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有一种声音，认为安史之乱是民族纷争，是由于唐朝开明的民族政策导致的。这是一种谬论，实际上安史之乱和民族问题毫无关系。
安史之乱的最直接原因就是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是上层统治阶级挑起的动乱。除此以外，那些“教科书式”的所谓“经济矛盾”、“民族矛盾”、“政治矛盾”实在都是解读过度，是极为牵强的解释。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它在发展的过程中肯定都会涌现出各种相互冲突的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只有发展到某种阶段的时候才会集中爆发。
就像一个人经年累月的熬夜工作，当身体的负荷达到极限时，各种隐疾就会集中爆发，从而出现猝死的现象。但“安史之乱”显然并不是一场猝死的表现，它既不是像明朝末期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又加上自然气候的恶劣，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于是站出来推翻统治。也不是因为胡人和汉人之间的民族矛盾导致的，而所谓政治上的矛盾也只能理解为上层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但它还远没有发展成为党派之争。
“安史之乱”虽然是安禄山这个胡人挑起的，但并不能够认为是由于唐朝包容的民族政策所导致，它仅仅只是安禄山的政治野心的表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安史之乱爆发后，确实暴露出了中央朝廷的种种弊病，但这些其实都只不过是由于动乱导致矛盾更加恶化的体现，而不是矛盾本身造成的。
为什么说安史之乱和民族问题毫无关系呢？
两个问题：
①安禄山是因为民族矛盾才挑起战争的吗？
②安史之乱中胡人和汉人出现了民族对抗吗？
解释清楚这两个问题，就能看出安史之乱究竟是不是民族对抗了。
①安禄山是因为民族问题才挑起战争的吗？
安禄山虽然是一个胡人，但是却深得唐玄宗的器重，他极为擅长拉拢朝廷官员，让大臣们都替他说好话，由于宰相往往都是边将节度使出身，所谓“出则为将，入则为相”，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相权，提拔了大量的胡人，“文臣为将，怯于战阵，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骁勇善战，而寒族在朝中没有党援《旧唐书·李林甫传》”，又一味在唐玄宗面前推崇安禄山。这些都让唐玄宗对这个胡人大胖子充满了好感。
唐玄宗不仅同意让安禄山拜杨贵妃为干妈，还让他和杨氏一族结为兄妹关系，从唐玄宗对待安禄山以及安禄山自己的表现来看，他实在没有理由以民族矛盾挑起战争。
裴宽受代，及李林甫顺旨，并言其 美。数公皆信臣，玄宗意益坚不摇矣。后请为贵妃养兒……遂命杨銛已下并约为 兄弟姊妹——《旧唐书·安禄山传》
不管是唐玄宗的器重以及李林甫对胡人重用，都让安禄山没有办法以民族问题为理由。他的大儿子安庆宗还迎娶了皇族宗室荣义郡主为妻，从地位上来说又多了一分外戚身份。总之只要了解一下安史之乱的过程已经安禄山的经历，就会发现这是一场完全和民族矛盾无关的战争。
真正让安禄山发动叛乱的原因只有两个：
◆◆◆◆授予过多官职
唐玄宗十分器重安禄山，光他一个人就兼有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手下掌握着高达15~20万的优质兵力。除了说是唐玄宗由于过度宠信安禄山而授予他过多的官职以外，唐朝的节度使制度也给予了安禄山反叛的资本。
《新唐书 志第四十兵》中形容节度使的权力之大说：“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可以说是集地方军政大权于一身，这是制度上给安禄山带来的便捷。但制度本身是死的，其在于看人如何运用它，节度使权力过大并非不可调整，其问题的根源在于唐玄宗对安禄山无以复加的宠信助长了安禄山的骄纵反叛之心。
兼三道节度，进奏无不允——《旧唐书·安禄山传》
应该说错误的制度，“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边，中国无武备矣《资治通鉴》”，错误的用人，最终让安禄山滋生了不轨之心，而不是由于他自己的胡人身份，感到自己在朝廷中格格不入，或者朝廷对胡人多有歧视才导致的，从唐玄宗对他的器重来看，根本不存在民族矛盾一说。
◆◆◆◆与杨国忠之间的矛盾
安禄山有了反叛的资本和底气，但是没有反叛的借口。恰好杨国忠给他提供了措词，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接替了他的宰相位置。可谓这位皇亲国戚却远没有李林甫那样的手段可以压制安禄山，后者怕李林甫，但却不怕杨国忠。
林甫接 以温言，中书引坐，以己披袍覆之，禄山欣荷，无所隐，呼为十郎。骆谷奏事， 先问：“十郎何言？”有好言则喜跃，若但言“大夫须好检校”，则反手据床曰： “阿与，我死也！”李龟年尝敩其说，玄宗以为笑乐——《资治通鉴》
