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6年6月开始的“文革”运动，其波及面之广，打击面 之宽，斗争方式之残酷，时间之长久，是历史上罕见的。“文革”初期，由于林彪、江青集团煽动、蛊惑而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像汹涌的浪潮席卷中国大地，一大批年轻、幼稚的红卫兵在奸贼的指使下，横行无忌地乱揪、乱斗、乱抄、乱抓。大批党外朋友被卷入了这场灾难的旋涡……
1966年8月29日夜间，北京大学经济系红卫兵大约30人闯入原人大常委、政协常委章士钊的住宅。他们手持“红宝书”向章老全家宣读毛主席语录，旋即，开始了一场所谓的“革命行动”。在查抄过程中，直至发现了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合影及写给章士钊的信札后，情势才稍稍缓和。
章士钊在这场惊吓之后，立即给毛泽东 写信，反映了红卫兵来抄家的粗暴情景，恳求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30日，毛泽东收到这封信。阅后在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毛泽东
八月三十日
当天，章士钊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送到了周恩来手中，他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人员，并对章士钊采取了3条保护措施：一，把抄走的东西送还章士钊；二，派警卫部队的两位同志到章士钊家，劝阻再来抄家的红卫兵；三，将章士钊秘密送到三○一医院给以保护。
同时，周恩来想到了与章士钊处境相同的大批党内外干部和统战朋友，对这些同志也需要立即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就在30日这天，周恩来亲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这份名单首先提到了13位高级民主人士，他们是：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星、张奚若和李宗仁。同时，也包括了国务院、人大常委会、政协等首脑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
围绕着对这批高级民主人士的保护工作，周恩来开始了一场特殊的战斗。
“文革”一开始，周恩来就密切关注着民主人士的安危，他凭着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有意识地做了一些工作。当时，正值 酷暑时节，张治中等几位老先生在北戴河避暑疗养，周恩来马上想到他们若回到北京，可能会碰上红卫兵抄家这种事。因此，他及时派中央统战部一位负责同志到北戴河去，向几位老人打招呼，让他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这实际是保护性工作的开端。
毛泽东批示下达后，周恩来就更有把握地办这些事了。他多 次找有关人员商量具体办法，根据被保护人的不同情况，对他们采取了多种形式的保护措施。
周恩来考虑到，这些人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性格倔强，不堪受辱，若在家中，万一照顾不到，发生意外，会给党带来很坏的影响。因此，他委托可靠的同志去做说服工作，动员这些人暂时离家避一避；同时，通知三O 一医院准备接收这批人住院，对他们加以保护。在医院里，他派部队的同志做警卫，安排医务人员照顾他们的生活。为了防止红卫兵追踪而来，他特别嘱咐要秘密护送。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到被保护人家中接人时，不告诉其家属到什么地方去，只允许一名秘书跟随照顾，并要求被保护人改用假名字。对张治中、程潜、章士钊、李宗仁都采取了这种保护办法；对郭沫若亦采取相同措施护送到外地，直至形势好转才将他们送回家中。
对思想不通或因其他原因不肯离家的人，周恩来改换方式加 以保护。他派解放军战士或公安人员身着便装，臂戴红袖章，到被 保护人家中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同时，与当地派出所和所在 机关的同志取得联系，请他们予以协助。对傅作义、邵力子、蔡廷锴、蒋光鼐、沙千里等都采取了这种保护措施。
此外，周恩来还着重抓了对宋庆龄的保护工作。建国以后，宋庆龄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每年只有九月回到北京参加国庆 活动，在北京住宅短住一个时期。
“文革”之初，林彪、江青一伙在上海兴风作浪，形势特别乱，周恩来认为宋庆龄在上海不安全，因此，非常恳切地劝她住到北京来。为确保宋庆龄的安全，周恩来指示杨德中主管宋宅的各项工作，由公安部、公安局、派出所三方面协同警卫。他还亲自找红卫兵谈话，做说服、教育工作，平息了上海、北京两地冲击宋宅的风波。
在周恩来关怀、保护下，这13位高级民主人士安全度过了红卫兵运动的高潮。
但是，在那动乱的岁月中，这些民主人士有谁能在家或医院 “静心养病”呢？社会上、家庭中、朋友里发生的一桩桩、一件件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和变化莫测的现象，使他们中的一些人终日缄 口不语，积郁成疾，怀着苦闷的心情离开了人世，有的人连一句遗言都未留下。
