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顺
吕风光
数字时代劳动力市场的风险维度
作者 | 张顺、吕风光
作者单位 |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学系、 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
原文 |
拙作《数字时代的就业风险分配：制度主义的视角》一文有幸发表在今年《社会学研究》第五期，这篇论文从写作到发表，一年多时间，应该是相当顺利，但思考的时间是相当漫长的，写作与修改充满挑战，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心路历程。
这篇文章的问题意识源于长期从事社会分层流动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及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趋势的关注，更得益于运用跨学科的风险知识思考社会学关心的社会变迁问题。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我国社会分层机制变迁发生深刻变革的过程，资源配置主要围绕收入、社会保障等物质性资源的分配机制与政策，国内外社会学学界在开展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理论导向实证研究方法，对我国渐进式改革社会变迁中的经济资源分配机制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讨论，相继出现市场转型轮、权力维续论、“另一只看不见手”等理论观点，这场学术争论精彩纷呈，全方位深入揭示了我国社会变迁中的资源分配机制及其变迁过程。然而，近十年特别是新冠疫情以来，社会风险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社会经济高歌猛进之时，风险也悄然而至，甚至让人类社会“措手不及”，这种风险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外源性自然风险，而是人类社会自己制造的，充分显示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前瞻性。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新冠疫情在很大程度上对实体经济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但却激发了数字经济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升级到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极大替代人类脑力劳动，具有很强的劳动力替代效应，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刻影响，失业与职业流动等波动性、风险性特征增强。一个重要问题出现在我的脑海，即如何从社会学理论角度认识劳动力市场的新特征？李友梅教授的一篇关于风险分配的论文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认为风险分配逻辑独立于资源分配逻辑。生活经验也告诉我们，人们就业的时候也是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进行收入与风险的权衡，就业市场并非像经济学所说的高风险高收入，而是收入与风险存在多种组合，既有高收入高风险的工作，也有高收入低风险的工作，就业风险分配应该是刻画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重要维度。
就业风险问题何以在数字时代凸显？我们认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其一，数字时代恰好是人类社会从经济短缺进入相对过剩，经济需求下降加剧了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与失业可能；其二，数字经济不但有就业替代，更有巨大的就业创造效应，职业流动与收入变动加速；其三，数字时代的互联网技术强化了市场的连通性，市场竞争半径大幅扩张，企业竞争压力加剧，劳动成本降低意愿加强，加大了劳动就业的潜在变动。基于这些原因，数字时代的劳动力市场风险性快速凸显。
那么，如何建构一个就业风险分配的理论框架？上述思考呈现出就业风险分析的两种理论逻辑：制度主义逻辑与技术经济逻辑，前者源于对中国渐进式社会分层机制变迁的学术讨论，后者源于技术创新的经济逻辑。后者推动就业风险的整体性变化，前者则决定了就业风险的群体分化。至此，一个完整的就业风险分析理论框架呈现出来。
从社会学视角界定并测量就业风险是一个关键问题。管理学家奈特区分了风险与不确定性，认为风险是可以用概率分布衡量的事件。微观经济学的风险决策理论也用概率衡量风险，在经济管理的实证研究中，大多用变量的方差或事件的频率衡量事件未来的风险。但在社会学家的视野里，从贝克到卢曼，都认为风险是不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基于此本文将就业风险界定为就业不利事件的概率，具体分为收入下降和失业事件的概率，即就业风险包括收入风险与失业风险。但收入变动与就业状况变化相对稀少而缓慢，难以用其发生的频率来衡量其未来风险。我们在思维上采用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利用与劳动者最相似的样本，计算收入低于受访者的频率和失业发生的频率，以此衡量受访者面临的潜在就业风险。同时，我们采用多种测算方法筛选相似样本，且使用了多个相似样本数量标准，比较计算结果的稳健性，得到了比较满意的分析结果。
这篇文章的完善离不开匿名评审人的建议，评审意见从论证逻辑、稳健性检验、论文规范性、语言表述等诸多方面，细致而中肯，极富建设性，让我们再次感受到回复顶级期刊的匿审意见，就像武林高手的巅峰对决，又似象棋大师的隔空对弈，让我们受益匪浅，感谢评审专家的帮助与指点！这篇文章虽告一段落，但新时代中国的快速发展不断给社会学人提出新的问题，从社会学角度理解中国崛起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我国社会发展提供社会学的贡献，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