早年的安禄山十分惧怕李林甫，但是随着李林甫去世后。安禄山在朝廷中则没有了忌惮，唐玄宗对他的器重反而助长了他的叛逆，杨国忠无法节制安禄山，于是经常在唐玄宗面前说安禄山将要造反，又奏请唐玄宗把安禄山兼任的三个节度使职位收回，改由他人担任，以便打击安禄山。
但是由于唐玄宗对安禄山简直已经达到深信不疑的地步，所以并未听取杨国忠的意见，反而只是竭力维持两人之间的和平。
乃建言：“请以禄山为平章事，追入辅政，以贾循为使，节度范阳，吕知诲节度平卢，杨光翙节度河东。”已草诏，帝使谒者辅璆 琳觇禄山，未还，帝致诏坐侧。而璆琳纳金，固言不反。帝谓国忠曰：“禄山无二心，前诏焚之矣。”——《新唐书·杨国忠传》
杨国忠见没有办法，只好不断在唐玄宗面前诋毁安禄山，说他早晚要造反。还让唐玄宗把安禄山招到长安来一试忠心，但据说安禄山事先得到杨贵妃通风报信，因此演戏骗过了唐玄宗，以至于唐玄宗对安禄山更加深信不疑了。
十二载，玄宗使中官辅璆琳觇之，得其贿赂，盛言其忠。 国忠又云“召必不至”，洎召之而至。十三载正月，谒于华清宫，因涕泣言：“臣 蕃人，不识字，陛下擢臣不次，被杨国忠欲得杀臣。”玄宗益亲厚之，遂以为左仆 射，却回……人言反者，玄宗必大怒，缚送与之——《旧唐书·安禄山传》
总之，由于杨国忠不断在唐玄宗面前诋毁安禄山，这加深了安禄山的恐惧。也坚定了安禄山的谋反之心，这是由于上层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导致的，也就是这一年从长安回来后的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的名义起兵造反。这其中既有制度的原因，但更多还是由于人的原因。
②安史之乱中胡人和汉人出现了民族对抗吗？
安史之乱肯定没有出现所谓的民族对抗问题，它也压根不是一场由于民族矛盾导致的战争，并没有出现像五胡十六国时代那样尖锐的民族矛盾，胡人和汉人之间相互屠戮残杀或者相互排斥。安史之乱中也从来没有打出来消灭异族的旗号，安禄山也不是为了反抗汉人的统治才造反的。
但值得肯定的是安史之乱中双方的阵营里都会出现汉人或番兵，这反倒和唐朝的极为宽松和包容的民族政策有关。其实我们应该反过来说，安史叛军和唐军中都有汉人和番兵，恰恰是这个开放的民族政策体现出来的结果。
这一点是历史定论，安史之乱爆发后，安禄山的部队中既有汉人、也有突厥、契丹、奚、回纥等少数民族，其将领构成既有汉人武将文臣，也有其它少数民族，如当时安禄山的核心将领高邈、何千年、许叔冀、吉温、张万顷、孙孝哲、曹将军、徐归道、独孤问俗、张休、张通晤这些人中主体民族都是汉族。
但安禄山的军队民族成分复杂是事实，如《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说：
自燕州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诸蕃降胡散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
（安）庆绪献奚、契丹及同罗、阿布思等。阿布思者，九姓首领也……后为回鹘所破，禄山诱其部落降之。自是禄山精兵无敌于天下——《安禄山事迹》
可见安禄山的军队中民族成分如此复杂是他在边镇地区苦心经营多年，收编了不少民族军队的结果，其中既有朝廷的军队，也有他征服各个部落吸收的少数民族军队。可以说是“胡汉并用”，而带兵打仗的将领也主要是汉族。
遣其将田承嗣将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将兵三千人徇陈，许敬江将二千人徇兖、郓，薛鄂将五千人徇曹州——《资治通鉴》
这些将领也都是汉人，另外像突厥人阿史那玉背叛史朝义之后，史朝义劝说他回来被拒绝，为此惹怒史朝义，杀死了大量的胡人。
五日，玉败走武清，朝义使人招之，至东都，凡胡面者，无长少悉诛——《新唐书·逆臣》
由此可见安禄山史思明纠结了大量的少数民族，但本身就不是以民族矛盾为理由挑起的战争，其内部本身也充满了种种矛盾。而在唐朝军队中，也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参与了平叛，如仆固怀恩领导的回纥部队为消灭叛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在唐军将领中也不乏有高仙芝（高句丽人）、哥舒翰（突骑施族）、仆固怀恩（铁勒仆固部人）、李光弼（契丹）等等以及其它少数民族将领，以及后期加入唐军的大量番兵。应该说，当时不管是安史叛军，还是唐军中都存在着汉人和番兵，这是由于他们效忠的对象不同造成的。
尽管安史之乱中的民族成分构成十分的复杂，但是却并没有形成像五胡十六国时代那样尖锐的民族矛盾，胡人和汉人之间相互排斥和残杀，这在安史之乱中是看不到的。双方之间不过是各为其主而已，所以这既和唐朝的民族政策毫无关系，安史之乱也不是所谓的外族针对汉族发动的战争。也和唐朝开放的民族政策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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