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入钱钟书法眼的人并不多，而楼光来先生却是钱钟书最敬佩的人之一，楼光来年长钱钟书15岁，是清华建校伊始时第一届学生，毕业后赴哈佛大学留学，期间与陈寅恪、汤用彤、吴宓、张歆海、俞大维等人交往密切，其后曾长期执教于中央大学，由于其一生为人谦虚低调，疏于著书立说，由于没有著作存世，因此熟悉他的人并不多。
楼光来（1895—1960）字昌泰，浙江嵊县人，1895年9月24日出生于书香世家，其曾祖父、祖父都曾以教书为生，楼光来受家族影响，不仅天资聪慧，而且勤奋好学，在少年时期就考中了秀才，成为远近闻名遐迩的少年才俊。
楼光来于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成为这所留美预备学校第一届学生，当时“清华学堂”实行“四四”学制，即初等科与高等科各四年，如果从初等科学起，需要在校学习八年，而且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度，楼光来在这里接受了严格的现代教育，经过了七年多的学习之后，于1918年7月从“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
1918年8月24日，楼光来以留美官费生资格，从上海搭乘“南京号”邮轮赴美留学，与其同船赴美的还有徐志摩、李济、叶企孙、张歆海等一大批留学生，楼光来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其后又考入哈佛大学继续深造，期间深受新人文主义大师欧文·白碧德教授的赏识和影响，楼光来还在哈佛校园内仿法国著名文艺社团“七星社”，与陈寅恪、汤用彤、吴宓、张歆海、俞大维、顾泰来等人经常聚在一起恳谈，因此当时也被人称之为“七星聚会”。
楼光来于1922年6月从哈佛大学毕业并获文学硕士学位，于当年夏天回到祖国，应张伯苓之聘出任私立南开大学教授，当时南开汇聚了一大批海归精英人才，这其中就包括了凌冰、饶毓泰、姜立夫、何廉、梅光迪、蒋廷黻、汤用彤、李济等一些著名的理科与人文学者，致使私立南开大学的声望日渐盛隆。
楼光来在南开大学执教时间并不长，就因当时外交界缺乏翻译人才，而被北洋政府外交部聘用，并派往中国驻美公使馆任秘书，回国之后又历任外交部司长、交通部参事兼邮政司司长等职，成为北京政府一名高级官员。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长郭秉文依据美国现代大学模式，于1923年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意义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当时东南大学可与北京大学一争高下，以致在中国高等教育界素有“北大以文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之说。
国立东南大学成为当时中国最好的国立大学，郭秉文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出身，是一名懂高等教育的校长，他为东大延揽了一大批海归教授，这些人也大都是国内某一学科领域的奠基者或佼佼者，楼光来也是其中之一，他被聘为西洋文学系教授，楼光来宁肯舍弃政府高官，而甘愿当一名教授，这样的人生选择，在今天看来确实是有些不可思议。
从1925年春开始，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创办了国学研究院和大学部，清华由此开始了四年制大学本科教育，在吴宓教授的推荐之下，曹云祥向楼光来发出邀请，聘任其回母校出任西语系教授，但楼光来在清华园执教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
国民政府于1927年4月定都南京之后，蔡元培主张效法法国大学院与大学区制，对中国教育行政制度进行改革，并以国立东南大学为基础，合并了江苏、上海等地的9所高等院校，组建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教育帝国”——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由瑞士日内瓦大学化学博士张乃燕出任校长，该大学下辖9个二级学院，其中文学院院长由楼光来出任，由此可见楼光来在中国高等教育界的地位和声望。
1936年底，楼光来应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之邀，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但时间仅有半年余，就因“七七事变”而中断仕途回到南京，并随国立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出任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他同情学生运动，也经常资助贫困学生，因而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1941年11月，楼光来复任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1943年又被国民政府教育部遴选为第二批“部聘教授”，当选者仅有15人，也就是说在全国范围内，每个学科领域只有1名教授当选，楼光来至1944年9月卸任文学院院长。
1946年11月，中央大学从重庆迁回南京复校，楼光来又一次出任文学院院长，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出任文学院院长，可见楼光来的学识深厚和人格魅力，楼光来在南京执教期间，还经常受邀去金陵大学授课。
楼光来于1947年还兼任全国总商会秘书长，当年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二〇”学生运动，5000多名学生高呼“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口号上街游行，楼光来与胡小石、郑集等教授与学生站在一起，并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
1948年底，国共争夺已经日见分晓，楼光来多次婉拒去台湾的邀请，当时国民政府曾制定了一个“国立院校应变计划”，其中企图将中央大学南迁广州或厦门或台湾，遭到教授们的强烈反对，1949年1月21日由校务会议做出不迁校决议，月底教授会又选出楼光来等11人组成“中大校务维持会”，以维持学校正常教学事务。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国立中央大学被南京市军管会接管，当年8月8日被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10月10日被去掉“国立”二字，直接称谓南京大学，并一直沿用至今，楼光来也继续留在南京大学执教，他并没有选择远遁海外或去台湾。
楼光来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界泰斗，他曾与梅光迪、吴宓、梁实秋、闻一多、张歆海、徐志摩、陈衡哲等人并称“西洋文学八大家”，尤其是在对莎士比亚作品研究方面，堪称是东方的权威，受到中国乃至世界学界的普遍尊崇。
楼光来为人谦虚低调，因此年轻时并没有留下著作，及至步入老年之时，又由于健康和时代原因，未能将自己一生的学识，以著作形式留存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也是中国学界的重大损失，以致现代人很少有人知道和了解楼光来在中国学界的历史地位。
楼光来不但中文造诣极深，而且英文造诣也同样精妙，有这样一个事例可以说明：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38年与印度外交部签订了《中印边境协定》，印度外交部草拟的英文文本，经过中方多位专家审查都通过了，最后交由楼光来审定，楼光来在其中发现了两个重要词语大有问题，如果不予纠正，中国将因此丧失大片领土，外交部就此向印方提出严正交涉，印方为此大吃一惊，原以为中方无人能够识破其领土扩张的企图，最后只得同意楼光来提出的修订意见，楼光来此举可谓为保全国家领土立下了历史性功勋。
在中华民国时期，楼光来就是教育部“大学丛书编纂委员会”委员，经常为教育部审定大学英语教材，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楼光来、钱钟书等中国外语界翘楚，都曾应邀参加《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只是楼光来因为身体健康原因而没有履职，这也足以说明楼光来英文造诣之高。
钱钟书是一个才华横溢、狂狷不羁之人，受其仰慕的人并不多，但他对前辈楼光来的学识和人品却是十分仰慕并赞赏有加，他曾在清华大学外文系讲课时说：“楼光来先生的人品和学问使我衷心钦佩。”钱钟书于1935年参加英国庚子赔款考试并以官费生出国留学，楼光来就是当年的出题人之一。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楼光来尽管只有50多岁，却是身体罹患多病，1954年还曾因肺病大出血，在南京第一医院长期治疗和疗养，1956年全国高校教授中评定等级时，楼光来仅被评为二级教授，这确实有失公允，楼光来是在病痛和寂寞之中，于1960年2月9日离开人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