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哲按:
大家好，我是爱哲，今天作为《无虑人声》的主持人，我们有幸邀请到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徐兵医生，为我们讲述出生在医生世家的他，如何在行医路上遇到各种导师和机遇，一步步地发掘出自己的兴趣和抱负，把个人成长和治愈病患变成互相成就的上升螺旋。
我叫徐兵，今年 58 岁，离退休还有两年，我从事血液病的诊断、治疗和研究工作已经超过 40 年了。小时候，我在部队医院长大，父母都是医生，所以我对医院有着很深的感情。医生这个职业一直让我心生敬畏。一方面，医生能够救死扶伤，这让我觉得医生是非常重要的职业；另一方面，穿上白大褂的样子也很帅，所以我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军医。
1983 年，我考上了第一军医大学。那时全国有四所军医大学，而第一军医大学就位于广州。我的成绩算得上不错，除了我对医学的兴趣让我学习比较用心，我的记忆力也比较好，而学医需要记忆大量的知识。
到了大五，我们开始实习。那时，我的领导问我想去哪实习，我回答说：「广州待了这么久，想换个地方。」领导安排我去了 301 医院，大家都知道301医院是我们部队系统内最顶尖的医院，也是全国最好的医院之一。它是唯一一个四所军医大学都会派学生去实习的地方，对我来说，这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
第一次去 301 医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里的大主任查房，真的是浩浩荡荡，一群人跟着主治医师走进病房。我们接触了很多国内最顶尖、在中国医学界数一数二的大咖专家，记得那时，病历写得不好，真的是会被从窗口扔下去的，你要下面去捡的。因此，那段时间，我不仅学到了很多先进的医学知识，更看到了中国医学最前沿的技术。
在 301 医院实习期间，我有幸接触到了血液科。当时，我的带教老师是朱军教授，大家都知道他，北大肿瘤医院的党委书记。我们俩的组合很特别，他个子不高，而我身高在北京算是高的，我们俩一个高一个矮，在病房里倒成了道风景线。朱教授对我要求非常严格，这让我对血液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回到广州后，我的领导依然很照顾我，问我想去哪工作。我原本打算回家去 180 医院，但他鼓励我留在学校继续发展。我想继续从事临床工作，但学校建议我做教学工作。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当老师，我的目标就是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而不是做基础研究。因此，我还是选择了留在血液科。
我的导师周淑芸教授是上海圣约翰学校毕业的，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读书，是一位非常有声望的专家。她身材瘦小，个子也不高，但她的学识和医术让我非常佩服。刚进入血液科时，我就接到了一个挑战性的病例——一个来自湖南的血友病患者。患者的伤口一直无法止血，伤口深达 20 厘米，且里面已经溃烂。由于当时血友病还没有八因子，只能依靠输新鲜血浆来进行治疗。
周主任告诉我，这个病例非常复杂，需要我想办法去解决。我开始每天换药，把所有的油纱条一层层填到伤口最深处，慢慢止血，帮助伤口愈合。这项工作很艰难，伤口每天都有脓水，臭气熏天，但我每天都坚持做，每次换药时，都小心翼翼地把伤口的一点点脓液清理干净，等着伤口慢慢愈合。这个过程持续了近两个月，伤口逐渐愈合。患者很感激我，周主任也对我越来越认可，也是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做医生的不易，让我更加坚定了继续做一名医生的决心。
一年后，我转到内科进行轮转，回来后，我被任命为住院总。当时，我是我们医院最年轻的住院总。这段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要继续在医学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的决心。
住院总就是住院总医师，担当这个职责，基本上就是 24 小时在病区待命。工作辛苦，责任重大，任务繁重。
我记得 96 年，硕士刚毕业那年，老太太把整个病房交给我管理。从那时起，我开始失眠，睡不着觉，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之中。并不是因为害怕出事，而是责任感太重了——那个病房里有六七十个病人，而我下面的医生大多数是进修医生，经验不足、能力有限，很多时候都要依赖我一个人来处理。所以，晚上经常醒来，我会从第一个病人开始，逐一过一遍所有病人的情况，确保没有遗漏。
白天的工作非常繁忙，体力和精力都消耗得很厉害，总觉得自己会在某些细节上疏忽。这时，我会赶紧打电话给值班护士，不能打扰其他医生，但护士是不会睡觉的，我就会向她询问病人的最新情况，确保自己没有遗漏任何细节。就这样，我开始依赖安眠药，每天都要吃， 30 岁那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习惯了。
虽然工作辛苦，强度大，但徐兵医生的临床经验也迅速得到积累。同时徐医生的科研也没落下，那几年，他基本上把中华开头的医学期刊投了一个遍，前后有二三十篇论文发表。他工作的第一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后来改名为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因为临床和学术兼优，徐医生先后陆续升为南方医院最年轻的副高和正高。后来徐医生读了博士，他希望自己多做些课题，了解国外的科研是怎么做的。