周恩来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挂在心上。因此，他的工作并没有停留在安全保护上，而是从各方面关怀他们。他不仅邀请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政治上给以信任；在他们病时积极组织力量治疗和抢救；在他们去世后妥善处理后事，并且对他们的遗属关怀备至。这就使党的温暖浸透了他们每一个家庭。其中最感人的是对傅作义先生及夫人的关怀。
1973年，傅作义病情严重，周恩来亲自劝他住进医院。为让他心情愉快地配合治疗，周恩来请他以个人名义邀请商震回国；安排 他会见美籍教授、专栏作家赵浩生等。通过这些，使他精神振奋起来，更加感到应该多做一些工作来报答党的关怀。
1974年初，傅作义病情恶化，周恩来指示卫生部组织医疗小组抢救。他常常在深夜找大夫去，询问傅的病情，商量医疗方案。在决定为傅作义做腹部开刀插管术时，他叮嘱医生一定要仔细，不要引起感染。
这一时期，正是周恩来处境最困难的时期。 一方面，江青、王洪文等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所指人人皆知；另一方面，他本人的病情日益加重，身体十分衰弱。但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他全然不顾自己。4月，傅作义病情转危，他闻讯立即赶到医院。在病床前，他拉着傅的手亲切地说：“傅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北平的 和平解放是有功的。”
在那是非颠倒的年月里，在即将辞世的老人的心灵中，有什么比得到这样公正的评价更为宝贵呢？
傅作义眼含泪花，点点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傅作义去世后，周恩来拖着病体主持了追悼会。会后，邓大姐代表周恩来看望了处于极度悲痛中的傅夫人——刘芸生。周恩来不仅安置了她的生活，解决了生活费和住房问题，并且在政治上关心她。
1974年9月，周恩来在病卧在床的情况下，亲自给中央写信，提请傅作义等4位起义将领的夫人 参加国庆招待会，在国内外很有影响。
在保护民主人士的过程中，周恩来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林、江集团疯狂迫害民主人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要通过整倒一批民主人士来获取打倒一批老干部的口实。张治中与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的牵连就是典型的一例。
“文革”初期，林彪、江青集团唆使红卫兵多次到张治中家查抄，逼他交代“历史问题”。在周恩来干预下，张治中受到了保护 。因为有毛泽东的批示，他们不好公开找“岔子”了，但其阴谋活动始终没有停止。
1967年初，全国开始了“揪叛徒”的妖风，其中有一例骇人听闻的冤案，就是“新疆叛徒集团案”。江青、康生硬说这批同志是勾结张治中，隐瞒历史回到延安潜伏下来为国民党做事 的。为了找到“证据”，他们继续在张治中身上做文章，抓不到本人，他们就追查张治中的秘书。
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在新疆与盛世 才建立了统战关系，陆续派了一批干部到新疆工作。但在1942年，盛世才投靠蒋介石，逮捕、关押了我党一大批在新疆工作的同志。1945年，国共两党达成《双十协定》，其中有 一条是释放政治犯。协定签订不久，张治中被蒋介石派往新疆解决三区的暴动问题。根据中央决定，周恩来在张治中离渝前夕，亲自到上清寺张公馆，请他依协定精神释放在新疆的这批同志。张治中欣然答应。到新疆后，在屈武协助下，这批同志不仅获释，而且在张治中派人护送下安全回到延安。为此，朱德曾写信给张治中表示感谢。
对林、江集团这种无视历史真相的做法，周恩来非常气愤，他挺身而出，指出新疆这批同志出狱是党中央提出，由他出面向张要求，由张的部下送回延安的。同时，他多次列举张治中三上延安的历史，说明张治中与我党团结合作的关系。
周恩来在林彪、江青集团兴风作浪的疯狂岁月中，能排除各种阻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且能在极度混乱中为民主人士排忧解难，是与他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也必须坚持统一战线这一原则分不开的。周恩来认为：我们与党外朋友既然过去一道共事，现在进行建设，就应该继续团结下去，社会主义建设搞成以后，将来一同进入共产主义。“文革”中，他坚持这一认识， 他在多次谈到要保护这些人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这种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周恩来提出保护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础。
周恩来认为，党外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联系或影响一定的阶 级、阶层和群众，通过同他们的合作，可以团结一大批人促进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因此，解放后，他多次讲过统一战线工作不但不能停下来，而且要有新的发展。
周恩来在“文革”中坚持了“统一战线还要继续搞下去”“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他所起的作用，正如胡耀邦所讲：使许多朋友理 解和原谅了我们的许多失误，增强了对我们党的同情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