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末的一天，广州梅花村30号，中共华南分局会议室里，一场紧急会议正在召开，到会的都是华南分局主要的军政领导。
主持这场会议的是时任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
从会议氛围来看，参会的军队领导情绪都比较激动，有的人很生气，有的人直接骂了起来，有人说把供给通道给他封死，看他们吃什么喝什么？还有人说干脆直接调一个主力师过去，好好教训教训这帮洋鬼子！
此时，新中国成立已近三年，华南地区早已稳定，也未出现动乱情况，究竟是什么事情竟能让华南最高军事将领们如此愤怒？
这件事，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澳门“关闸事件”！
“关闸”是矗立在澳门与内陆交界海关处的一座牌坊式古建筑，始建于明万历二年，自古就被视为是澳门与内陆的分界线。
当时澳门尚未回归，新中国政府与葡萄牙政府也没有建交。解放战争末期，中央决定暂时保持香港、澳门的原有状态，作为我们与外界联系的重要窗口。因此，澳门与大陆的民间联系并没有中断，澳门日常的食品和淡水都是由大陆方面供应。
澳门与内陆之间的往来必须经过拱北海关，也必须通过这座关闸，澳葡当局与解放军分别在两侧部署部队，两边并没有直接交往，但也都有基本的默契，共同维护秩序。
澳葡当局所派出的边境部队，并不全都是葡萄牙人，而是以一些殖民地的雇佣兵为主。尽管如此，他们在心理上依然有一种高傲的心态，根本看不起身着朴素军装，手持旧式武器的解放军。
1952年7月25日6时许，澳门方面有一名哨兵因内急，突然跑到岗哨一侧小解。正在边界另一侧站岗的两名解放军战士正巧看到了这滑稽的一幕，忍不住笑了两声。
这名哨兵听到了笑声，认为解放军是有意在嘲笑他，顿时火冒三丈，随即朝解放军大声叫骂。由于语言不通，解放军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知道这个哨兵生气了，并未理会。
哨兵见解放军对自己不理不睬，有些怒不可遏，随后他竟然又叫来两名哨兵合力将设置在关闸之下的木制路障“木马”向我方挪动。
这“木马”是边界的标志，非常重要，谁都无权挪动。解放军随即上前阻止，并要求对方将木马拉回原位，双方谁也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但是情绪越来越激动，最后吵了起来。
争吵之中，那名哨兵突然端起步枪用刺刀将我方士兵赵学登的左手手臂以及中指刺伤。随后双方扭打起来，对方见打不过，立即转身去叫人还把机枪拉了出来。
解放军哨所一边发现情况之后，大队人马随即也冲了出来，两边随即开始全副武装地对峙起来。澳门那边以为架起机关枪，就能吓退中国守军，可咱们这边都是身经百战的解放军，这点阵仗根本就不放在眼里。你抬机枪，我扔手榴弹，看看谁怕谁。
对方见解放军根本不把自己的机枪放在眼里，更加恼怒，竟突然向我方开枪。解放军随即开始还击，双方展开激烈枪战。
这些澳方雇佣兵的装备虽然先进一些，可根本就没打过仗，哪里是解放军的对手。如果不是有规定不能越界，解放军早就一个冲锋打过去，把他们一锅烩了。
一番枪战过后，双方互有伤亡，但是对方那边比我们严重的多，他们见打不过，于是紧急呼叫支援，不仅调来了大部队，还拉来了好几门炮。
双方刚一交火的时候，咱们的后方部队就接到了报告，立即派出大部队赶往前线，并在对方援军抵达之前赶到。后来双方甚至还进行了炮战，但双方都没有越过边界。炮战造成我方边境上的十几间民房受损，部分平民受伤，对方雇佣军部队的伤亡更重。
一番交战之后，双方指挥官相继下令停火，保持了相当的克制。此事震惊了澳葡当局，澳门总督史博泰意识到事情非常严重，一旦事态升级，麻烦就大了。澳门，弹丸之地，正规军和雇佣兵加起来也就1500人，怎么可能是解放军的对手。再说葡萄牙也不是什么大国，也不可能派出多大规模的部队支援。
于是，史博泰一面命令边境部队高度戒备，另一面委托澳门经济局局长罗保设法与中方取得联系，希望尽量平息此事。
罗保本想直接联系中共在澳门的代表柯正平，不巧的是柯正平当天去了广州，于是他又找到了澳门商会的马万祺，委托他与中方联系沟通。
马万祺知道事关重大，于是立即联系了中共华南局统战部代部长饶彰风，告知他澳葡当局希望通过谈判平息此事，请他代为向上级转达。
叶剑英了解到具体情况之后陷入了沉思，虽然只是一次边境冲突，但如果处理不好，极有可能酿成大患。如何妥善处理此事，叶剑英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事情发生在1952年7月末，新中国成立不到三年，朝鲜战争尚未结束，国家还处于战争状态，后方还要全力支援前线。
由于新中国遭到了美帝国主义的严密封锁，香港和澳门成为大陆最后两个与外界保持交往的窗口。
叶剑英主持华南工作，在爱国华侨的鼎力协助之下，从港澳窗口采购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药品以及各种急需的物资。可以说，此时的澳门是支援朝鲜战场最重要的两个外部渠道之一。并且澳葡当局已经基本默认了中共在澳门可以公开活动，对于两地之间的经贸往来也未有过多干涉，这条途径非常重要。
中央曾一再叮嘱华南局，务必保障通过港澳两地与外界来往的稳定和通畅。因此，凡是有关港澳的事务，叶剑英都会亲自过问处理，力保局面稳定。
如果仅仅是低调处理，事情倒也简单，息事宁人便可，但当时的情况恰恰又不允许他这么做。
当时，南方很多老百姓得知“关闸事件”后，都非常气愤，纷纷表示不能就这么善罢甘休。
