下，士之不忍受辱者，之死不悔。乃有谢绝世事，托迹深山穷谷者，又有活埋土室，不使闻于比屋者。”
具体而言，顾炎武选择“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余若水“冬夏一皂帽，虽至昵者不见科头”；周唯一“尽去其发而为发冢”，以“无发居士”的形象示人。
实际上，“尽去发”是很多士人抗拒“剃发”的常见方式。
比如
王夫之
一生始终“玄鬓高挽”，最终“完发以殁身”。在《放杜少陵文文山作七歌》中，他以佛教故事阿修罗王与天神战斗的精神自励，誓言
“不毁伤受之父母的身体发肤”。
洞庭翻波鼋鼍吼，倒驾天风独西走
回首人间镜影非，下自黄童上白叟
铁网罩空飞不得，修罗一丝蟠泥藕
呜呼七歌兮孤身孤，父母生我此发肤
但可以肯定的是，成功保全“故国发式”的知识分子少之又少，
大多数士人只能通过象征性和仪式化的行为，表达对“剃发令”的不满和抗拒。
其中，“画网巾”的故事最具代表性。
据清初李世熊《画网巾先生传》记载，顺治二年（1645）清廷平定东南后，严厉推行剃发令剃。拒绝剃发的“画网巾先生”与自己的两个仆人被捕后，清兵“脱去其网巾，逼其剃发”。于是，“画网巾先生”令二仆“画网巾于额上”，以示决绝。顺治七年（1650），主仆三人不屈而死。
除了“画网巾”之外，
几乎所有具备代表性的“古衣冠”，都被这些知识分子们视为抗拒“剃发令”的凭藉。
浙江士人陈确在《竹冠记》中，
专门记录了“自制竹冠”的全过程。
后来，黄宗羲在《陈乾初先生墓志铭》中专门记录了此事：
“（陈确）截竹，取书刀削之成冠，以变汉竹皮冠之制，其服也，不屑为唐以下，突兀遇之寒田古刹之下，不类今世人也。”
4）尾声
在清廷的武力胁迫下，“剃发令”最终被“彻底地执行了下去。
但是，传统的“汉风”发式、衣冠所自带的文化意象与民族情感，一直烙印于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内心深处。
因此，在太平天国“奉天讨胡檄”中，作者不仅直斥“剃发”让中国人都沦为了“禽兽”，还相继打出了“蓄发”和“复衣冠”的口号；对于满族的辫发风俗，近代革命家邹容极尽鄙夷，他直言，
“辫发乎，胡服乎....为我中国文物之冠裳乎？抑打牲游牧贼满人之恶衣服乎”
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辛亥革命内涵的沧桑演变
）。
值得庆幸的是，
伴随着社会和思想的进步，今天的我们，再也不用因为“发型”问题，吃这些毫无意义和价值的苦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