后来，我联系了在英国的师兄，决定去那做课题。课题的工作非常忙碌，早上 8 点到晚上 8 点，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刚开始师兄给了我教授的身份，但我还是尽量省钱。教授餐厅的午餐 9 英镑，当时汇率高得离谱，我吃了一顿之后，再也不敢去吃了。
为了省钱，我通常带着自做的便餐——两片面包中夹一块煎鸡蛋，早上煎一个鸡蛋吃掉一个，另一个夹在面包里，中午用实验室的水喝点水，快速吃掉面包和苹果，10 分钟吃完后继续工作。就这样，我吃了整整一年的苦，最终凭借努力我完成了课题并成功发表了第一篇 SCI 文章。那时，我开始接触到国外的科研方法，也意识到自己在科研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回国后，我逐步走上了正轨，带起了自己的团队。2009 年我回到国内，2010 年就成功拿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从此，临床、科研和教学三方面逐渐稳定发展，逐步迎来新机遇。
2015 年，父亲的健康状况开始下降，母亲年纪也大了。那时，我的孩子已经上大学，我觉得应该尽一些孝道。作为闽南人，孝道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于是我决定回到厦门。第二个原因是我知道闽南地区医疗资源的匮乏，很多病人需要外流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看病，造成了极大的经济负担。我想为家乡的百姓做点什么，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第三个原因是我一直很敬佩我的导师周淑芸教授，她将南方医院的课题带到了国内顶尖水平，我也想尝试复制她的成功。
回到厦门后，面临的压力比我想象中还大，刚开始我看到的病床甚至比病人还多。我在广州工作时，病人每天都在等着出院，病房总是满的，医生和病人都忙得不可开交。我每天查房时，主治医生会告诉我：「徐教授，今天有几个重病人必须收进来，剩下的病人得赶紧出院。」如果病人不愿走，我就亲自出面劝说他们。而回到厦门后，我却要眼巴巴地等病人来，病人少得可怜，医院的情况和广州完全不同。
有一位病人让我印象深刻。她是一位老太太，长时间发烧，去过很多医院，包括上海的大医院，但一直查不出什么病。她的病情持续了几个月，最终我们为她做了皮肤和肌肉活检，诊断为血管内大壁细胞淋巴瘤。这个类型的淋巴瘤非常难诊断，但我们最终还是成功找到了病因。诊断出来后，她就被从其他科室转到了我们科。当晚，她出现了嗜血细胞综合征，伴随高烧和细胞因子风暴，这种情况死亡率很高，接着她还出现了癫痫大发作，病情变得更加复杂。
面对这样的病情，我和她的家属进行了沟通，告诉他们要相信我。第二天，在病情非常危急的情况下，我们决定为她进行化疗。虽然病人的情况极为严重，但我们评估认为化疗是唯一能挽救她的办法。幸运的是，化疗后，她的体温逐渐恢复正常，病情也有所好转。故事并未就此结束。两周后，病人的脑部出现了累积症状，尽管我们按标准剂量使用药物，但她因为基因突变无法代谢这些药物，导致中毒。药物中毒伤害了她的黏膜，嘴巴、胃肠道全都溃烂，肾功能也出现问题。
我知道，这个病人必须抢救成功。我决定亲自盯着她的治疗，确保她得到最好的护理。我们进行了透析、血浆置换等治疗，直到药物浓度降到正常水平。整个过程持续了近两周，最终病人的情况得到了控制。
一直到现在，老太太的身体恢复得都很好。
除了治好疑难病人，徐医生也去当地的厦门电视台做名医大讲堂，给患者讲解白血病、淋巴瘤和骨髓瘤的知识，他的讲解非常受欢迎，成为这档节目开播来收视率数一数二的几期。慢慢地，徐医生的口碑在厦门打响，一传十十传百，甚至开始有病人从别的省份打着飞的来看病。
有一例特别的病例，让我印象深刻。那是疫情期间，来自内蒙古的一位 30 岁左右的怀孕患者，她已经去过北京的一些顶级医院求诊，当时被诊断为滤泡淋巴瘤。问题在于，她的白细胞很高，骨髓也有累积病变，这时治疗和怀孕的选择变得非常复杂。面对这样两难的局面，最关键的问题是：她该如何决定自己的未来和孩子的未来？
当时，我并没有急于做出决定，而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她的处境。我认为，滤泡淋巴瘤的治疗不至于立刻威胁到她的生命，可以继续观察；但如果她选择现在就开始治疗，卵巢功能可能会受到影响，未来再怀孕的机会可能会更小。所以，我建议她先把孩子生下来。我跟她说：「你已经怀孕了，这是一个生命，你可以选择把孩子生下来，之后我们再开始治疗。我们会全程在线上为你提供指导。」因为当时疫情的原因，她不能亲自来医院，所以我们通过线上进行沟通，关注她的检查结果。
几个月后，她顺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孩子生下来后，她便专程从内蒙古飞到厦门接受治疗。每次飞来飞去的治疗费用不小，机票也很贵，但她坚定地选择了继续治疗，效果也非常好。她很高兴，治疗后，病情得到了良好的控制。
作为医生，我经常强调，我们治的是病人，而不仅仅是治病。每个病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的需求、生命经历、情感和生活环境都各不相同。我们不仅要考虑疾病本身，还要综合考虑病人的生物学特征、生活质量和人文因素，才能为病人制定最适合他们的治疗方案。这是一个综合的思考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为病人提供最好的治疗，最适合他们的治疗，而非「最好的」治疗 。