同时，华南地区的部队里也有部分官兵对于保持香港、澳门原状有些不理解，所以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后，表现得异常愤怒。
在这件事情上，如果不能让葡萄牙人低头认错，赔礼道歉，部队官兵不答应，中央不答应，老百姓也不会答应。
所以说，处理这件事情，对外需要保持原有的关系；对内又要得民心，给一个公道。现在双方都在气头上，处理起来难度极大。
叶剑英整理了思路，随后立即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件事情。没过多久，毛主席的批示便发了过来：“大国从严，小国从宽”。
有了毛主席的指示，叶剑英心里就更有底了。于是，本文开头提到的，一场关于“关闸事件”的紧急会议，在深夜召开。
和叶剑英预料的一样，军队里的指挥人员们都非常愤怒，其中有几位将军当场表态：咱们把美国人都赶到三八线以南了，区区一个葡萄牙竟然如此猖狂，干脆调一个师过去，好好教训一下这帮洋鬼子……
叶剑英此时的任务就是说服大家，要冷静处理。他先是听了大家的意见，待大家情绪平复之后，便向他们仔细说明了处理此事的原则。
叶剑英告诉大家，新中国刚刚成立，西方列强还是想欺负我们。这次是葡萄牙人开枪在先，大家想要教训教训他们，这都可以理解。
不过，毛主席的指示还是从宽处理较好，毕竟在澳门还是我们的同胞为主，真的打起来，遭殃的还是咱们自己人。澳门对于国内建设以及朝鲜战场的重要性，大家也都清楚。再说，这件事的起因是由于对方个别士兵冲动引起的，并不是澳葡当局的本意。
听了叶剑英的分析，再加上毛主席的指示，在场的军政领导们也慢慢理解了处理此事的复杂性。
会议期间，饶彰风又向叶剑英汇报，马万祺再次来电转达澳葡当局的意思，他们希望双方能够派人接触，商议解决方案。叶剑英随即向大家通报了这个情况，并指出中葡两国尚未建交，政府间不宜直接接触，就派民间代表进行谈判。
谈判遵循三个原则，一、澳葡当局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公开道歉；三、赔偿我方损失。
次日，华南局派柯正平等三人与澳门方面委托的马万祺、何贤等三人在中山县白石村解放军指挥部进行谈判。由于澳葡当局只同意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恶性事件，但是拒绝道歉和赔偿，双方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何贤、马万祺都是爱国商人，与内陆联系密切，他们真心希望双方能尽快和好如初，也支持中方的条件。但无奈澳葡当局始终不肯答应道歉赔偿，他们一日来回奔波数次，谈判却处于僵持状态。
而且，就在双方谈判进行期间，澳门一方的守军竟然多次向我方发起攻击，我方立即予以猛烈还击，双方甚至还进行了炮战。我军战斗力强悍，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但对方也导致我方出现伤亡，尤其是有平民死亡以及财产严重损失。
这种情况让叶剑英感到无比棘手，我们提出的条件已经相当宽松了，但是澳葡当局还是不买账，就是不肯道歉认错。看来必须要用点强硬手段才行，但不过要把握好分寸，不能把局面搞僵。并且这件事情还要尽快解决，时间长了，英美肯定会趁机介入，拖得越久对我们越不利。8月2日，华南局下令停止对澳门的一切供应。
澳门是浅水港，大型货轮进不来，数十万居民日常所需的粮食、日用品还有淡水，绝大部分要靠大陆供给。
大陆方面的供应一断，澳门立即就陷入了慌乱之中。当时正值酷暑时节，粮食还好说，多少都有些储备，可淡水就麻烦了。
天气炎热，人每天都需要饮用大量的淡水，并且必须要洗澡冲凉。当时澳门用水大部分要靠搜集雨水储藏，当地的水井根本供不上数十万人的饮用。虽然当地有一条青州河，但也仅仅是在汛期能够提供低盐水，苦涩偏咸，难以长久维持。
事实上，在夏季，中山县要不断通过陆路向澳门供应淡水，澳门街头有很多挑担卖水的“水妹”。短短几天，澳门居民就难以忍受，没有足够的饮用水，粮食、蔬菜等物资也出现紧缺，闷热的天气让人们情绪更加烦躁，不断向澳葡当局施压。
澳葡当局感到如临大敌，突然意识到新中国政府真的不是国民党那样，根本不怕国际压力，也真的没有把葡萄牙当成什么强国来看待。如果自己再不降低姿态，不用解放军施压，澳葡当局自己就完了。
所以，史博泰立即命罗保再次委托代表去与中方谈判，表示愿意接受中方提出的一切条件，请求中方尽快恢复供应。
最终，澳葡当局派遣罗保为代表，带着“道歉信”来到我方区域内进行正式致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葡方军队立即撤回原有区域，并向中方做出赔偿。
“关闸事件”最终得以和平解决。中央得到汇报之后，对叶剑英的处理予以了表扬，周总理还盛赞叶帅：有大局观。
历史学家对这一事件的评价也非常高，通过这件事情，不但让澳葡当局认识到了新中国维护主权和地区稳定的决心，同时还加强了与澳门同胞之间的联络。何贤、马万祺等为代表的澳门各界，也积极为两地之间的合作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一切，都为后来我们顺利收复澳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回首历史，我们不禁为叶帅当时的大局观和高瞻远瞩而感慨，若当时真的以武力解决危机，不知会为后来埋下多少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