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而当年参与了上海建党，出席了一大会议的一共13人，到最后却有4人牺牲，3人脱党，2人汉奸，1人早事，1人叛徒，只有两个人坚持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登上了天安门。
这两个人，一个是毛主席，另一个便是董必武。
从上海同盟建党开始，到长征同甘共苦、抗战同仇敌忾，再到建国同心同德，毛主席对董必武这位立党、建军、治国的元勋满怀信任。
1950年，毛主席在莫斯科对苏联进行第一次访问期间，给北京去了一份电报，邀请周恩来总理也动身来莫斯科共商中苏合作相关事宜。
不过此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举，万事待兴，一国总理的工作格外忙碌、繁重，要处理的事情很多。那么，周恩来一旦离开，由谁来当这个总理，处理国事呢？
毛主席将目光一早锁定了董必武，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除了邀请他前往莫斯科，同时提议：
“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5天内准备完毕……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对外不要发表，待周到莫斯科后再发表。”
这样的一封电文，可以说是凝集了毛主席对董必武的厚爱和信任。
1950年1月10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周恩来坐火车离开了北京，赶赴莫斯科，董必武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位代总理。
代行总理职务期间，董必武白天晚上连轴转，每天要工作18个小时以上，主持了多项政务工作，包括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稳定物价，制定《婚姻法》，严禁烟毒及其他毒品等等，与此同时还要与在苏联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保持联系，及时通报国内重大政务情况
如此这般，一直到1950年3月初，毛主席和周恩来一行从苏联回到北京，董必武为期两个月的代总理职务终于结束，他不负毛主席和周恩来的重托，圆满完成了政务院各项工作。
而就在这次提议董必武担任代总理之后，1972年，正值一场特殊事件过后，毛主席心力交瘁，周恩来总理又病重之际，毛主席又毅然请董必武出任国家代理主席，治理国政，支撑危局。由此足见毛主席对董必武的信赖。
董必武或许他不是新中国成立时最耀眼的那个，但他一定是资历最深、贡献最多的那个。
除了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还是统一战线的开拓者，是公认的“中共谍王”，我党历史上4位顶级红色特工熊向辉、沈安娜、郭汝辉、韩练成，都是由他一手培养和领导的。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的那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宣布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董必武就站在毛主席身侧。
新中国成立后，继代总理之后，董必武又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新中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个在新中国法治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的理念，就是由董必武提出的。
除此之外，董必武还曾代表我党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首次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公开亮相。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在北京病逝。联合国秘书长专门发来唁电，称他为“联合国宪章”的创建者之一。
而毛主席在得知与他并肩战斗将近60载的董必武向他而去后，更悲恸得断饮断食，一整天都在放张元干《贺新郎》的录音，感叹“人情易老”，心情“悲难诉”，并将原词中的“更南浦、送君去”改为“君且去，休回顾”，以此表达了对老战友的深切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