现在，我们每周都有很多线上咨询，尤其是滤泡淋巴瘤的病人，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也有许多远道而来的患者。滤泡淋巴瘤是一个惰性较强的疾病，患者可以活得很长时间。所以我的治疗理念是：用最低的代价，获得最长的生存时间和最好的生活质量。我不仅关心病人的生存时间，更关注他们的生活质量。通过这种综合的治疗理念，我能更好地帮助患者，让他们在治疗过程中保持更好的生活状态和情感状态。
有了医院团队间的配合，才能更好地给为病人 开展治疗，病人配合医生、「遵医嘱」往往也决定了治疗的成败。不过，并不是每位病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在血液科，徐兵医生经常会接收到淋巴瘤的病人。而淋巴瘤里最常见就是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全国有很多医院都在开展这方面的治疗，但是排名第二多见的滤泡型淋巴瘤研究者相对比较少。针对滤泡型淋巴瘤国内普遍存在误诊率高、治疗过度或不足等问题，徐兵牵头成立「中国滤泡性淋巴瘤工作组」，开展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真实世界研究和转 化研究，还牵头制定了《中国滤泡性淋巴瘤诊断与治疗指南（ 2023 版）》 。 如今，徐医生所在的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被业界和病友誉为国内滤泡性淋巴瘤治疗领域的「天花板」。徐医生每次看到被自己治好的病人，都会成就感满满。
厦门这个地方不大，我的生活中经常能遇到一些病人。其实，我住的小区里就有一位病人，他住在楼下。我们偶尔见面，常常聊一聊。这个病人也挺有意思的，他罹患的是中枢神经淋巴瘤，曾经在北京的天坛医院治疗过。治疗后，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后来到了 60 多岁，他病情复发转到我们这边治疗，已经有两年多了，效果也不错。每天，他都会带着孙子在楼下玩，偶尔碰到我，总会跟我打招呼，聊两句。每次，他的妻子都会说：「徐主任，多亏了你，我们老李现在这么好。」听到这些话，我心里特别温暖。整栋楼的邻居都知道我是这个病人的主治医生，他们亲切地称我为「守护神」。有时候，邻居们对我特别客气，我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其实，像这样的病人，我们治好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人都说当医生非常忙碌、累人，确实，工作的压力也不小。但我从小就喜欢这份工作，做医生对我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尽管日常工作非常繁忙，但因为我热爱这份事业，忙碌和辛苦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哪怕再累，也不觉得辛苦。
治病救人，是一个医生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但没有医生是万能的，不是每个收治的病人徐医生都能治好，但那些不能挽回的病人恰恰是最能鞭策徐医生不断精进自己医术的动力。
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我记得有一位中学老师，得了淋巴瘤，那时候还是 90 年代。老师知道我在广州，于是来找我看病。后来病情复发，需要接受大剂量的化疗。由于年纪大了，他已经 70 多岁了，化疗的负担非常重，我们只能给他使用减剂量的二线治疗方案，但并发症相当严重。最后，他决定放弃治疗，觉得太累、太辛苦，而且治疗的费用也不小。你知道，老师退休后的收入有限，费用负担很大，最终他选择回家不再治疗。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这件事让我很难过，也让我深刻体会到治疗的无力感。
另外一件事也是发生在 90 年代，印象也非常深刻。那时，我大学同学的儿子得了白血病。我们是老乡，一起考进大学。因为当时是独生子女，他儿子的病情让全家都陷入了巨大的困境。我同学把儿子带到广州，肯定是我亲自接手治疗了。经过一段时间治疗，效果也很好，孩子病情有所缓解，回家了。但由于没有及时复诊，病情又复发了。我们制订了更为积极的治疗方案，但还是没有办法挽回，最终孩子去世了。这个孩子当时已经 16 岁了，治疗并没有成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和遗憾。
这两个病例对我影响很深。一个是我自己敬重的老师，另一个是大学同学的儿子。那时候，很多治疗手段都还不够先进，缺少像今天这样的靶向药物和免疫治疗。尤其是那个孩子，16 岁正是人生的花样年华，如果能有今天的治疗手段，我相信他能活得更好。
作为医生，总会遇到一些无法挽回的遗憾。但正是这些遗憾，让我们更加坚定要不断提升自己，追求更好的治疗方法。学医的道路很辛苦，我们一生都在学习和进步，不断地钻研、提高。
回顾我的职业生涯，我感到非常幸运。首先，我从事的是我喜欢的专业，这份工作让我充满了幸福感和成就感。其次，我正处于一个非常好的时代。从80 年代到现在，医学技术不断进步，我们的治疗手段日新月异。最初，治疗淋巴瘤只是靠化疗，现在有了靶向药物、免疫疗法，甚至是更有效的并发症处理方法。这些进步让我看到我们的疗效不断提高，能够治愈更多的病人。对我们医生来说，最大的成就感就是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恢复健康，看到他们重新过上正常、健康的生活。
所以，我感到非常幸运，非常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