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届会议（COP29），2024年11月11–22日将在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举行，10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计划出席此次会议。COP29的首要目标就是，富裕国家资助贫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为此，各方寻求成立气候行动基金，努力筹集数万亿美元的资金，由化石燃料的生产国和企业自愿捐款。
然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许多领导人将缺席这一重要场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美国总统拜登、巴西总统卢拉、日本首相石破茂，都取消了参会计划。德国总理舒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也表示不参加。墨西哥和中国，没有被列入联合国气候大会领导人发言议程。无论是由于本国的政治发展，亦或是个人原因导致其缺席，这些信号都表明，COP29谈判恐怕无法达成新的气候行动协议，难以获得更多金融资源，发达国家在兑现气候承诺方面犹豫不决。
欧美国家明显淡化了“摆脱化石燃料”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当下更重要的是，确保能源安全、稳定价格和降低通胀。美国大选后，特朗普获胜，预计将增加石油产量来降低美国的电力成本。韩国官员在考虑，需要增加购买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德国联合政府伙伴的最新变化又表明，经济转型与减排关键措施的这些问题，决策起来十分棘手，政治分歧严重。
全球投资者，则对ESG监管要求越来越不满，为了追求高收益，宁可放弃绿色承诺。英国石油巨头（BP）已宣布计划放弃对化石燃料生产的限制，新战略重点投资中东和墨西哥湾的石油天然气。壳牌公司早些时候已表示，可能放慢减排步伐，最新的能源转型战略中降低了目标。
摆脱化石燃料，实属难事。各种干扰和阻碍之下，现在看来势头愈发不足。COP29气候融资的预期，今年很有可能落空。
局部军事冲突，烈度增强，制造了最多的碳排放。各方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军队撤离等谈判难以形成协议。军事活动，正在消耗大量资源，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损害负有更大责任。欧美发达国家，军费开支持续增加，同时，国内经济增长减缓，无法很快落实气候资金承诺。
由于俄乌战争、红海武装冲突等紧张局势，航班绕飞、商船绕行，加剧了减碳的难度。很多航线被迫改道，由此增加了陆地和海上的温室气体排放。航空减排，任重道远。尤其是，减少使用传统航空燃油。各国的运输成本已经大幅上升，保持生存优先于其它事项。气候行动失去热情，可能无法避免。
人工智能应用爆炸式增长，电力需求快速扩张。芯片制造、云数据中心建设、加密货币挖矿，这一切大量消耗水电。短期内，“应对电力短缺”比“用什么发电”更迫切，大多数国家无法及时完成清洁能源的全面转型。
今年可能成为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干旱、暴雨和台风等极端天气越来越严重，传染病蔓延、粮食减产，其中大部分与气候变化有关。在巨大的危险尚未到来之时，我们需要真正理解，经济社会发展与气候问题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而这，不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也不只是政治角色。城市韧性面对气候变化的“不间断”大考，气候议程与社会福利分配、与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